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朱嘉明/文

關于亞當·斯密的傳記和思想研究很多。杰西·諾曼在今天仍敢于撰寫亞當·斯密的傳記，不僅需要勇氣，還需要有更豐富的資料和更獨特的視角。諾曼在21世紀的讀者面前展現的亞當·斯密不僅是經濟學家，還是倫理學家、哲學家、思想家。在過去200年，亞當·斯密的思想超越了經濟學領域，進入了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包括“伯克、康德、黑格爾、馬克思、韋伯、哈耶克、帕森斯、羅爾斯、哈貝馬斯以及阿馬蒂亞·森的理論體系都帶有他的思想印記?？梢钥隙ǖ卣f，這種獨特的亞當·斯密現象還會繼續下去。這是因為，亞當·斯密所留下的思想遺產是永不枯竭的。

一

亞當·斯密生平并不復雜，甚至可以說是平淡無奇。但是，其人生中的五個重要節點卻是清晰的，這使他最終成為亞當·斯密。

第一，從法夫郡到格拉斯哥大學。1723年，亞當·斯密出生在蘇格蘭法夫郡的柯科迪，這里距離愛丁堡僅十多英里。亞當·斯密的出生地周邊的國際港口、制釘廠，啟發和影響他后來關于走私成因和勞動分工論的思考。14歲的亞當·斯密入學格拉斯哥大學，不僅學習道德哲學、邏輯學和物理學，還目睹了蘇格蘭和英格蘭經濟一體化進程，奠定其成為思想大家的知識基礎和歷史視野。

第二，牛津大學。1739年，16歲的亞當·斯密前往牛津大學讀書，在此停留了六年時間，學習了英國文學、法語和意大利語，閱讀了眾多的人文歷史和思想家的著作，其中有馬基雅維利、帕斯卡、笛卡兒、貝爾、伏爾泰、孟德斯鳩、拉辛和拉羅什富科的經典著作，以及1740年休謨出版的《人性論》。從此，亞當·斯密和休謨“在智識上的溝通給斯密帶來了受用終生的啟發和激勵”。

第三，愛丁堡。1746年，亞當·斯密回到蘇格蘭老家，之后在愛丁堡度過了相當長的歲月。這個時候的蘇格蘭仍然是一個農業社會，并發生過社會震蕩。但是，愛丁堡卻是“文化氛圍寬容而文雅，容許不同流派的公民團體、學術團體、專業團體、政治團體、商業團體共存”，對宗教差異保持溫和態度。“從精神層面說，愛丁堡是一個高度文明的城市，城里遍布咖啡館和交談辯論的人群”。亞當·斯密應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領袖邀請，來到愛丁堡舉辦公開講座，主題是修辭學和純文學，他還為《愛丁堡評論》撰寫闡述盧梭關于“不平等”的思想起源，探討“人如何成為人”主題的文章。此外，這個時期的亞當·斯密還專心寫關于天文學史的文章，觸及所謂的“自然法則”，如同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笛卡兒和牛頓，力求證明唯有想象力可以解決和證明如何在混亂中找到秩序。

第四，圖盧茲和巴黎。1764年，亞當·斯密辭去教授職務，以巴克盧公爵的歐洲伴游身份到達法國，這也是亞當·斯密第一次海外之行。此時此刻的法國，距離法國大革命還有1/4世紀。亞當·斯密在位于法國西南部的圖盧茲和首都巴黎，都感受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氛圍。“冥冥之中，法國的財政困難和圖盧茲宗教沖突的暗流都對斯密理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在1766年，亞當·斯密在巴黎停留了九個月，結識了當時法國最著名的政治家、古典經濟學家、社會哲學家、無神論者、數學家以及皇家醫生。亞當·斯密錯過了與盧梭見面的機會，卻得以與伏爾泰，以及經濟學家中包括重農主義學派代表的弗朗索瓦·魁奈和他的追隨者見面交談。

第五，倫敦和愛丁堡。1773年5月，亞當·斯密再次來到倫敦，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完成并發表《國富論》。他很快加入了具有聲望的“皇家學會”，卷入了英國對美洲殖民地的政策制定。同年12月發生了波士頓傾茶事件。1774年9月，費城舉行了模擬國家議會的代表大會，1775年4月，美國萊克星頓的槍聲引爆美國獨立戰爭。1776年7月，美國《獨立宣言》簽署。在這樣的背景下，亞當·斯密持續研究美國獨立戰爭爆發的深層原因。他生命最后的12年主要是在愛丁堡度過的，期間，他和擔任格拉斯哥大學校長的伯克維系著交往和交流。

