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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紹祖:舉國體制不會變

      
    作者:朱沖
    發布日期:2008-10-23

    經濟觀察報 記者 朱沖 早在奧運會舉辦前,就有很多人在討論北京奧運會取得巨大成功后,中國體育的舉國體制是否會改變。外國媒體甚至預測中國政府將在北京奧運會后對體育體制實行市場化改革,逐步取消國家撥款,把更多的資金用于醫療、衛生、養老等方面以應對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現狀。

    北京奧運會后,這種猜測變成了需要實際討論的問題。舉國體制到底會不會改變?本報就此專訪了在1988-1998年間執掌中國體育十一年之久的前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

    經濟觀察報:北京奧運會獲得了預料中的巨大成功,這一點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同。但也有一些批評,比如奧林匹克中心區在奧運期間就一直對外封閉,無票觀眾一律不得進入。這是否沖淡了奧運會原本重在參與的歡樂的氣氛?

    伍紹祖:這是為了安保。其實國外也是這樣,甚至有些國家更嚴格。這種情況從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發生“黑九月”事件后就變得非常嚴格了。奧運村、比賽場館等場所無相關證件一律進不去。我覺得這是技術問題,無非誰松點誰緊點的問題。我們也許緊一點兒,但效果是奧運會期間沒有發生一起恐怖事件,做到了平安奧運。這在如今恐怖主義猖獗的國際形勢下并不容易做到。從運動成績來說,打破了40多項世界紀錄、100多項奧運會紀錄,是有史以來成績最好的一屆奧運會。

    我們舉辦奧運會本身就是一種開放的表現,一開始外國反對中國舉辦奧運會,認為中國是集權國家,但那么多外國人來到中國實際的看一看,讓世界更了解了中國,也讓中國更了解世界,是進一步的對外開放。通過舉辦奧運會,我們加快了城市建設,興建了一批世界級的場館、街道、機場。巴塞羅那通過舉辦奧運會說把城市建設提前了30年至50年,北京舉辦奧運會據說也加快了5至10年。組織如此龐大的賽事,我們培養了一大批人才,比如好幾千名組委會的工作人員、數以百萬計的奧運志愿者等等,還學習、推廣了很多科學方法,制定完善規章制度,比如安保措施、交通管理、環境保護等。這些都和對外開放有關。

    當然,也有一些東西值得我們反思和總結。比如當初火炬傳遞是否有必要搞那么長,還有現在正在討論的車輛管理問題。是每周限行好,還是每月限行好,或是提高油價、提高停車費等方法好,都需要繼續實踐。

    經濟觀察報:中國代表團獲得了金牌榜第一,您如何看待這個成績?

    伍紹祖:成績很令人鼓舞,但也要有清醒的頭腦恰當分析自己的成績。問題在于:一、人均金牌很少。51塊到底多還是少?美國每億人有12塊金牌,中國每億人只有4塊。這就反映了中國體育的整體水平,要知道競技體育的基礎來源于群眾體育;二、主力項目、基本項目獲得的金牌更少。田徑、游泳是運動之本,但我們一共只獲得了一塊金牌;三、大球項目一塊金牌沒有。我們獲得的都是乒乓球、跳水、舉重等“邊緣”項目、小項目;四、群眾體育還有待發展。我在位的時候有個統計,全國體育人口(每周鍛煉三次,每次鍛煉半小時)帶著水分算為34%,據說現在是37%??墒菤W美國家這個比例達到了80%左右。運動真正成為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五、體育設施少。大家老說中國足球不好,可是大家平常能到哪里踢球呢?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體育體制問題。從改革的角度說,我們要把建立在原來計劃經濟基礎上的體育事業市場化。過去國家對體育事業包得過多,統得過死,但經費有限,只能為少數人服務。

    經濟觀察報:您講到體育體制問題。大家都在討論北京奧運會后中國體育的舉國體制是否會改變。

    伍紹祖:不會改變。但在不同的經濟形態下,舉國體制的實現形式會不同。計劃經濟時代是國家花錢辦體育事業,但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體育體制也需要改革、改善。未來中國應通過實現體育產業化來發展體育事業。

    足球雖然成績不好,這有它的原因,比如中國人的體力問題,中國人吃了三百年的“草”,外國人吃了三百年的“肉”;也有行業內的不正之風問題。但足球是率先實行市場化改革的,而且到目前來看效果不錯。以我在位時的數據為例,當時每年足球發展需要1億元資金,但國家撥款只有190萬。通過改革實行職業化,目前男足不僅自己養活了自己,還部分養活了女足。所以,德國“足球皇帝”貝肯鮑爾在訪問中國后表示,中國足球的路是走對了,現在惟一需要的是耐心。

    經濟觀察報:北京奧運會上出現了一些跡象,比如和其他運動員一直屬于國家培養不同的是,游泳冠軍劉子歌來自游泳俱樂部的培養,然后代表中國隊參賽;網球選手也是一種個人模式和國家模式的結合。奧運會后是否會加強這種市場化改革?

    伍紹祖:什么是舉國體制?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他們這種形式也屬于舉國體制,只是稍有不同而已。我在位時體育事業的發展資金就基本上是一半靠國家撥款,一半靠體育產業賺錢自己養活自己了。當時國家每年給體委2億元,后來漲到5億元,但我們花的錢到90年代末平均每年有10億元,其他的5億元就是從體育產業中來的。比如在體育彩票的收益中,60%用于群眾體育,40%用于競技體育。

    經濟觀察報:既然要實行體育產業化,那你如何看待類似射擊、舉重等毫無市場的運動項目?這些項目的發展前景如何?

    伍紹祖:也不能說這些項目毫無市場。在他們拿了冠軍之后,不是也有很多廣告代言、企業贊助嗎?

    經濟觀察報:美國、俄羅斯等外國代表團認為和中國代表團競爭不公平,因為他們的隊員是孤身作戰,而中國運動員是由國家撥款培養、統一集訓,他們相當于是以個人的力量對抗舉國的力量。

    伍紹祖:中國這種模式是從前蘇聯學習過來的。建國初期,中國的運動技術水平較低,國人又急需精神激勵,體育成為了增強民族自豪感的一種選擇,但參加國際比賽不能取得一定的成績是不行的,所以就得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在我國計劃經濟時代,國家級的體育隊伍都是由國家建立,運動隊是政府辦的,這在建國初期發揮了很大作用。但后來情況發生了變化,用于體育的國家資金是有限的,只能為少數人服務,隊員的積極性也調動不起來,無法挑選最好的隊員,而且運動員比較封閉,與社會隔絕。如今我們需要實行改革,比如首先體校要上文化課,解決運動員退役后的生活能力問題。但其實,現在世界各國也都在學習中國的舉國體制。比如美國籃球是世界上職業化程度最高、水平最高的吧,可在輸掉幾次世界大賽后,他們也在反思,也開始采取集訓制。

    經濟觀察報:中國體育這種自下而上的培養模式是否本身就和市場化相矛盾?比如姚明自小是上海徐家匯體校培養,然后進入上海市少體校、青年隊。上海當然不會允許自己培養的隊員為其他隊伍效力。這不像美國等國家實行的私人俱樂部培養模式,隊員可以自由流通。

    伍紹祖:現在中國也有轉會,足球、籃球等都有,只要你付錢就行。但為什么就一定要學習西方那種模式呢?剛說的興奮劑問題就是學習西方得來的。另外,一切被資本控制,一切向“錢”看就一定是好的方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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