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蕩一百年下卷連載四(2)

事實上，在1956年前后，已有不少人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思計劃經濟的運作規律。譬如孫冶方的堂兄、時任中財委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的薛暮橋也在1957年的春天撰寫了《經濟工作中的若干理論問題》一文，提出了困擾內心的四個問題：“第一，社會主義經濟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社會主義，是否可容許小商品經濟甚至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存在，并有一些發展，然后慢慢改造它們？第二，社會主義國家應當采用什么辦法來使消費品的生產能夠適合人民的多方面和多樣化的需要？第三，怎樣能夠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保持國民經濟各方面的平衡？第四，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國家的基本建設投資應當首先用于什么方面？”不過，當時的薛暮橋還不敢像顧準、孫冶方那樣的思考，他在晚年的回憶錄中說：“我國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我自己在內），是一直把價值規律同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聯系起來研究的，認為價值規律是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規律，在商品經濟消滅以后，價值規律也就不起作用了?！?nbsp;

只有顧準和孫冶方超出同時代的所有人，他們因此成為了異端，也正因此，在很多年后，他們被并稱為“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先驅”。

在《試論》一文中，顧準更是展現了讓人仰止的道德勇氣。他無比大膽地寫道：“可以知道，經過幾十年的歷史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已經形成一個體系。這個體系的全部細節，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沒有全部預見，也不可能全部預見的。為什么現在社會主義各國還存在著商品生產與貨幣經濟呢？應該從這個體系的內部關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P>

作為一個會計學專家，顧準在文章中一再挑戰經典理論。他寫道：“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馬克思、恩格斯再三指明過；社會主義是實行經濟核算的計劃經濟，馬克思、恩格斯從未指明過。相反，他們確切指明社會主義社會將沒有貨幣，產品將不轉化為價值?！彼J為，這是一些需要修正和演進的理念，“讓全社會成為一個大核算單位是不能的。全社會必須有一個統一的經濟計劃，具體的經濟核算單位則必須劃小，至少以每個生產企業為單位進行核算，巨大的生產企業，其具體核算單位還必須劃小”。他像先知一樣地對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統計劃經濟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戰，很多年后我們仍能感受到他思想的灼熱。

1956年，是很多人記憶中的“最后一個春天”。隨著“一五”計劃接近尾聲、公私合營的全面完成以及糧食危機緩解，新國家的建設蒸蒸日上，幾乎每月都有重要的工業項目勝利建成的喜訊。第一輛國產汽車下線了，第一架國產噴氣式殲擊機試飛成功了，鷹潭至廈門鐵路鋪軌工程全部完工，全國所有縣通了電報，95%以上的縣通了電話，大部分縣都建立了有線廣播站。

這年1月，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識分子經過幾年的改造，“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讓很多人大大松了一口氣。日后來看，這意味著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階層的消失。4月，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知識分子大鳴大放，廣議國政，輿論因此歡呼“春天來了”。

在農村，正在開展一場影響深遠的“合作化運動”。幾年前分到農民手中的土地又以合作社的方式被收歸為集體所有，它為幾年后的人民公社奏響了前曲。到年底，中國5億農民基本上都被納入100多萬個合作社之中，開始了集體化的生產和生活。剛剛當上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的社會學家費孝通描繪了他的家鄉成立合作社前后的情景：“在合作化高潮卷到這個村子里的時候，熱烈的場面真是動人。高級社成立前幾天，號召大家積肥獻禮，每只船都出動了，罱得滿船的河泥，把幾條河都擠住了。幾村的人都穿上節日的衣服，一隊隊向會場里集中。一路上放爆竹，生產積極性的奔放，使得每個人都感受到氣象更新……肥料加到地里，青青的水稻那樣得意地長起來，使農民心花怒放……農民們從田里回家誰都懷著興奮的心情，‘700斤’沒問題，接下去的口頭禪是‘一天三頓干飯，吃到社會主義’?！?/P>

一年多后，費孝通開始對合作社經濟模式產生了懷疑，并因此受到批判。20多年后，中共中央對這次合作化運動進行了反思，在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寫道：“在1955年夏季以后，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P>

經濟上的成就，也為社會環境的寬松創造了條件。春暖花開的時候，團中央和全國婦聯召開了一次研究婦女著裝問題座談會，提倡婦女打扮得漂亮一些，衣服穿得美一些?！吨袊嗄辍芬舶l表文章，號召：“姑娘們，穿起花衣服來吧?！眻蠹堧s志紛紛向大家推薦新的服裝樣式以及搭配方法，并諷刺不好意思穿花衣服的婦女。不久，上海、北京、天津相繼舉行了盛大的時裝展覽會，最新時裝里有傳統的旗袍，也有各種款式的花衣服?！度嗣癞媹蟆愤€以兩個整版介紹了新上市的皮鞋款式。但是，對于許多女孩子來說，穿花衣服的號召又引起了新的煩惱，因為市場上的花布種類太少，買到一塊中意的花布并不容易?！吨袊嗄辍冯s志呼吁：“印花布不是一件小事情。我國婦女兒童占總人口70%左右，除去一部分人可能不愿意穿花布外，最少有3億以上的人口要穿?；ú即┰?億人身上，如果花樣不好看，6億人看了都要不舒服?！?/P>

在城市商店里，日用消費品比前些年都要豐富一些，電子管收音機和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是最受歡迎的商品，它們被老百姓并稱為“四大件”。

1956年，創辦南洋煙草的簡玉階以87歲高齡去世。他在回憶文章《我的喜悅和安慰》中說：“看見洋商的紙煙在中國市場上被徹底打垮，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這個多年的愿望今天實現了?！?nbsp;

