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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樟柯:《二十四城記》的歷史和實驗(4)

      
    作者:劉溜
    發布日期:2008-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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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

    EO:“二十四城”是樓盤的名字,你直接用作電影名,這么不避嫌。

    賈樟柯:確實又有好多人誤解,說賈樟柯拍完《無用》拍《二十四城》,拍完服裝拍樓盤,有這種誤解我也挺高興的。我就是想,現在滿眼都是經濟,經濟生活變成國民的惟一生活,為什么彌漫在中國這么強的錢的氣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電影會很感性地用故事來解答這個問題。片子中當代廠花趙濤,爸爸媽媽都是廠里工人,她不想當工人,生存方法就是每兩個星期飛一次香港,給人帶貨,名牌包啊皮帶啊,是消費時代的一個形象。她跟家庭很疏遠,自己住在外面,但她有一次忘帶鑰匙,于是去她母親的工廠看她母親。這是她第一次到工廠,她看到母親在勞動,她從來不知道作為工人的母親是什么樣子,幾百個人在車間里,分不清誰是誰。當她艱難地從這些面孔中認出自己母親時,就跟母親有種和解。她最大愿望就是給父母買套房子。

    拍完我很開心做了一件事,就是解釋了為什么今天的中國人這么拼命掙錢,它是對過去長時間的集體生活、很有限的物質生活,反過來的一個加倍的補償。改革三十年還給了個人很多權利,很多自由,這是很大進步。

    EO:這是你第一次起用明星演員,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賈樟柯:我這次用明星,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她們跟其他工人一樣,有口述,口述是需要很強的臺詞能力的。

    另一方面,我覺得把這些璀璨的演員跟那些普通的工人糅合在一起,結構產生的含義才有趣,劇情和紀錄的融合感才強。觀眾一看這是呂麗萍啊,都能認出來。如果還像以前那樣找一些非職業演員演,又變成了總體的紀錄片,因為你分不清。

    EO:這也是你第一次去講述你自己未曾經歷的時代。

    賈樟柯:進入到工廠現場后,突然會覺得特別開闊,很多東西是自然發展過程,對歷史有新的態度。第一代產業工人談得非常多的是當時國家的困難情況,是奉獻——以前我們聽到這個詞,很主旋律,一般不過腦子,但到工廠后,到了個人記憶里,它是很實實在在的。以前我們不尊重個人記憶,把很多珍貴的東西忽略掉了。

    這個片子是一個記憶,是彌漫在身邊的回憶,對經驗的記憶,對過去歲月的重視和留戀。我覺得我們文化的一個大問題是沒有記憶,很多記憶不被重視,很多記憶不允許被記起,你沒有過去,可能只有現在,也沒有未來的話,就變成實用主義。

    EO:你說對歷史有了新態度,是什么態度?

    賈樟柯:首要的不是批判,而是不要遺忘,正視社會主義實驗期。當代市場經濟實際是對那場實驗的一個糾正,不管我們怎么評價這個實驗,好還是不好,實驗本身作為一種記憶是不能忘掉的,不能房子拆掉就沒了,就過去了。

    面對這段歷史時,會有一種豁達,很多東西是個過程,那個過程已經結束了,再看待它時,那就是它的存在,很難講值還是不值得。其實每個人都是歷史的人質,你在那個環境下只能這么做,或者國家在當時的情況下也只能這樣選擇。對我來說,面對歷史不等于糾纏它,沒必要,都已經發生了,過去了。最重要的是強調個人自由的重要性,個人講述、個人經驗記憶呈現的自由。為什么改革不能停止,并不是錢還不夠多,因為我們所擁有的個人自由還不夠。

    EO:崔衛平不久前寫了篇文章《個人的歸個人,社會的歸社會》,將你的《小武》與布萊松的《扒手》作了個比較。她的觀點是,跟《扒手》相比,小武身上缺乏自我反省精神,《小武》把個人的所有問題都推到了社會頭上。

    賈樟柯:我覺得整個中國有個重要情況,就是集體索債的心理,過去的制度跟歷史,給中國人帶來一種集體需要補償的心理。道德上的沒有約束力,來自歷史的原因,它是民眾性,不是個人原因。比如你在工廠工作,把廠里鐵絲往家順,不會有道德反省和負罪感,因為整個體制是欠個人的很多。在這種普遍的民眾心態下,要求一個縣城的青年背負道德壓力,這太西方化了,這不符合中國的語境。歷史和國家是欠我們的,這需要從體制上解決,當它變得相對透明和公平時,個人的道德約束力才有可能出現。

    EO:很多人把你稱作大師了,你有何感受?

    賈樟柯:還是給我多留點空間的好,我才三十八歲,還有很多年要過呢。

    EO:這個片子的票房你估計會是什么情況?

    賈樟柯:國內市場很難預測,一兩百萬還是一兩千萬,不知道。不知道上映時會遇到哪個電影。包括政府對這電影的態度,都會形成票房因素。它不是由電影質量決定,它是動用資源的能力,兩年過去了,我們動用資源的能力是不是有所進步,或者市場是不是變得透明輕松,讓電影很輕松地進入市場,這個還得去實踐。從國外的角度,我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EO:如果在你的電影公映時,給你安排一些特別的支持,比如將其他影片下線清場之類的,你覺得怎樣?

    賈樟柯:這種情況目前為止還沒出現過,它跟我的態度是有出入的,我認為所有的制度應該是公平對待所有人的,特權應該提防。

    EO:你這兩年拍了中國移動廣告,又接了奧運公益廣告。有些人會擔心,賈樟柯是不是越來越主流了。

    賈樟柯:會參與到主流的工作中,肯定是不會避免的,公益廣告、商業廣告,跟電影肯定不一樣,但不矛盾啊,這跟文化立場沒關系。廣告所要傳達的比如環保、愛心,都是普遍的價值。知識分子獨立性跟主流價值不是完全水火不容的,二者有重疊的部分,主流價值里有一部分是很好的。不能變成憤青,主流的就反對。這也跟體制沒關系,任何一個體制上所倡導的文化里都有人類普遍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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