跌蕩一百年連載六(4)

此刻，站在歷史的高地上，我們不妨一起回望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的跌蕩一百年。 

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里，苦難讓我們有機會凝神思索，學到不少東西。它使中國人得以細細體察所歷之事，對千年歷史進行更嚴苛的觀察，若非受辱，我們對之也許根本不會留心，還沉浸在驕傲的大國幻境之中。

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有一個詞匯覆蓋了所有的主題，它成為無數熱血國人的畢生理想，這就是“強國”?！皬妵钡募逼?，讓這個國家變得無比的焦慮，有時候甚至顯得迫不及待，在一條道路還沒有完全考察清楚的時候，便不惜鋌而走險。在很多敏感關鍵的時刻，漸進式的思想往往被視為“反動”，顛覆式革命，甚至流血暴力，成為全民性的選擇。百年春秋，鬧劇、悲劇與喜劇交織上演。

在這個被“強國夢”激勵著的一百年里，中國的復興開始于一個幽暗而絕望的夢醒時刻。商業的演進一直是國家進步和民族雪恥的重要方向，正是在這一進程中，新興的企業家階層崛起為一支獨立的力量。而他們的曲折命運又與這個國家的政治變革和全民抉擇糾纏在一起，它們時而合一，時而決裂，卻在絕大多數時間里處在不和諧的狀態中。百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問題，歸根到底可以總結為三個利益關系的調整：一是政府利益與公眾利益的調整，二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利益的調整，三是富裕公眾與貧窮公眾的利益調整。作為富裕公眾的代表階層，企業家集團在與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知識分子和貧窮公眾的關系相處上，一直沒有達成原則性和建設性的共識，這也成為中國商業進步總是被各種事件打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自1935年（孔祥熙利用全球經濟危機突襲中國民營銀行業）之后，信奉自由經濟的企業家階層就在中國逐漸煙散了，與之伴隨的是中產階級的日漸式弱與瓦解。中國民族性中對威權—特別是中央集權的渴望以及領袖崇拜，在后來的歲月中愈演愈烈，最終釀成了一場不堪回首的浩劫。

到1976年，中國是一個封閉自守、與世界經濟體系基本“絕緣”、高度集中而沒有活力的經濟體。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場偉大的經濟變革即將拉開帷幕。

這將是一場沒有“藍圖”的變革。幾乎所有的民眾都清晰或模糊地意識到，那種意識形態化的國家治理模式已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必須把振興經濟當做新的、最主要的國家任務?？墒?，到底該走一條怎樣的振興之路？僵化而低效的計劃經濟體制將以怎樣的方式被打破，而新的經濟體制又將呈現何種陌生的面貌？國營企業集團的改革出路何在，那些已經被壓抑和消滅了多年的民間商業細胞將如何復活？發展的資金從何處來，一直被視為“洪水猛獸”的國際資本將扮演怎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政府的邊界在哪里，理性的局限將如何克服？

對這些問題的一一解答，構成了日后中國經濟成長的種種景象。沒有一個困惑的化解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甚至一直到我寫作此書的時候，改革還遠遠沒有完成。

德國有諺語曰：“只發生一次的事情等于沒有發生?！敝袊虡I史的問題正好相反，事情總是在間隔一段時間后一再地重復發生，而人們卻視而不見。百年以來，歷史的內在邏輯并沒有被改朝換代所打斷，從李鴻章和盛宣懷，到宋子文和孔祥熙，再到后來的國家治理者，那么多情節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電視劇般一再上演，不同的導演，不同的演員，百年不變的劇本，那劇本里的臺詞竟像基因里的遺傳信息一樣在一代一代人身上復制和輪回。

如果我們再放眼得遙遠一點，在過去2 000年里，中國是世界上僅有的長期維持中央集權體制的大國。對威權的迷戀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歷史性課題。全球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對權力的貪欲確實是人類的最大敵人，如果沒有制度性的約束，世上似乎沒有一個民族、一種政權可以自覺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經濟上的毀滅。尋租理論的奠定者之一戈登·圖洛克在《特權和尋租的經濟學》中曾論述說：“在現代國家中，行業創造的特權導致的總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們追溯歷史，會發現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政府都擁有龐大的特權行業，這也是那時進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敝袊慕F代工業化之路，似乎是這段論述的最生動的注腳。

荒謬只有在人們不同意它的時候才有意義，人類正因善于反思而得以存在。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任何一段經歷，都是那個時期的國民的共同抉擇，歷史是我們親手剪裁的一件衣服，一旦穿上，就再也脫不下來。正如挪威戲劇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說的，“每個人對于他所屬于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很多人似乎不認同這樣的史觀，他們常常用“被欺騙”、“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來輕易地原諒當時的錯誤。而這正是國民性格中的劣根性之一。一代人的錯誤至少應該有三代人來共同承受，如果沒有這樣的勇氣和決心，我們也許將永遠不可能進步。

1977年11月，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外出視察，他選擇的第一站是廣東。

當時，在東南沿海地區，不但出現了像石獅那樣的地下集貿市場，還發生了難以遏制的“外逃潮”。在廣東省，毗鄰香港的寶安縣每年都有數千農民冒險偷渡到對岸。偷渡者以氣枕作船，用乒乓球拍作槳，有的甚至抱著一只籃球就跳進伶仃洋，許多人被海浪所吞沒。農民外逃的理由很簡單：一岸之隔，貧富懸殊實在太扎眼，寶安縣一個農民的日收入為0.7~1.3元，而香港農民的日收入為60~70港元。這邊有一個羅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香港新界那邊也有個羅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萬港元。1977年，寶安縣共堵截收容外逃人員4.6萬人，這股外逃潮甚至一直延續到1979年夏秋。①

就在鄧小平前去視察的時候，大規模集體逃港事件正愈演愈烈，邊防部隊已是防不勝防。它被視為惡性政治事件，廣東省領導在匯報工作時，自然不能避而不談。沒想到，鄧小平在聽了匯報后，突然插話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边@樣的回答，讓在場的干部驚詫不已。鄧小平進而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你們的問題相當集中，看來中心的問題還是政策問題……看起來現在以揭批‘四人幫’為綱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轉，要結束，要轉到經濟建設上來，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再不能提‘以階級斗爭為綱’了?！?/P>

離開廣州后，鄧小平視察四川，在那里又提起在廣東的所見所聞：“我在廣東聽說，養三只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只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我看荒唐得很！可見我們的農村政策要變，要改革?！?/P>

誰都聽得出那聲音里的急迫。如晚清重臣李鴻章在1880年所驚呼的那樣，“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百年跌蕩，風雨如晦。此時的中國，又到了改弦更張的變局時刻。

（連載完）

相關資料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附詳細目錄:

第四部1938－1948：抗戰與掙扎

1938年：怪亂的“孤島”... 3

【企業史人物】江村經濟

1941年：大后方... 21

【企業史人物】李氏難題

1944年：此消彼長的中國... 37

【企業史人物】定縣實驗

1945年：接收之亂... 57

【企業史人物】

1948年：最后的“打虎”... 83

第五部  1949－1958：沸騰的開局

1949年：兩陳馴滬... 101

【企業史人物】相紙之父

1950年：改造的浪潮... 121

【企業史人物】英東“走私”

1953年：“156工程”... 145

【企業史人物】工廠798

1956年：“絕種”... 167

1958年：趕英超美. 185

第六部  1959－1977：以“革命”的名義

1959年：最苦難的三年. 207

【企業史人物】單干專家

1964年：秘密的三線. 229

1966年：造反與浩劫. 245

1972年：最后的冰期. 265

1976年：轉折的前夜. 281

【致謝】.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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