1790年7月17日，亞當·斯密在愛丁堡去世，享年67歲。亞當·斯密是幸運的，他幾乎結識了那個時代所有具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目睹了美國獨立戰爭，也一定清楚得知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和進展。但是，生命沒有留給他時間對1790年瓦特發明蒸汽機的過程，以及由此發軔的工業革命做出觀察和思考?，F在，在愛丁堡老城圣吉爾斯大教堂外矗立一座亞當·斯密的塑像，“他的身后是一把舊式犁，身旁是一個蜂巢，象征著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和市場經濟的過渡。他的左手捏著長袍，暗示他投入大部分時間的學術生活。他的右手……擱在一個地球儀上，委婉地提示著觀眾他作為思想家的野心和世界性的聲譽。”這很有可能就是亞當·斯密希望留給后世的形象。

二

亞當·斯密的思想是一個巨大的體系。這本書對梳理亞當·斯密的思想體系做出了有意義的努力。

第一，亞當·斯密建立“人的科學”的目標。亞當·斯密用了近40年的時間，希望通過一種自然主義的、經驗主義的方法，建立獨立于宗教之外的理論的“人的科學”。這是一個宏大的目標。在歷史上，做過同樣努力的是弗朗西斯·培根。與培根相較，斯密繼承了休謨因果論觀點，承認人們永遠無法知道作為自然規律的那些“看不見的鏈條”，“將人類的想象力和假設置于一系列漸進的嘗試的中心，將秩序引入這混亂的雜糅的不和諧的表象之中”。更重要的是，亞當·斯密的“人的科學”注入了“一種牛頓式的科學程序”，并且構成《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基礎。不僅如此，他追求的“人的科學”屬于對人類進步原因進行考察的一種原生理論，是以進化論作為核心部分。亞當·斯密開創的進化論對達爾文產生了強烈的間接影響”。更重要的是，亞當·斯密“以《天文學史》作為《道德情操論》的基礎，而后者又是《國富論》的基礎。同樣，在斯密未完成的作品中，“‘關于文學、哲學、詩歌、修辭學不同分支的哲學史’和‘關于法律和政府的歷史與理論’也將呈現一致的脈絡”。這是否在效仿亞里士多德以其形而上學和邏輯學著作《工具論》為其倫理學和政治學的基礎呢？我們不得而知。

第二，亞當·斯密的市場理論。亞當·斯密和《國富論》的市場理論包括這樣的前提：在方法論上，反對在政治經濟學中使用高度理想化的和人為的假設；讓市場交換在經濟活動中處于中心位置，但是市場概念不可理想化，不可將市場機制偶像化，市場交換并非是解決經濟弊端的靈丹妙藥。在國際貿易中，斯密更注意非實體市場的概念。市場不僅是靠收益或損失的激勵來維持的，還需要非經濟因素如法律、制度、規范和身份來維持。所以，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總結部分，沒有一處提到市場或價格，其關注點是更具體、更歷史化、更貼近數據、更注重政策導向的實證性研究。

亞當·斯密的市場理論是相當豐富的，他希望人們接受這樣一些基本認知：（1）人們并不因為參與經濟交易而不再是社會人；（2）市場構建的不是一種純粹的自然秩序，而是一種被創造和建構的秩序，一種能影響和塑造其參與者的秩序。所以，市場的運作并非獨立于人類社會之外，而是嵌入人類社會之中的，市場很可能被貪婪和暴政支配，并與公共利益相背離，甚至發生直接對抗；（3）市場并不總是處在自由、平穩、競爭的狀態，價格和工資亦然。市場的價格未必總是正確的，所謂的“有效市場假說”難以成立，人為扭曲的高利潤會帶來經濟和道德危險。

以亞當·斯密對待奴隸貿易的立場為例。針對有人以他提出的“自然自由體系”作為支持奴隸貿易的根據，斯密在表明鄙視奴隸制和奴隸貿易的態度同時，通過論證說明，奴隸制和奴隸貿易并非源于自然自由，重商主義和壟斷才是其始作俑者。斯密主要在《法理學講義》中討論奴隸制問題，他的重點是權利和法律；他在《道德情操論》中，用“輕浮、殘暴、卑鄙”描述主張奴隸貿易的人；在《國富論》中也討論了重商主義和殖民問題。

