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

經濟觀察報：拍攝之前你研究了很多關于上海的東西？

賈樟柯：對，所以我不同意你說這是一個命題作文。確實如果沒有世博，我沒有機會找到錢拍這部電影，但我對上海的感情早在1995年就開始了。當時我還在想如果有一天能當導演的話我想拍一個1927年上海的故事。于是從大革命開始著手研究上海，漸漸就對上海非常感興趣，但電影本身直到目前來說，時機不合適。2000年《站臺》之后，我找到了投資，演員找了比諾什，她也同意了。但因為涉及國際共產的問題，外加我還沒有解禁，就一直擱置了。但所有的研究沒有停下來，上影的任總（任仲倫）和我是朋友，他知道我對上海的準備非常足，這次世博其實是個契機。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擱置本來的商業片計劃？

賈樟柯：那個我已經拖了四年，中間我拍了 《24城記》和 《海上傳奇》。因為在這期間有一些公共事件發生了，比如一個國營工廠突然要拆掉了，要蓋起一個新的樓盤。事實上它給了我一個機會拍中國的發展模式，如果我不去拍它，這個事情我只能通過虛構來完成。

《海上傳奇》也是。如果不去抓住他，我就沒有機會拍這些老人，因為他們老了，我們得抓緊時間把他們的記憶留住。他們個人的經驗是在我們文化里存留最少的一部分，這些人，不能變成抽象的名字，他是一個存在過的生活。通過這個電影后人會知道，楊杏佛的兒子就長這樣。我們現在采用的是一個最常規的紀錄方法，但實際上他是最稀有的。

經濟觀察報：你為什么這么在乎公共記憶？

賈樟柯：因為今天我們的公共記憶達成的共識不夠，關于1949年的離散，包括文革?，F在的環境并不鼓勵人們去演說，來自大陸的反思太少了，但事實上，這些情況在臺灣會有一個公共講述，內地近乎為零。這個情況下，紀錄片非常重要，用虛構去面對，我個人覺得不是很可行的一個文化態度，尋找真實的經歷者，使這個經歷的證人被人們發現讓人們知道歷史真的存在過，這個證言很重要。1949年政權的轉變，已經被一種話語固定了——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它變成一種非常單一的聲音。但是個人真正的境遇被淹沒了。既然當事人還在，最迫切的就是把他們記下來。

就好像文革，我見過一個小朋友，他翻一本文革的畫冊，不時發出驚嘆，太好玩了。那些記憶，他可能從中學歷史中學過，但他不知道人的代價是什么。這個公共記憶等于沒有形成，或者是要么不知道，要么不感興趣，要么接觸非常有限的材料。這是很糟糕的事情，應該電影，文學、電視廣播、社會學者、豐富的出版物一起來尋求公共記憶，是非常重要的。

經濟觀察報：但是你的電影普通觀眾看得很少，能影響的人并不多。

賈樟柯：其實我覺得，你們新聞工作者也是一個文化工作者。但你能影響的人非常少，即使是經濟觀察報。所以，一些文化在什么層面上影響人，就是影響少數人，一些關鍵性的人。當然，我知道，這個話擺在桌面上說，會千夫所指的。一個文化的改變，輻射到的人群是非常有限的。我相信，《黃土地》對中國文化的改變非常的大，但這個文化操作，就發生在少數人里，說起來是很殘酷的。

今天是一個反精英的時代，但每個社會都存在精英，他們在操縱著少數人。即使是在美國，也是有各種專家，提供給公共媒體，當然他們能影響到的人更多，它需要時代的變革。所以我做工作從來不考慮多少人看到，只要存在，就有足夠的價值。所有的長途司機都看《海上傳奇》，所有的廚師和服務員都看，這是苛求。當然他們中間不妨也有人在看，但事實上，雖然這個電影全在講他們，但即使這個群體不看，也不妨礙它的價值。

比如拍《24城記》的時候，我拍這個群體，并不是要這個群體捧我的場。是不是被他們看見我不知道，重要的是你是這個公共發言里邊的一部分，有多少人接受到這個信息。聲音的強度不會因人的多寡而變得有沒有價值。

經濟觀察報：我現在覺得你公共知識分子的這一面更突出。

賈樟柯：一個導演必然是一個知識分子，導演在全世界都是一個知識分子角色。當然不排除有些人是很媚俗的，因為那樣一種態度，大眾會歡迎，他們認為你和他們一樣是反精英的。

這個社會現在是偽善的，因為整個社會運作依賴于精英人士，但是又拼命罵他們。當然過去精英的脾氣和做派是有很討厭的部分，他是需要改善的。但是不能把知識否定化。

經濟觀察報：電影的角色呢，是體現導演的想法的知識產品還是做純粹的娛樂？

賈樟柯：我們過去都在拼命維護電影俗的權利。曾經電影一直被控制在精英手中。當時真正有見識的專業人士，大家都在呼吁它俗的部分，總的來說，電影是一個大眾文化?，F在很多人說嚴肅的文藝電影不好，其實又走向另一個極端。

我個人維護嚴肅的文藝電影不等于站在娛樂的對立面。人的精神層面是多層次的，我看過四五部商業片我就膩歪了，獲得的愉悅遠遠沒有看費里尼或安東尼奧尼那么舒服。但是你讓我看一個月他們，我也受不了，我也想看一些讓人哈哈一笑的電影。

我們不能踩著一個文化說另一個文化高尚，要么是商業電影有原罪，要么文藝片就不該存在。

經濟觀察報：前一陣你在媒體上發表文章里面談到了許多第六代導演，是想替第六代導演站出來說話嗎。

賈樟柯：客觀地來說，他們的電影是特別好看的電影。我反對把我歸類于任何一個群體，你看看王小帥，婁燁的作品，是這幾年中國最好的電影。為什么不承認？不然，你說還有什么作品藝術價值上比他們的作品優秀呢。以藝術的標準判斷，如果我們只用這一個標準，他們就是最好的。并不是因為我們是同齡人，面對同樣的困難。

經濟觀察報：以后還是堅持藝術片＋電影節的商業模式嗎？

賈樟柯：即使我拍通俗的，我也要去電影節。它是一個人類交換電影信息最便捷的方法，事實上，評獎只是其中的一個項目，電影節真正的工作就是介紹電影給全世界。它背后是一個巨大高效率的媒體平臺，全世界的影評人都在那。

除此之外，電影節還是一個被選擇的過程，必須有一定藝術水平。它不是我宣布我不在乎電影節，事實上是有時候你甚至進入不了那個視野。我一直鼓勵大家要去電影節，商業片跟電影節不是對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