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程璐洋 作為北京中創碳投科技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唐人虎的工號是第61號。

這是去年公司設置員工編號時，用抽簽方式分配的工號，因為這樣更有利于打造平等的公司氛圍。對一家從國企走出來的公司而言，這樣的安排，也代表著全新的階段。

2005年11月，唐人虎在大唐集團組建了CDM辦公室，早期包括他在內，共6名員工。2010年7月，唐人虎正式創立中創碳投，員工人數12人。2021年7月，中創碳投上榜工信部的第三批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名單，員工人數從200人左右，增加到350多人。

走過10年，中創碳投的辦公室，卻一直扎在北京北二環的歌華大廈922。唐人虎喜歡922這個數字，將中創碳投成立不久時創建的公司內刊取名922，企業文化也叫922文化。巧合的是，2020年中國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宣布“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日期也是9月22號，和這家公司的門牌號一樣。

從CDM到CCER

2005年，南京地鐵1號線開通觀光運營，南京成為中國大陸第六個擁有地鐵的城市。那個階段的中國社會，就像搭乘著一趟飛速向前的地鐵。

在那么早的階段就參與低碳領域，唐人虎解釋，只是職業生涯的順其自然。他把自己本碩博的熱能工程專業，稱為“研究鍋爐燒開水的”。

2005年，唐人虎在大唐集團——原國家電力公司拆分重組后的特大型發電企業集團工作。他在北京香山作為鍋爐專家，參與火電機組評標時接到通知，被派去開發CDM新項目。

所謂CDM，即清潔發展機制，指1997年簽訂的《京都議定書》中引入的靈活履約機制之一，在2005年正式生效，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議定書提出的四種靈活履約機制之一規定，發達國家通過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可以獲得減排量抵消額轉讓，獲取相應減排權來實現減排目標。

也就是說，在當時屬于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企業通過注冊CDM項目出售，就能獲得上千萬甚至上億元的收入?？捎^的收入讓能源企業和咨詢公司紛紛入局，中國的碳圈從那時開始形成。

唐人虎組建的大唐集團CDM辦公室，注冊并簽發了國內首個完整閉環的CDM項目，福建漳州六鰲一期風電項目。在高峰期，這些CDM項目每年為大唐電力賺取數億元的減排收益。

同時，大唐集團CDM辦公室的成員，也開始參與中國碳市場一系列標準的制定。唐人虎曾主持完成國家973計劃的“碳關稅，碳市場相關問題研究”。他作為國家發改委自愿減排（CCER）項目及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審核理事會專家，參與了中國碳市場的頂層設計。

但2009年，哥本哈根協議未達成具備法律效應的協議，意味著2012年后中國的CDM項目產生的減排量將無法出售給發達國家。

2010年，唐人虎和團隊決定從大唐集團獨立出來，創立北京中創碳投科技有限公司。剛成立時，中創碳投以咨詢業務為主，另一邊尋找其他商業模式。

回憶從國企獨立出來的決定，唐人虎承認當時的糾結，但他更愿意提及當時對碳市場及低碳發展的長期判斷，減碳是全球性的長期事業。

2011年，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湖北、廣東、深圳七省市啟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后來又啟動福建碳市場，中國的碳市場從單一的國際CDM項目機制，轉變為以碳排放權交易為主、項目抵消機制（CCER項目）為輔的碳市場體系。

隨著交易項目的轉變，行業對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多，于是在2012年，中創碳投成立子公司從事低碳行業的教育培訓。中創碳投的定位，也從創立時的“低碳綜合服務商”，轉向“碳中和綜合服務商”。

行業火了

從中國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后，碳中和的概念火了，想做碳中和生意的公司蜂擁而至。

唐人虎甚至遇到，有人從上海跑來找他做“碳中和墓地”。除了這種離譜的需求，他也發現，曾在2017年底因為碳市場啟動滯后而離開的人，不少都重回碳圈。

資本嗅覺敏銳。業內另一家碳中和公司披露A輪融資后，創始人當天的手機有1000多個未接電話、100多位投資人的好友申請。

行業熱度也傳導在中創碳投的業務變化上，員工人數從年初到目前增長60%，年內為8個省和數十個城市做了碳達峰規劃。

唐人虎作為總經理，2021年出差不斷，“談各種合作的框架、給客戶講課，介紹碳中和相關的事情”，他發現，無論對政府還是企業，減碳都成為必須要做、納入多個考核維度的事。