第三，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隱喻。在斯密的全部著作中，僅三次提到“看不見的手”的隱喻，分別出現在《道德情操論》、《國富論》和《天文學史》中。其中，《天文學史》是完全不同的語境，可以忽略。在《道德情操論》中的語境是這樣的：富人出于天生的自私和貪婪，通過提供投資和就業使窮人受益。“他們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同等分配了生活必需品，這將使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都同等地享用地球的一部分，從而在不經意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他們促進了社會的整體利益，并為物種的繁殖提供了方法”。在《國富論》中的有關文字是：“當人們選擇支持國內工業而不是國外工業，他們只是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促進工業向最有價值的方向發展，他們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這種情形，與許多其他情況一樣，個人被一雙看不見的手牽著鼻子走，無形中推動了一個與自己的目的無關的目標的達成”。所以，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隱喻在他的經濟思想中并非占有后來人們以為的地位，絕非是《國富論》的核心?，F代主流經濟學家很可能會偏離和誤讀他原本的“看不見的手”的思想。

第四，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從來沒有把政治學和經濟學分割開來，強調唯有通過政治學、心理學、歷史學、哲學、社會學和倫理學方可能解釋和理解經濟活動，所以，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包括幾個強烈特征：（1）承認政府地位。包括市場在內的整個社會，需要信任和信用維持，政府不可缺失，“財產的狀態必須隨著政府的形式而變化”。（2）國家利益和目標。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每個國家政治經濟的最大目標都是增加該國的財富和力量”。（3）重視利益集團和尋租現象。任何時代都存在著特殊利益集團，以及尋租、勾結、游說等相互關聯的問題及其影響。（4）堅持平等主義價值觀。亞當·斯密鄙夷人類崇拜富人和權貴而輕視窮人的本能。遺憾的是，19世紀和20世紀以來的現代經濟學的世界，是一個所謂“理性經濟人“的世界，其核心的“一般均衡理論”和“有效市場假說”，忽視了斯密世界觀將市場活動嵌入規范的道德和社會框架內的核心部分。

第五，亞當·斯密的商業社會。窮盡亞當·斯密的著作，“資本主義”一詞從未出現。亞當·斯密探討最多的是商業社會，形成關于商業社會的豐富思想：（1）商業社會是人類經過狩獵、畜牧業、農業社會之后，伴隨市場和貿易的擴散，產權的擴大，“作為一個制度、法律、禮儀協同演化的系統出現的”的文明社會。（2）在商業社會，形成城市、貿易、制造業、商業合同、銀行和金融機構、法律機構，商業社會體的社會秩序的基礎就是不斷發展的法律和憲法秩序，這種秩序保護財產權，抑制暴力，抑制國家進行掠奪性的干預。（3）在商業社會，稅收體系可以支撐法院和法官的費用，刑事司法的性質轉變為關注犯罪對社會的影響，國家日益壟斷判決權和執行權，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地位越來越高。（4）商業社會是一個追求物質利益的社會，是討價還價的社會，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商人，依靠交換生活，自主創造了彼此之間的相互義務。（5）商業社會有助于國際自由貿易。貿易的擴張增加了經濟自由，鼓勵創新和專業化。

但是，亞當·斯密對商業社會的問題從來都是清醒的，對其弊端堅持了批判精神。商業社會的弊端包括：“商人群體”與公眾的利益不同，在許多場合，他們欺騙和壓迫了公眾。公司的本質是抑制或阻止競爭。商業社會產生腐敗，商人群體具有政治影響力。更嚴重的是，商業社會傾向于壓制一般人的教育、精神力量和理解力，商業社會對人們的思想構成威脅。盡管如此，亞當·斯密還是那個時代新興的商業社會的偉大捍衛者之一，因為他看到了商業社會是封建主義的奴性和個體依賴性的解毒劑，創造“普遍的富裕”，即普遍的財富和繁榮。

如果將亞當·斯密的新興商業社會理論和他身后的工業革命歷史結合來看，很可能存在這樣的一種歷史邏輯：新興商業社會奠定了工業革命的制度前提，包括產權、契約和法律制度，之后的工業革命最終將新興商業社會轉型為資本主義。也就是說，沒有亞當·斯密所解析的18世紀的新興商業社會，不可能催生出工業革命，而沒有工業革命，就沒有基于大工業的資本主義。

三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亞當·斯密一直是關于經濟學、市場和社會的不同觀點的競爭焦點和意識形態戰場的中心，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意義何在？

第一，亞當·斯密的思想遺產是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亞當·斯密學術研究中蘊含著驚人的雄心，在早期階段，就已經設置了宏大目標，形成了核心思想，并逐漸將其完善，形成了從修辭學、文學、思想起源、科學探究，到道德心理學司法行政，最后是勞動分工、市場交換、財富創造和公共收入，以及與美國競爭相關的思考。所以，亞當·斯密的著作，從早期的論文和修辭學著作，到《道德情操論》和從未發表的、鮮為人知但至關重要的《法理學講義》，再到《國富論》，是一個豐富、多面、耐人尋味的智慧的寶庫。