9月30日，老上海的商業名人劉鴻生也去世了。在臨終前的那個深夜，他在病床上用極低沉的聲音，對四子劉念智說了最后幾句話：“四兒，你從國外回來后，一直跟在我的身邊，你應該最了解我。我生平最擔心的有兩件事：一件是怕企業倒閉，另一件是怕子女墮落，在我死后搶家當?，F在這兩件事都由共產黨給我解決了，企業不會倒閉了，子女不會墮落了。我可以安心地離開你們了……”話畢，即陷入昏迷。

次日早上，69歲的劉鴻生斷氣時，劉念智正在參加“十一”國慶游行，他擔任了上海市工商聯的游行大隊大隊長，沒能守護在父親的身邊。8點鐘，他在游行隊伍中突然聽到廣播喊人：“劉念智，鴻老剛剛去世，你趕快回去吧！”

1957年1月，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一次會議上，榮毅仁當選副市長，這是榮宗敬兄弟自創業經商以來，第一位榮家子弟擔任政府公職。不久前，毛澤東與陳毅等人議論國內著名的資本家時說：“這榮家是我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在國際上稱得起財團的，我國恐怕也沒有幾家子?！睒s毅仁的“紅色資本家首戶”稱號由此得來。據回憶，在代表大會期間，已經升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親自南下為榮毅仁助選，陳毅對代表們說：“我匆匆趕回來，因為毛澤東給了我一個特殊任務，要我和上海的朋友商量一下，請投榮毅仁一票，把他選上副市長?！?/P>

就是在鼓勵大鳴大放的大氛圍中，圍繞如何對待私人資本、如何搞好合營企業的問題，發生了幾場大爭論。如果說，顧準和孫冶方代表了共產黨內知識分子的思考高度，那么，來自私人資本階層的人士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爭論最早起源于1957年1月的上海。

就在榮毅仁當選副市長的代表大會上，鴻興織造廠董事長、中國鐘表廠總經理、萃眾織造廠經理李康年遞交議案，建議政府發行“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發行額定為人民幣22億元（減除1956年、1957年兩年定息），于1958年1月開始發行，分18年兌現，每一季度兌現2 750萬元，每年11 000萬元，到1975年第四季度全部兌訖；在完成對資本家的“贖買”之后，全部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為國營，私方人員即變為公家職位。

5月17日，北京的《人民日報》刊登了這個“贖買20年建議”，供全社會討論。李康年還擬出了一些具體的執行方法，他建議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辟信托部，代民族資產階級保管股票，出席股東會、董事會，代收股息紅利定息，代辦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為捐獻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在發給資本家的22億元贖買金中留出1/10，作為對資方代理人、董監事與需要照顧的資產階級分子，給予一次酬勞或慰藉金，如再有余額，即撥交全國工商聯，作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李康年的建議，當即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在工商界內部，有人支持李康年的提案，認為此議保障了私人資本的長期權益，也有人反對，認為定息已經成了有名無實、有害無益的東西，再拖20年怎么受得了。云南省工商聯副秘書長聶敘倫就說，昆明有的飲食店業主半年只有七厘錢的定息，有的一戶每季只有四分錢的定息，因此有些人要求摘掉定息戶的“帽子”。北京市第二五金工業公司副經理于熙鐘說，中小戶青年工商業者看了李康年提出的延長定息20年的意見都很生氣，有的甚至說再提就咬他的耳朵。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畢鳴岐說，提出定息延長20年，工人階級反對是理所當然；民族資產階級中多數的人也不會接受，而我們民族資產階級的子女也不會答應。

而一些參與執政的人士則從意識形態的高度反對李康年提案。中國民主同盟黨員、時任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千家駒就認為，李氏的主張是“是消極性的表現，想一輩子吃剝削飯”，工商業者應該認識到，現行的贖買政策是國家對他們進行改造的一種安排，也在于使他們安心改造。李康年的錯誤在于“把贖買視為國家欠了資本家一筆債，非還不可；拿定息是理所當然的，是光榮的事。這種想法是不利于改造的。因為他們把剝削可恥的根本道理都忘記了”。

6月6日，李康年在《人民日報》再次發表四千字的長篇文章，對千家駒的觀點進行反駁，他說：“自從我的建議書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無理的謾罵，而得不到真理的幫助與批評?！睂τ凇跋氤詣兿黠堃惠呑印钡闹肛?，李康年說：“我今年60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80歲嗎？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同志認為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彼€認為千家駒把財產贖買與資本家改造等同起來，是混淆了政策，“因為和平改造方針有兩個內容，一，對物（生產資料）—贖買（利用、限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生產機構；二，對人（資本家）—教育（生活、思想、安排）—成為社會主義勞動人民。兩者之間雖互相關聯，而各有區別，他說贖買是對他們進行改造的一種安排，似覺不可理解”。最后，他還認為“贖買應從定息起付之日算起”，而不應該像千家駒所說的從1949年算起，因為“如果贖買確定為1949年開始，則８年以來所開新廠新店怎么辦呢？其問題有工人階級勞動所得而由政府鼓勵他們創辦的，又將怎么辦呢 ”？

就在李康年的“贖買20年建議”引起眾多爭辯時，5月15日至6月8日，統戰部邀集全國民主黨派以及工商聯負責人在北京召開一個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工商界人士紛紛談及公私合營企業在管理上的種種弊病，并對現行政策提出了批評性意見。當時的《人民日報》對此進行了多次詳盡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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