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北宸/文 河圖洛書一直是傳說。

相傳伏羲氏時期，洛陽東北孟津縣境內的黃河里浮出一匹龍馬，它身上的旋毛變成“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的圖形。人們省略了龍馬而專注于它背上的毛圖，圖出于黃河，就稱之為“河圖”。比至大禹治水，洛陽西洛寧縣境內的洛水里又浮出了一只神龜，其背上長著紋、圈、點，且自列成組，人們照例命名為“洛書”。

這兩種傳說都有后續加工，伏羲氏依照“河圖”畫出八卦，經“文王拘演”而成《周易》一書；大禹對“洛書”進行闡釋，成了《尚書》中的《洪范》篇。所有的上古傳說都出自古籍，這兩種傳說也一樣，《周易·系辭上》里面的“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就是指的這兩件事。

所有的傳說都缺失細節和具體邏輯，這樣留下來的想象空間太大，而偏偏由于時間幽遠考據缺失，這就必然會引發各種推演附會，中國上古史之所以總是以神話形式存在，原因就在這里。有據的傳說盡管極簡，但還是形成了相對確定的共識：這個“河圖洛書”中的“河”就是黃河，洛就是洛水（又稱洛河、伊洛河）——河南洛陽中的“洛” 和曹植《洛神賦》中的“洛”都是指的這條河。

河洛古國
作者: 齊岸青
出版社: 大象出版社
副標題: 原初中國的文明圖景
出版年: 2021-3

河圖洛書的傳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既超然又至關重要，因為它屬于原文化，直接關系到華夏文明的頂層設計，而并不需要很復雜的觀察和梳理我們就會發現，幾乎所有有史可稽的基礎文明架構和邏輯，都是從這里開始的。2014年11月11日，國務院把“河圖洛書傳說”正式列入《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項目編號Ⅰ-135）。

河圖洛書的具體內容已不可尋，它已經構成了中國的文明血脈。我們反復端詳，最終不免都會把目光集中在一個地方，這就是黃河。她是華夏民族的母親河，以其孕育了華夏文明，換言之，在黃河中游流域即現在的中原地區產生了華夏最早的文明并生生不息直到現在。西漢以前的史籍沒有紀年的習慣，紀年開始于司馬遷的《史記》，《史記》記載最早的是公元前841年，再往上溯就是“有王無年”。

問題來了——我們講中華民族的文明史有五千年，究竟是不是五千年？

時間是無限的，理論上可以向前無窮追溯，而事實上這種努力異常艱辛，正如王?。ㄖ袊鐣茖W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所說“原來講五千年文明都是我們的號稱，我們需要有實證。”司馬遷的紀年記錄形成了一塊素地，一千多年也沒被打破。實證除了古籍記載之外，現在唯一的可能就寄托于考古。黃河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五千年溯源的重頭戲也必然集中在這條河上，考古在幾代人的整理篩選中，集中把焦點放在了河圖洛書傳說發生的地方，就是黃河和洛河區域。巧得是，這兩條河的交匯處發現了黃帝時代的一個都邑遺址，按照屬地和蘇秉琦的古國、方國、帝國的時代理論，這個遺址被命名為“河洛古國”——李伯謙（北京大學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認為“這不僅是對雙槐樹遺址的稱謂，也是對原初中國的定位。”

一

水是生命的源泉，遠古時代生產力和生產水平都很低下，必須選擇自然條件好的區域生活，自然條件如果只能選一點，那一定是“逐水而居”，即所謂的“靠水吃飯”，因此遠古時代的考古工作有一個基本的推演共識：有汭就有遺址，如果沒有那只是還沒有發現。汭就是干支流河交匯處的內側地帶。古代的河流命名，只有黃河稱河，其他的絕大多數類河只能避其諱而稱為水，如姜太公垂釣的渭水、洛神宓妃的洛水和娥皇女英的湘水等，可見黃河在古文化中的地位。

“河洛古國”的考古術語稱之為雙槐樹遺址，距今約5300年，位于河南鞏義市河洛鎮雙槐樹村，黃河南岸伊洛河東岸的河灣臺塬上。這個河灣臺塬，正位于古人所說的神異地點“洛汭”。

在中國，遠古時代發現的遺址，即使是迄今也是滿天繁星的存在，但這個雙槐樹遺址卻與眾不同，既有氣勢又有氣象，高度近似黃帝居所。

河南省鄭州市，無人機航拍的鞏義雙槐樹遺址

首先是它的位置?！妒酚?bull;封禪書》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岳”，夏商周三代都在河洛之間的地域建都，而位于河洛交匯處俯身可見的洛汭雙槐樹遺址，自然是核心中的核心。更重要的，它無限貼合“河出圖洛出書”的地理位置。