亞當·斯密本質上是一個哲學家，他本人很在意他人對此的認同。在亞當·斯密的人生中，休謨對他有過重大影響。但是，在構建知識體系方面，他超越了休謨。例如休謨在其《人性論》中指出，達成社會共識并不需要社會契約，可以自然而然地產生。亞當·斯密則解釋了這種規范如何能夠自然產生，且一旦建立起來就具有道德力量。此外，亞當·斯密提煉出了“社會的語法”（thegrammarofsociety）的概念和思想。亞當·斯密和伯克既有不同之處又有相同之處，亞當·斯密更偏重理論，更相信天意的運作、和諧和秩序。亞當·斯密和伯克一起勾勒出了一種人道的、溫和的保守主義。

第二，亞當·斯密的理論存在局限性。亞當·斯密思想體系中包括在他的時代被忽略的領域。一般來說，亞當·斯密基本忽略了工業化和技術變革的重要性，對貨幣起源的推測也是錯誤的。特別是亞當·斯密關于生產成本理論和勞動價值論，除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之外，被大多數19世紀的理論家證明是一個死胡同。亞當·斯密對于現代經濟理論的一些核心領域，例如需求、邊際效用、貨幣政策、大規模失業、商業周期等，幾乎沒有什么直接的討論。

盡管如此，亞當·斯密的思想和理論遺產畢竟足夠豐富和宏大，《國富論》的分析體系始終是主流經濟學的絕對基礎，至今也沒有人挑戰亞當·斯密，他仍被譽為現代經濟學之父。所以，該傳記作者指出：“從實踐上講，在斯密之后的經濟學家很少有人不欠他的知識債，包括馬克思和凱恩斯”。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圍繞著亞當·斯密，一代又一代學者、經濟學家、政治家、意識形態評論者、經濟學愛好者，“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斷按照各自的價值觀和立場解讀他的思想，甚至不惜對亞當·斯密實行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曲解，形成“兩個斯密”的迷思：《道德情操論》所代表的秉持利他主義和人類善良的亞當·斯密；《國富論》所代表的傾向自私和貪婪的亞當·斯密。

第三，亞當·斯密的現實意義。亞當·斯密“既不是自由主義者，也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是社會民主黨人，他很可能是一個溫和的保守黨同情者”。亞當·斯密相信，人類社會才是人類道德生活的根本源泉，他強調的是溝通和共同體，他“對左派和右派的極端分子都提出了挑戰：放棄極端的愿望，重新建立政治的中間地帶，再次參與到改革資本主義，維護和發展商業社會利益的現實的、復雜的、混亂的問題中去”。亞當·斯密的現實意義，就是如何秉持亞當·斯密主張的從實際案例而非基本原則出發進行推理，是“緩慢而漸進”的變革。在當代，市場的作用和影響幾乎超出經濟范圍，因此，市場永遠不可能成為一種純粹的商品和服務分配手段，所以現代國家具有破壞市場機制和通過謹慎的干預來改善市場運作的能力。對于經濟學從業者，有責任主張和推動革新和改革，這意味著要以謙遜的態度提高對經濟學本質和局限性的認識，將經濟學和政治學、社會學和倫理學加以融合，實現經濟制度的完善和民眾在經濟活動中獲得不斷提高的效益，抑制貧富差別。

四

亞當·斯密和他的思想都是不朽的，甚至是鮮活的?？梢灶A見，對亞當·斯密思想的研究還會繼續下去，其影響還會繼續下去。在中國，嚴復在1896年10月到1901年1月，完成了對《國富論》的中文翻譯，取名《原富》，共8冊。該書1901年由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譯書院出版，至今整整120年。在這120年間，亞當·斯密的影響不僅從未低落，而是高潮迭起。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主流經濟學界將亞當·斯密視為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的象征，這對經濟改革理論和實踐都產生了嚴重誤導。

在世界范圍內，未來對亞當·斯密的研究仍然充滿挑戰。正如諾曼所說，“不同學科可能都對斯密的研究有所貢獻，并提供了深刻的見解，但每一個學科所能提供的視角都不可避免具有片面性。所以，必須將它們整合在一起，才能給出一個統一的圖景。畢竟，歸根結底，世界只有一個，那就是人類世界”。

還是以阿格里科拉的《亞當·斯密死后》（1790年）的一段文字作為結尾：后來死神和赫爾墨斯在極樂世界互相吹牛，要把地球上最寶貴的東西帶到這里比一比，赫爾墨斯從斯密書架上偷了《國富論》，而死神贏了這場比試——他帶來了斯密本人。

（本文為中信出版社《亞當·斯密傳》序言，刊出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