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向陽/文 2001年，媒體人李海鵬在《經濟觀察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長日孤獨的城市——沈陽人的性格、文化、生活和希望》的文章，在這篇文章的結尾處，上世紀90年代起被時代遠遠甩出的沈陽，被譬喻是一杯一直無法對外界刺激作出“正確反應”的“白開水”：“如果一袋茶投入到一杯開水中，開水必然會漸漸變色，但沈陽的問題是，水已經開了，但還是白的。”

這篇文章寫于20年前中國社會急劇轉型的世紀之交，文中充滿了作者當時的焦灼和痛心，沈陽人李海鵬同樣把希望寄托于未來新一代“年輕人”，稱“年輕人是城市的希望，那袋茶懸在杯子上方，現在他們準備讓它落下來。既然他們不能忍受不時髦，需要一點波瀾、一點味道、一點變化，既然他們大多數只能坐在沈陽這個板凳上，那么他們就得想想辦法，得體地走進已遲到了的21世紀。”

20年過去了，當年“坐在沈陽這個板凳上”的那一代年輕人——也是非虛構作品《王醫生與李醫生》一書中的王醫生、張醫生們——已經從而立走到了知天命的年齡，回望他們過去幾十年來沈陽的去工業化和城市化兩波潮流，恰恰正是他們成功地躋身城市中產階級的“階層躍遷”時期，這一幕像極了書中對于主人公張曉剛醫生的父母的某種贊美：“在整個社會崩塌、解體、墮落的過程中，他們用微薄的力量、充沛的精力、智慧和愛，讓每一個家庭成員都跟了上來，不但沒有掉隊，而且逆勢上升。他們帶著三個孩子實現了階層躍遷，進入到富裕且專業的群體之中，與90年代那個迷茫困頓、看不到出路的沈陽截然不同”。

張醫生與王醫生
作者: 伊險峰 / 楊櫻
出版社: 文匯出版社
出品方: 新經典·琥珀
出版年: 2021-11

作為出走的沈陽人，李海鵬就是非虛構作品《王醫生與李醫生》中有著同樣情感經歷和記憶的“年輕人”，當他回望沈陽的社會變遷（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社會變遷之縮影之鏡像）時，他又是一個激越的批評者和沉郁的反思者。

在《王醫生與張醫生》一書的序言中，李海鵬對新一代“沈陽人”的批判充滿了同情和悲憫，在他看來，王醫生張醫生們這全新一代中產階級在其誕生過程中，“從中感受到的幸福、欣慰，還不如慶幸多，又不得不伴隨著疲憊和懷疑”。作者稱這一代新的財富階層更像是“荷花式的人物”，在沈陽人口耳相傳、卻又永遠無法精確描述的“社會”面前（這里的“社會”一詞通常用來指稱一種缺少透明度的社會狀態，即由無數人際聯盟同時作用下的一種過分復雜的游戲規則，比如“搞關系”和社會中種種潛行的“腐敗交易”等潛規則體系等等——見本書序言原文），王醫生與張醫生代言的中產階級身上，分明有著一種既怕又愛的復雜情感以及某種內心惶惶不安的生存狀態——“他們的社會身份走向中產階級的專業人才的舞臺，精神世界卻留在工人階級的童年小屋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最后不外乎被染指成種種復雜的“社會”光譜：“有的部分出淤泥而不染，有的部分染，有的部分想染也染不上。”

王醫生張醫生這一代中產階級的怕和愛、內心的種種掙扎和矛盾，再現了沈陽這個特殊的北方城市在社會布景不斷變換之下，主人公們的個體命運轉換和精神世界蛻變。表面上看，這是一座老工業城市從人到建筑、景觀和城市記憶的去工業化變遷。實質上，這一變遷又是每一個沈陽人在城市和社會演進過程中“時代精神”的劇變和不變——在沈陽，只有“社會”是不可改變的，相比較而言，個人命運只不過是“水面上顫動的波紋”，其中折射的“社會”底色，卻是一種可悲可憫的精神傷痛和“‘社會’這條游龍帶來的恐懼的影子”。

如何理解這一代中產階級的怕和愛，同樣是沈陽人、又是媒體人的伊險峰寫作《王醫生與張醫生》時并不掩飾這一份巨大的野心。一所城市的文化精神 “沈陽性”和這座城市里人們的未來命運，最終使得作者選取了他當年就讀沈陽五中的兩名同學——王醫生和張醫生，作為這部個人史紀錄中的主人公。

不得不說，這樣的一部紀實作品的風格大膽而又冒險，故事中主人公和記錄者既是老同學，又是作者筆下被手術刀般加以細微剖析的人物，這樣的一種親密關系，使得這部社會學作品在訪談記錄中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讓讀者可以窺見個人命運大轉折之際的幾乎冷酷的“水面顫動波紋”，更能體察到這“波紋”下面潛藏著的主人公精神世界幽深至微的恐懼、無奈和熱愛。

城市更新：“獎學金男孩”的階層躍遷

美國著名的城市研究學者羅伯特·帕克有一個發人深省的斷言：城市發展過程中必將產生大量廢棄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