面對洶涌的行業浪潮，中創碳投需要加快速度。雖然唐人虎判斷，行業目前在創新階段還沒到競爭階段，但他承認，“我們是壓力最大的公司，原來在小圈子里笨鳥先飛，做了十年，上了個大臺階，但現在不能慢慢做了”。在2020年底定發展方向時，他就告訴團隊，行業會進來一批有人才、有場景、有資本的大機構，如果不快速發展，那就是死。

中創碳投的思路是從咨詢切入，先ToG再ToB，隨著客戶需求，不斷補充需要的模塊。業務的邏輯已經建立，“先盤點數據，摸清家底，然后告訴企業下一步應該用什么樣的工具，上系統、建立制度”?？蛻羝髽I也需要分類，一種是碳中和對業務有實際影響的企業，比如排放大戶肯定最關心，還有要進國際市場的企業得考慮國際碳中和規定；第二種是業務本身沒有太大的直接影響，比如金融機構等，自己沒有什么排放，但考慮到品牌和客戶要求等方面，也需要了解碳中和。

除了咨詢服務和軟件外，中創碳投在多個城市與合作伙伴共建“碳工場”，幫助各地管碳的企業和行業伙伴，共同服務客戶的多種需求，從政策、管理、技術到資金，都提供幫助。硬件方面，中創碳投申請了碳芯片等專利，嘗試在工業互聯網場景，作為碳測量環節的重要組成部分。

40年后的生意

談及發展目標，唐人虎多次提到，中創碳投做的是人與環境的連接，就像百度做人與信息的連接、阿里做人與商品的連接、騰訊做人與人的連接一樣。他說，當前的碳市場供給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成長，只有不斷明確市場邊界、厘清標準，市場中各個環節的從業者才有可能找到一方天地。

唐人虎呼吁，實現雙碳目標要理性推進，主管部門和責任主體需要盡快明確概念，算清“碳”的幾筆賬；能源賬、經濟賬、環保賬、民生賬、安全賬。他說，碳市場本身就是政策帶來的市場，中國太大了，碳中和是個40年的事情，政策更需要更穩定明晰。比如如何定義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的溫室氣體范圍如何定義？峰值是多少？都需要相關部門盡早明確概念，再進行公開透明的信息披露。有了目標后，才有考核制度，大家才能朝一個目標快速前進。

從業多年，唐人虎認為，之前國際的CDM體系中值得中國借鑒總結的，是那套公開透明的體系。“我們當時做的項目在哪，給的什么報告，什么時候上報，什么風機，帶來什么結果，全部在聯合國網站上公開”，要想拿錢，過程透明很重要。

除了公開透明的機制，專業概念也需要被更好地理解。

唐人虎說，中國CDM停了后，國內碳市場履約機制設計有待進一步完善，比如現在有機構，把十年前做的項目拿出來，和客戶說買了CCER，項目就碳中和了。他舉例這種做法的不合理，“我抽了10根煙產生的排放是實在的物理量，不是數據量，你倆10年前不抽煙，但不能抵我排放的量”，他強調，不能把碳市場的抵消、履約機制，和現在的“碳中和”目標混淆。

厘清概念后，還需要更加公平嚴格地執法，“要不然數字化時代，特別容易產生造假。”唐人虎又舉了一個例子，深圳2020年GDP總量超2.7萬億元，3400萬噸二氧化碳排放，一噸碳對應GDP大概是7.9萬塊錢。黑龍江2020年GDP總量超1.3萬億元，2.7億噸二氧化碳排放，一噸碳對應GDP是4800元。用簡單的模型來算深圳減300萬噸碳對應GDP是2380多億元，黑龍江減300萬噸碳對應GDP是140億元。對國家來講，在哪兒減300萬噸都是一樣的，如果兩地結合考核，用什么創新機制降低減碳成本，劃分責任主體等，都需要思考。

這門生意，要在40年的過程中得到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