李伯謙認為，雙槐樹遺址不排除是黃帝時代的都邑，并且是經過精心選址和科學規劃的：周邊的青臺、汪溝和洛陽的蘇羊、土門等多個遺址，特別是西山、點軍臺、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組成的城址群，對雙槐樹都邑形成拱衛之勢。無論是從遺址的地理位置、規模、文化內涵還是其所處的時代，無不凸顯了雙槐樹遺址在中華文明中的中心地位，它至少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黃河流域政治文明的核心。

核心的意義最明白不過。這里面有意思的是“所處的時代”。雙槐樹遺址處于什么時代呢？此間考古有兩處重大發現：

一個在遺址的環壕里。雙槐樹遺址有處于同一時期的三重環壕，這是少見的王者之居結構?？脊艑＜以趯Νh壕的內壕和中壕做解剖面時，發現了多處裂縫，“呈東西條狀，交叉錯亂，縫內有淤積的黃土，還有明顯的地層錯位現象。”，經北京大學地質專家現場確認，判定這是6.0級以上地震引發的裂縫。

《今本竹書紀年》中關于黃帝有“一百年，地裂，帝王之崩皆曰陟”的記載，唐代天文學著作《開元占經》引《尚書說》也記載“黃帝將亡則地裂。”考古測年結果顯示，河洛古國在雙槐樹地區繁榮了300年。綜合上述的結果表明兩點：一、這里可能曾經是黃帝的居所；二、黃帝部落的遷徙可能因為這次地震。

另一個發現是在遺址的大型中心居址的一間大房子里，這是一間編號為F12的202平米的房址，里面發現有9個陶罐擺放而成的圖案遺跡。

遠古考古不同于一般考古，它的特別之處在于前所未有，可憑據的資料典籍極為有限，所能依靠的只是摸索和年代相近的發掘經驗。比如這9個陶罐圖案遺址，就結合之前的青臺遺址發掘所見，得出這是“北極九星圖”的結論，其用于斗柄授時和祭祀。

關于北斗星，有兩個到今天還管用的常識，一是北斗斗沿兩顆星（即天璇和天樞）連線，天樞方向延長線上方的不動亮星即是北極星，北極星永遠不動，所在的方向就是正北方；二是北斗的斗柄指向直接和一年四季相對應，所以斗柄方向就作為夜里判斷所在季節的依據“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至天下皆秋，斗柄北至天下皆冬。”

我們現在所見的北斗是7顆星，而遠古時代或曰黃帝時代的北斗能見到9顆。先秦文獻曾稱“北斗九星，七見二隱”這兩顆現在流于編外的星，古占星家命名其為“洞明”和“隱元”，古代是信仰天人合一的，天上所有地下必有所現。在解釋北斗的第8、9顆星時，宋人就很好的呈現了這一點，《宋史•天文志》說：“第八曰弼星……第九曰輔星”古占星學把輔星看作是丞相的象征并在人間加以對應，占星學著作《荊州占》和《春秋緯》等都對此做過描述，輔星近開陽星且亮，說明丞相賢良，否則就該換人。

現在，這兩顆星即使用天文儀器都觀測不到，趙永恒（中科院國家天文臺研究員）和武家璧（北京聯合大學副教授、夏商周斷代工程成員）都認為圖案遺址中第9個陶罐可能是記錄了一次超新星爆發，爆發自然就能看到。武家璧進一步推算出爆發時間是在5400年前，結合《開元占經》引《河圖》中“黃帝治，景星見于北斗”的記載，說明超新星的爆發是在黃帝時代的某一任王在位的時候。

不僅如此。F12房址中的北斗九星圖案的北邊，處于象征北極星位置上，還發現一副麋鹿的骨架。麋鹿在古代歷來被視為瑞獸，它雖是鹿類但自己單站一排，在脫角上和其他絕然不同——其他在夏至，麋鹿自己在冬至。麋鹿既代表冬至（冬至大過年，在古代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氣），又象征北方（對應天上眾星皆拱北），脫角又蘊含陰極陽生否極泰來的隱喻，更重要的是它和九星圖的組合擺放：它的位置代表北極星，而北極星在古代則是帝王專屬象征，有著至高無上的含義。

中國的天文體系和西方不同，后者是以黃道坐標為中心，而中國是以赤道坐標為中心，北極星在該體系中處于天球正北，且天體中包括日月星辰都是運動的，唯一不動的星就是北極星，所謂“天上眾星皆拱北”，古人因此稱之為“天極”，按照天人合一的原則，它就代表皇帝和皇權，而黃帝即是“北斗之神”。

