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蕩一百年連載六(3)

到1976年底，私營經濟在我國已經絕跡，個體經濟也微乎其微，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者只剩下19萬人，僅為“文革”爆發時的12.2%，銳減了87.8%，其中個體工業減少了88.9%，個體建筑業減少了60%，個體運輸業減少了88.9%，個體商業、飲食業和服務業減少了75%，其他個體經營者減少98.4%。在上海，全市的日用工業品集體商業網點只有1 283個，個體商販僅剩3 085人，百業蕭條，已到絕境。 

在民生方面，片面強調重工業優先的產業發展戰略，讓物資短缺的問題始終無法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人們的日常生活被各種各樣的票據所困擾，而收入則常年沒有增加，從1958年到1977年，20年間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人均增長不到4元，農民則不到2.6元。在當時，一個工廠學徒的月工資為18元，而最具資歷的“八級”老工人的最高月工資為108元，這已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了。1976年，一個北京市的工人，每月可配到半斤油票，另外可憑副食品供應證購買半斤雞蛋、一斤半豬肉、半斤豆腐、二兩粉條和一兩芝麻醬。

在物價上，出現了日用食品價格較為低廉及家用工業品無比昂貴的反差。1976年，1塊錢可以買12~13個雞蛋，一碗素面8分錢，肉面1毛4分錢，一個成年人每月的糧食定量標準為30斤，一斤大米的價格不到3毛錢，一斤菜子油不到6毛錢，肉是憑票供應，分為四等，最肥的一級肉8毛多一斤，最瘦的四級肉為4毛多一斤。相比，工業品的價格就要貴很多，一輛鳳凰牌自行車售價156元，一臺蝴蝶牌縫紉機售價187元，一塊上海牌手表售價120元。人們為了得到上述這“三大件”，不得不拼命地縮衣節食。工業品的價格之所以那么昂貴，除了供不應求的因素外，還是快速回籠貨幣、防止產生通貨膨脹的“辦法”之一。

城市居民的住房條件長期得不到改善，三代人甚至四代人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一份對全國192個大城市的調查報告表明，城市住房面積在1949年為每人平均4.5平方米，到1978年則下降到3.6平方米。從1976年起，北京、沈陽等城市的居民開始大著膽子，違規“蓋小房”。作家王蒙描述說：“大伙紛紛將（公家的）建筑材料化為己有。開頭，這種‘偷’雖然明目張膽，還是有某些節制某些分寸的：有的人盡量挑一些半截磚，爛木板，各種下腳料，就是說將工地淘汰下來的東西往自家搬。漸漸地，有人肆無忌憚地拆開工地上的各種保護阻攔，拿起最好的建筑材料就往家里走。當這樣的大膽者受到工地上的人的勸阻，告訴他們拿公家的東西去干私活未免不妥的時候，他們回答說：‘什么叫公家的？我就是公家的！我就是國家的！連命都是屬于公家的！’他大聲疾呼，公然宣告，振振有詞，理直氣壯，氣沖云霄！”①

在農村，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的人民公社被證明是一個“虛假的天堂”，有很多民間諺語諷刺這一制度的低效和不公正。一則流傳于安徽一帶的順口溜這樣描述農民上工的情景：“頭遍哨子不買賬，二遍哨子伸頭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頭忘帶鋤，再去回家逛一逛?！钡?977年，中國人均糧食產量是318公斤，僅比建國初期的1952年多了30公斤。

以安徽鳳陽縣為例，這個出過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以鳳陽花鼓聞名的魚米之鄉從1953年到1978年的26年間，糧食實際征購量11.97億斤，同期農村回銷、城鎮供應15.68億斤，也就是說，購銷相抵后，鳳陽農民不僅對國家沒有貢獻一粒糧食，反而吃進了3.71億斤。每年到了春荒，鳳陽縣的一些生產隊由隊長帶領，拿著蓋上公章的介紹信，打起花鼓，唱著辛酸的歌謠，踏上乞討的道路。到了1978年冬季，正是在這里的小崗村，十多個被逼到絕路上的農民冒死簽下了著名的“包產到戶”合約。

在1976年的中國農村，有10萬家小工廠特別值得關注，它們都很像在前面章節中描述過的魯冠球式的工廠。如果有一雙“先見之眼”的話，我們將看到，在未來30年里，它們居然是啟動中國經濟的第一股力量。

這些由公社或生產大隊創辦的“社隊企業”主要從事的行業有：小水泥廠、小鋼鐵廠、小化肥廠和小機修廠。它們要么是為了建造房屋和興修農田水利，要么是為了修理拖拉機等農業機械。因為城里的國營工廠實在無法滿足農民的這些基本生活和勞動需求，所以，默許其存在，不過對之有嚴格的限制，它們只能在公社內部—最多在附近的地方進行生產和銷售，否則就算是投機倒把。

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這些社隊企業居然從來沒有消亡過，在1960年的時候，為了“大煉鋼鐵”，社隊企業的數量一度多達11.7萬個，到1963年就被砍剩下1.1萬個。從1966年起，它又開始復萌，1970年達到4.5萬個，到1976年為10.6萬個。

這些企業獨立于國家計劃體制之外，成為一股很奇特的經濟力量。在資產關系上，它們屬于公社或生產大隊集體所有，不過，它們的經營活動卻操控在某些“能人”手中，這些人甚至還是公社或大隊的領導。在1978年之后，隨著消費市場被激活，城里的國營企業受體制約束始終無法展開手腳，這些天生地養的社隊企業竟“意外”地成為活躍市場和沖擊計劃體制的主流力量。這就是中國崛起的“草根秘密”。

國家經濟要重振，還面臨一個投資來源的難題。自1949年以來，歷次重大的工業投資，分別靠的是蘇聯援助、“大躍進”式的舉國戰略以及“糧食剪刀差”所形成的資源聚集。而到1976年，這些辦法已全數失效。因為多年的鎖國政策，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額為零。

1973年的第二次設備引進計劃可以被看成它們再度登陸中國的試水之旅。當大型設備被引進后，隨之而來的是技術和管理方式的引進，繼而便是資本和商業理念的接踵而至。這將是一個曲折而富有戲劇性的進程，在后來的很多年里，外國資本享受到了超國民的待遇。

就這樣，我們可以從資本結構的角度，大致描述一下1978年之前的企業格局：國營企業占據了近乎百分之百的資本和市場份額，民營資本主要存在于鄉村，地位卑微而力量羸弱，國際資本已經拍響了進入的門環。自中國開始發展近代工業的第一天起，這三股力量就一直并行而進，角斗而融合，這場發展模式在1949年被中止，將近30年后，萬物輪回，游戲又開始了。

本書至此已近尾聲，接下來的中國企業史將呈現出一番截然不同的局面，我在《激蕩三十年》一書中將予以詳盡的描述。

• · 連載五：浮沉2 　|　 2009-12-04
• · 動物的準則 　|　 2009-12-04
• · 連載一：北大批判—中國高等教育有病 　|　 2009-12-02
• · 連載二：晉商之死 　|　 2009-11-30
• · 連載四：浮沉2 　|　 2009-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