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記者 李思 3月以來，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超預期的全球大流行，全球確診病例逾20萬例，僅意大利一國新冠肺炎的累計死亡病例已超過中國。

隨著疫情的爆發，多國進入緊急狀態，收緊邊境或“封城”。加之受油價下跌的影響，全球市場出現前所未見的波動。美股在兩周內4次熔斷，美國、英國、加拿大等主要經濟體都出臺了緊急降息政策，美聯儲連續降息最終降為零利率，并推出了7000億美元的大規模量化寬松。

中國央行并未加入全球“降息潮”，而是宣布實施定向降準，釋放長期資金5500億元，同時開展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1000億元，利率不變。 

就新冠疫情對中國及全球經濟的影響等話題，經濟觀察網專訪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副教務長、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許斌。

許斌認為，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會引發新一輪的全球經濟衰退，對中國經濟也會有一定影響，尤其是短期打擊非常大。但由于中國經濟目前對外依存度較前已大大降低，全球經濟衰退傳導至中國經濟的影響不會太大。

許斌指出，中國的外貿和外商直接投資（FDI）的GDP占比，目前較全球化高峰期下降了很多，中國經濟受疫情在全球范圍內大流行的影響，可能并不會像很多人預期的那樣大。疫情短期內對全球價值鏈的轉移不會有太大影響，但中長期可能促進全球價值鏈進一步轉移出中國。但同時，中國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實現價值鏈升級。

隨著疫情在中國得到控制，中國經濟年內會有較大的反彈和恢復。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仍取決于中國推進法治化市場經濟建設的決心和政策力度。 

“中國經濟如果想要在未來中長期走出一波行情來，還是要靠法治下的市場經濟建設。”許斌指出，為對沖疫情影響，短期內有必要采取強力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乃至行政化手段。但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仍要依靠市場經濟機制來激勵微觀主體迸發出其內在活力和創造力。政府要做的是加強和完善法治建設，提高治理水平，保障市場運行的公平公正。  

訪談：

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經濟觀察網：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您的看法是什么？

許斌：新冠疫情的爆發，尤其是它在全球的快速傳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在經濟學中被稱為“無法預見的意外負面沖擊”。 

相比意外事件，微觀經濟主體，包括家庭、企業等對可預見事件，事先會將預期到的負面沖擊影響消化，因此真正實現的沖擊力度會較小。但面對意外負面沖擊，微觀主體甚至包括政府，事先沒有任何準備，只能全盤接受負面效應，沖擊力度會非常大。 

我們需要先回顧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變化的歷史，以此作為分析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參照系。

中國在21世紀對外經濟歷史大致可分為4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001年-2006年，即中國入世后的5年，全球化在此期間走向尾聲。這個階段，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即貿易開放度，從38.5%上升到64.5%，年均增速13.5%。這個速度遠快于同期與中國對標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群體，如巴西、俄羅斯。

2001年，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貿易開放度為48.1%，2006年為60.7%，年均增長率5.2%。同期，全球貿易開放度從50%上升到58.5%，年均增長率3.4%。 全球化時期，中國的貿易開放度以兩位數速度增長，增速遠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及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階段是2006年-2017年，為逆全球化階段。

中國的貿易開放度從2006年的64.5%，下降到2017年的38.1%，年平均增長率為-3.7%。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同期貿易開放度年均增長率為-1.8%，全球為-0.1%。 中國貿易開放度在2006年達到最高點，此后逐年下降。

如果將貿易開放度的下降作為對外依存度的指標，那么在逆全球化階段，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的下降速度要遠高于其它國家。這反映出中國經濟自身的轉型，以及全球經濟形勢的變化，導致中國對外的依存度大大下降。

第三階段是2018年-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階段。數據表明，中美貿易摩擦的負面影響有個時滯，是在2019年開始顯現的。中國進出口總額增長率2018年為12.6%，2019年跌至1%。中國出口增長率2018年為9.9%，2019年跌至0.5%。

中國進口增長率反映了中國經濟的狀況。2017年，中國經濟超預期增長，當年進口增長率為 15.9%。2018年時中美貿易摩擦剛開始，其負面影響尚未顯現，當年進口增長率仍高達15.8%。到了2019年，進口大幅下滑，增長率為-2.7%。

第四階段是開始受新冠疫情影響的2020年。此前，統計局公布了1、2月份的數據，中國進出口同比下降9.6%，出口同比下降15.9%，進口同比下降2.4%。 從中國對外經濟的4個階段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崛起是乘著全球化的東風，通過加入全球經濟體系來實現的。隨著逆全球化的發生，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經歷十數年的持續下降，下降速度超過全球平均水平。

中美貿易摩擦發生時，中國對外依存度已降到較低水平，所以中國經濟受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并不大。這次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的短期直接影響非常迅猛，但同樣因為中國對外依存度已降到較低水平，所以疫情全球傳播后再傳遞回中國的影響并不會太大。

經濟觀察網：疫情全球大流行對中國經濟的外部影響究竟有多大？判斷依據是什么？

許斌：這次疫情在極短時間內造成經濟活動大面積休克、全球范圍內的恐慌性預期。全球經濟進入衰退期已不可避免，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會非常大。但結合此前的分析，我認為這次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對中國經濟的外部影響可能會比很多人所預期得要小。 