綜上，雙槐樹遺址大概率就是黃帝曾經的居所。

《周禮》載“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以為民極”，早期古國在人間建立與“天極”對應的“民極”，就是“大地之中”。雙槐樹和青臺遺址中都發現的“北斗九星”應該就是參照天極建立民極留下的遺跡，進而可以推斷，黃帝時代，雙槐樹人在洛汭“以山為郭，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建立了5000多年前最大的古國。但是否如此呢？考古的區域再廣泛，對完整史也都不免失于以管窺豹，永遠都寄希望于更新的發現以補綴，而完整歷史是沒有的。

王巍一直告誡他學生的“千萬不能說沒有什么，一定說迄今為止尚未發現。”考古人有個約定俗成的原則：“不確切、不妄語、有實證、由人評”，這個只出實證，不做定評的習性加之工作本身高度的專業性，讓這個原本就緩慢求證的過程變得漫長而孤獨。

二

雙槐樹遺址的另一大發現，就是發現了一枚牙雕蠶。用白潤如玉的野豬獠牙雕成家蠶的模樣，過了五千多年仍完璧如初。

春蠶吐絲，蠶絲紡綢。絲綢起源于中國，在我們以往的概念中，這似乎是世界上不爭的事實。齊岸青在《河洛古國：原初中國的文明圖景》書中概略說：“……日本在公元前300年的彌生時代傳入養蠶術。公元522年，拜占庭帝國獲得了桑蠶卵，開始了桑蠶養殖，與此同時阿拉伯人也開始了絲綢生產，后來十字軍東征把絲綢帶入歐洲。西漢開拓絲綢之路之前，中國一直壟斷著絲綢的生產，絲綢的使用也局限在東亞地區……”

“不爭的事實”的說法是最不具說服力的，因為絕大多數事情并非不言自明，如果是事實就要拿出實證。例如，有些外國學者曾一度固執地認為，所謂夏朝是商朝人的臆想，商朝本身也是歷史傳說。如果沒有殷墟的發現，商代就只能眼睜睜地活在傳說里。

2014年，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三國聯合向世界遺產大會申報一個世界文化遺產項目，名字叫“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申報會上一些國家的官員提出異議，認為他們的絲綢比中國早2000 年，中國的絲綢缺乏實物舉證。這近乎開國際玩笑的異議，偏偏還切中肯綮。會后第十天，國家文物局在西安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加強絲綢起源的研究，一句話，先把絲綢起源于中國的實證拿出來。

在考古中，國內發現絲綢的實證并不少，但都由于種種原因無法出示說明。

1926年10月15日，中國考古之父李濟對山西夏縣西陰村進行發掘（中國人進行的第一次獨立考古發掘），《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中記載這次“最有趣的的一個發現是一個半割的、絲似的、半個繭殼……這個當時發現的最古老的蠶繭的孤證標本，在國內外考古界引起轟動。”

據考證，它距今6000-5600年，它是絲綢史最重要的實證，現在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在中國大陸，1958年的湖州錢山漾遺址，1983年的滎陽青臺遺址都發現了絹片、絲帶、絲線或者絲綢等實物和痕跡，但蠶絲屬于生物高分子材料，很容易降解碳化，所以沒有保存下來真正的標本實物，只剩下了信息。信息當然不是實證。

2017年夏，一個暴熱的下午，周旸（紡織品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主任）和同事鄭海玲在鄭州清理一個編號為W12的甕棺（滎陽汪溝遺址出土）時，絲綢被發現了：6塊一碰就碎的兒童頭蓋骨附近的類土，在電子顯微鏡下只有10微米，里面的碳化物質是平紋織物和絞經織物，經酶聯免疫（紡織纖維材質鑒定技術）檢驗，確定絞經織物的纖維材質是桑蠶絲，即絞經織物為羅織物，其年代為距今5000多年。這是目前世界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絲綢實物，且明確了5000多年前的兩點：一是存在絲織品，二是絲織品在當時有一定的廣泛性。既然如此，那還可不可以再往前推一下呢？

答案很快就有了，就是雙槐樹遺址的牙雕蠶，它的年代在距今5300年的黃帝時代。黃帝的元妃就是嫘祖，而嫘祖是傳說中蠶神——中國最早發明并教授蠶桑的人。唐代韜略家、李白的老師趙蕤所題唐《嫘祖圣地》碑文稱：“嫘祖首創種桑養蠶之法，抽絲編絹之術，諫諍黃帝，旨定農桑，法制衣裳……是以尊為先蠶。”

這里存在的問題是，野蠶不能持續生產，要馴養成家蠶才有批量規模的可能，印度曾把野蠶馴養了一千多年都沒成功，而雙槐樹的洛汭黃帝時代，家蠶都做成了牙雕藝術品——這固然不能憑臆想創作，但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是：彼時的家蠶已經吐了多少年的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