相比較于廢棄的建筑物，廢棄人的命運往往被掩埋更深。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因為市場經濟的不適，沈陽開始了漫長的“去工業化”——“去工業化”的另一面，是為正在出現的中產階級打造一個宜居的、消費驅動的、現代化城市。

試著想象一下建筑物和人的不同命運，鐵西區的廠房可以在一夜之間拆除或者很快置換成“ABC”（分別指藝術畫廊（Art Galleries）、精品店（Boutiques）和咖啡館（Cafes））這樣的中產消費空間，可城市里的人怎么辦？工人階級退出中心舞臺需要時間，且通常會伴隨著巨大的社會哀痛；另一方面，中產階級在日后的登場亮相一開始人數并不眾多，而且總是顯得羞答答而底氣不足。

走過當下中國每一個城市更新的街頭，大拆大建的每一個現場，都豎立著覆蓋“中國夢”宣傳畫鐵皮的遮擋。如果說廢棄建筑只是城市更新“騰籠換鳥”策略之下不得已的負產品，遮擋起來還能避免亂人耳目，那么那些被廢棄的人或者階級——可以姑且美其名曰為“下崗再就業”——這些我們的父輩一代在被買斷工齡或者買斷土地之后，他們的命運很快就少人關心了。

我們有時會把他們稱為城市轉型的“失敗者”。對于中國社會的城市化進程來說，城市化和工業化如同是一枚錢幣的兩面，一座規模迅速擴展中的城市，一旦缺乏工業支撐，不可避免地因為“空心化”而走向衰??；反過來同樣如此，一座城市的支撐工業和產業一旦面臨老化和過時，城市和人很快成為“廢棄物”，兩者命運同時面臨搖搖欲墜。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那些社會失敗者很難進入我們的眼睛、記憶和關注焦點，因為他們代表了一個城市底層階級最深的噩夢。

沈陽就是這樣的一座標本城市。在過去的30多年里，它從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天之驕子——重工業基地，很快淪為時代棄兒，“振興東北”的背后，是產業工人和工人階級社會地位的急劇下降。當年的“年輕人”張醫生和王醫生完成知識積累、贏得社會地位、成功地從工人階級轉型為專業人士的關鍵時期，沈陽正面臨從一個工業城市向去工業化的消費型現代化城市的轉換，在這個轉換過程中，產業工人必然成了被犧牲一代，上百萬的工人以下崗這樣的方式來標示一個社會階層的陣痛——事實上他們更像是“陣亡”，在時代的大變遷面前，被拋棄的那一代父輩的命運似乎微如塵埃，新一代年輕人如王醫生和張醫生，則是為數不多的舉全家之力托舉出來的幸運兒。

沈陽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背后，是工業城市、單位社會、稀缺經濟、工人階級文化、消費社會、男性氣概和種種重大歷史事件和時代變遷的復雜交匯和相互糾纏。就像王醫生和張醫生的個人奮斗史一樣，兩位醫生的原生家庭在三十年的階層躍遷和掙扎中，所調動的能量、毅力、耐心和機謀是如此之多，“堪比戰爭所需”，而這部平民史詩的主題也只是“不要淪為廢棄物”而已。

鐵西夢工場是在原沈陽彈簧廠基礎上改造的體育文化創意街區，“棒棒糖女孩”吸引市民打卡

至于淪為城市發展廢棄物的父輩們，城市的失敗就是父親們的失敗。作為失敗者，王醫生的父親和張醫生的父親，在全書中著墨并不多，這是關于陣亡者的一種輕描淡寫的正確書寫方式。在本書的第十章，兩位醫生的母親，一位以身段靈活見長，一位以勤奮自律為榮，她們都兼具了現實野心和勢利的遠見，將兩位醫生從小通過母親們進精心優選的優質教育培養成“獎學金男孩”，以避免重復父輩們寄身工人階級的不幸命運。

父親權威的缺席，為王醫生和張醫生這新一代沈陽人后來的命運轉折埋下了伏筆。作為當年優秀的“獎學金男孩”，尖子生的求學經歷和專業的技術背景，并不能保證他們日后在走向社會后習得更多的“社會”技巧而如魚得水；恰恰相反，早年“獎學金男孩”被要求的誠實品質，以及成人化黑暗隧道中因為缺乏父親們足夠的影響力，他們在后來的“社會化”過程中信心、能力和技巧等方面都越發顯得先天不足。

由于從小被隔膜于真實的社會之外，他們被時刻要求千萬不能受到工人階級身上先天的粗糲氣質的侵染，這樣的一層由母親們精心完成的精神保護，直到他們到了四十歲以后才發現，對于“社會”的接納和拒斥，最后令自己感到左右為難，甚至無法發展出清晰、統一和完整的自我身份來。

