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在全世界很多國家，法律都將性尊嚴、性隱私、性道德、性秩序列入嚴格保護對象，同時亦嚴厲打擊性侵犯行為。僅以性秩序而言，日本、美國、歐洲以及我國臺灣地區，都有懲治“有傷風化罪”的規定。

公開的性交行為，不管其針對的是特定的藝術工作者群體，還是最普通的公眾，這種公開的性交展示，都足以讓除性行為人之外的不特定多數人員看到了這一幕，它違反了文明社會有關性秩序的基本文明準則，構成對社會公序良俗的嚴重違反和傷害。對于這種行為，我國刑法在1997年修改前，其第160條規定的“流氓罪”規定了處罰措施。在現行法律制度中，《治安處罰法》第69條亦規定，組織或者進行淫穢表演的，應該給于拘留、罰款等治安處罰。

綜上所述可知，雖然成力的行為打著“藝術”之名，實則是對藝術的褻瀆，它挑戰了人類社會的基本道德準則，構成了對善良風俗的極大違反，同時也能產生極為惡劣的不良影響。如果對這種打著“行為藝術”旗號的不道德行徑持寬容態度，那么這個社會就會變得是非不分，道德淪喪，甚至某一天，不排除有人會打著“行為藝術”的旗號當眾殺人或其他非人道行為。

其次也要看到，雖然成力的行為構成了違法和違背道德，應當受到法律的處罰和道德的譴責。但任何法律懲處，都必須遵守有據性原則，即處罰必須有法可循。

遺憾的是，通州區對成力的勞教決定過于牽強。該決定認為，成力的行為構成“尋釁滋事”，但問題是，根據有關法律和規章的規定，尋釁滋事是指在公共場所無事生非、起哄鬧事、毆打傷害無辜、肆意挑釁、橫行霸道、毀壞財物、破壞公共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這些行為的核心，實質上是指行為人倚仗自己的暴力，主動挑釁他人或者公眾，意圖展現自己勢力，達到心理滿足的不法行為。而成力的當眾性行為，既不是起哄鬧事，也不是毆打無辜，更不是橫行霸道，不符合尋釁滋事的行為特征。

在我看來，通州有關部門為什么放著明確的《治安處罰法》規定不適用，偏偏牽強地將成力的行為以“尋釁滋事”來論處，目的很可能是嫌治安處罰法的處罰力度（15日以下拘留）不夠，所以想套用勞動教養的規定來從重處罰成力。

其實從行為的性質和惡劣性來看，成力此舉的危害性，比那些可判一年徒刑的尋釁滋事犯罪可能更甚。但正因為刑法沒有這個規定，所以根據罪刑法定原則，不得對成力濫施刑罰。因此，執法機關應當保持必要的克制——即對法無明文規定處罰的行為，不應當牽強處罰，遵守這一點，比處罰100個有傷風化的違法行為意義更為重大，違反這一點，比1萬個有傷風化違法行為的危害更重。

記得2001年，我國首次司法考試有一道刑法學考題，大意是，某男和某女當眾性交，影響惡劣，請問在刑法上應該如何處置：選項有多個，比如無罪、比照流氓罪，等等，但正確答案恰恰就是無罪。此題的考點即在于，對刑法無明文規定的行為，即便危害再重，也不應當類推為犯罪處理。

時至今天，在有關“性”的問題上，我國刑法除了對強奸、聚眾淫亂、組織強迫引誘賣淫等作了特別處罰規定外，并無“有傷風化罪”的規定，而治安管理處罰法對有關惡劣的不道德性行為，亦缺乏有力度的處罰。

從這個意義上看，藝術工作者成力的當眾性行為，除了傷害了善良風俗，還擊中了我國法律的空白斷層——對于那些嚴重侵害公序良俗的性行為，法律還缺乏適度的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