至此，沈陽的城市命運和這個城市里所有的子民的命運——無論你是光鮮的中產階級、還是被故意忘卻的社會失敗者，都變得難以逆轉。在大時代的變遷轉換中，上百萬工人下崗了，那些由母親角色主導的、因教育優先而實現階層躍遷的“獎學金男孩”，只是底層社會的鳳毛麟角。階層躍遷并沒有帶來期待的尊嚴、價值和自我實現，王醫生張醫生這一代年輕人從小就被鼓勵擯除工人階級習性、接受“好孩子”的規訓。人到中年之后，他們才重新意識到，那個從小就疏離的、神秘的“社會”黑洞，不僅一直存在，此刻正扮演了另一種更可怕的吞噬力量，正在一點點地蠶食他們的專業自尊和職業安全。

游龍之影：男性氣概中的“社會”恐懼癥

劉易斯·芒福德用容器來比喻城市文化的重要性，在他眼里，城市以及她所代表的文化，標識了人們獨特的人生舞臺——城市就是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的表演空間，每個市民得以在這個舞臺扮演屬于自己的某種社會角色。

在《王醫生與張醫生》一書關于“沈陽性”城市精神的刻畫中，李海鵬用“微型軍閥”來形容一種被當地城市文化所蒙蔽的地域性氣質——“男性氣概”。直到人生下半場，王醫生與張醫生才幡然醒悟，此前個人生活中一直倚重的這種“男性氣概”，正在發生嚴重的角色沖突和錯位。

沈陽在上世紀90年代的市場經濟改造之前，是一個典型的以公有制的國有工廠社區為特征的一元社會。在稀缺的公有經濟年代，如何從“公家”（單位）那里獲得極其有限的各種資源（從經濟資本、政治資本到文化資本），張醫生的母親楊淑霞和王醫生的母親曾慕芝，都是工人階級社會中的不多見的“英雄”母親角色，兩位母親排除萬難、利用有限的生活資源，堅持將教育作為優先事項，為“獎學金男孩”提供了最重要的階層躍遷保障，而且一直小心翼翼地將張醫生王醫生跟粗鄙落伍的工人階級劃清界限，避免受到那種野蠻粗糲文化的影響。

這種刻意塑造中產階級精神的教育的惡果之一便是，“好孩子”張醫生王醫生對于“勇敢、仗義和慷慨”的沈陽男人神話深信不疑，畢竟在沈陽的城市精神中，“爭奪啄食順位是一份終生職業，夸耀男子氣是一項基本技能”，加上張醫生王醫生的父親們在這方面都不足以垂范，作為曾經的工人階級和城市轉型中的失敗者，他們的父親們都缺乏言傳身教的影響力，這更加強化了張醫生王醫生們對于男性氣概的誤讀。

李海鵬對于沈陽社會中熱衷的男人精神之要求——“微型軍閥”的一種解讀是：這樣的成功男人，必須是在意政治技巧多過在于男性氣概，才能在各種社會聯盟和政治資源之間游刃有余；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獎學金男孩”們從小被灌輸的那種憑著專業真本事吃硬飯、不喜歡玩弄政治技巧的男性氣概，恰恰是一種要不得的累贅，甚至是一種注定會誘發社會失敗的致命性格缺陷。

再一次，張醫生和王醫生在人生進入四十歲之后，才發現自己進退失據。

進一步，是他們極其恐懼和厭惡的那個“裸猿體系”中血淋淋、黑森森的社會潛規則；退一步，則是他們好不容易掙脫的父輩們曾經跌落的社會底層。在這個可怕的口耳相傳、又難以界定的“社會”門口，張醫生王醫生們往里張望，又缺乏邁進去的勇氣；站在門口彷徨，又羨慕其中暗地里利潤豐厚的潛在交易。

這使我想起了我的朋友蘇忠那首題為《獨荷》的一首詩：

有搖擺

有遮掩

有奉迎，還有妥協

在這淤泥上

還必須開出花兒

已經不容易了

風雨里

從未曾屈膝

一朵尋常的荷

只是這樣活著

在故事的結尾，王醫生與張醫生這兩位“荷花式”人物，還得堅持這樣“不容易地活著”。王醫生考慮到女兒的將來，下定決心以后要更“社會”一點，因為女兒大學畢業，他作為父親需要為下一代走上險惡的“社會”之路準備更多的社會資源，開始關注他在“好大夫”網上的各種人脈資源；至于張醫生，自從太太去了加拿大獨自闖蕩，他也已經意識到以后“不能獨自進晚餐”，要時刻提醒自己“融入社會”。

王醫生與張醫生的故事，再現了屬于我們這一代人的悲喜劇，兩位功成名就的中產階級，到了知天命的年齡才突然發現，在急劇的時代轉換中，“社會”一直就在那里，你既無法掙脫社會布景的擺布和操控，又難以獲得自我身份所要求的尊敬、價值和情感滿足，其命可悲，其情可憫，其身可嘆。

從底層到中產，從農村（工廠社區）到城市，從“獎學金男孩”到功成名就的“成熟”人，“社會”這條游龍帶來的恐懼陰影和心理傷痛始終如影隨形，這何嘗又不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一種羅網式的人生體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