根據聯合國貿易開發組織的數據，2017年中國出口的中間產品全球占比為12.3%，中國進口的中間產品的全球占比為14.5%。2018年，中國出口中外國貢獻的增加值（即全球價值鏈后端的增加值）和外國出口中中國貢獻的增加值（即全球價值鏈前端的增加值）的全球占比為11.4%。這些數據反映出目前中國制造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份額，在近幾年均有下降，總體比重并不高。 

在全球供應鏈中，中國主要提供精密儀器、機械、汽車、通訊設備等。我們常用手機，武漢有汽車工廠，人們經常聽到這方面的故事，所以會以為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比重很高。實際上，現在中國制造占全球價值鏈的比重不到15%。 

2001年中國入世時，中國還不是全球供應鏈的重要節點，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比重僅為4.5%。這也是2003年SARS疫情對全球經濟影響不大的原因。

占比15%和5%不可同日而語，因為還有乘數效應，所以現在新冠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可能是2003年的10多倍。因此，新冠病毒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會是非常大的，對中國經濟也會有較大打擊。

但從數據看，目前全球供應鏈中位于中國的部分具有剛性，不是說轉移就能轉移的。根據聯合國貿易開發組織的數據，在2015-2017年，中國出口的中間產品的全球占比從13.4%下降到12.3%，中國進口的中間產品的全球占比從14.6%下降到14.5%。2016年-2018年，中國制造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份額從11.5%下降到11.4%。

由此可見，全球供應鏈轉移出中國的速度，已進入平臺期或剛性階段。在2001年-2006年全球化時期，對華外商直接投資年均增速高達5.7%。而2006年-2017年逆全球化時期，對華外商直接投資年均增速為-6.3%，那時處于彈性階段。而在中美貿易摩擦期間，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并沒有大幅下降，仍有近0.1%的增速，可以說是進入了剛性階段。

以上分析表明，新冠疫情對全球價值鏈會造成很大沖擊，但對短期內全球價值鏈中國部分的影響不會太大。

經濟觀察網：怎么看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

許斌：疫情在全球傳播帶來的是全球經濟下滑，我認為，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影響不會太大。目前中國經濟增速對全球經濟增長有1/3的貢獻度，如果中國經濟年內能從疫情中恢復，對全球經濟會是很大利好。

由于過去十幾年的逆全球化，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比重已較低，剩下部分具有剛性，短期內難以轉移。所以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從外部傳遞而來的作用力不會太大。

如判斷中國經濟未來1年、5年，甚至10年后的發展情況，主要取決于中國經濟本身，一是中國所擁有的資源稟賦，如人力資源和技術創新能力；二是供給側政策所產生的效率，供給側政策注重長期，不包括應對危機所采取的短期政策。

如果中國經濟想要保持中長期發展，還是要靠法治化市場經濟的建設。供給側改革的作用是把中國經濟本身的活力、中國人民本身的創造力調動出來，這是最根本的?？朔咔樗斐傻亩唐谪撁鏇_擊確實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利用好這次疫情提高自身機制的效率。

新冠疫情和中美貿易摩擦一樣，壞事也可以變成好事，有可能推動一些原本比較難的改革。疫情使經濟停擺是壞事，但換個角度，將此作為壓力測試，測試一下各部門的運作效率，看哪里有短板，哪里有冗員。 

在數字時代，國家治理水平的提高，要依靠大數據。政府可以從中分析出經濟運行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一些短板，這對未來有極大價值。

中國整體的治理體系，也可以參照供給側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補”：去掉冗員，去掉多余的審批環節，去掉官僚主義，降低行政成本，補足治理短板。論是經濟方面還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供給側改革，目的都是提高效率。經濟方面需要讓資本和勞動力資源得到合理有效運用，國家治理也需要讓行政資金和公務員資源得到合理有效運用，這兩方面都非常重要。 

疫情對中國經濟有直接影響，也有間接影響，有被動影響，也有主動影響。我們應主動利用疫情帶來的環境，做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如提高數據透明度，使科研人員能夠得到準確數據。有了準確的疫情數據，才能研究如何預防下一次的疫情。同樣，有了準確的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數據，才能實現政策制定和國家治理水平的提高。 

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經濟觀察網：此次疫情是否會引發新一輪全球經濟危機？ 

許斌：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一定會引發新一輪全球經濟衰退。市場經濟是周期性的，盛極必衰。

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帶來了1992年-2007年這個階段長期的經濟上升。美國尤為明顯，其積累的矛盾在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中和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爆發，之后連鎖反應引發了歐債危機，一直持續到2012年。 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好像一直在，但事實上已結束有10年時間，而且過去10年全球經濟相當好。粗略計算，從全球金融危機結束到今天，人均實際GDP年均增速，中國是6.9%，印度是5.6%，美國是1.5%，歐洲是1.3%，日本是1.2%，全球平均1.6%。對于發達國家來說，1.2%-1.5%的增速已相當高。

2009年6月至今是美國經濟史上最長的繁榮期，長達128個月，打破1991年到2001年（120個月）的最長繁榮期記錄。

內部動能推動經濟向前，但矛盾也在積累，產生調整的需要。只不過，我們不知道調整會在什么時間點發生。市場經濟的周期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認為美國股票已經被高估。但疫情發生前，美國股價一直走高。這次在各種因素聚合下，天不時、地不利、人不和，美股終于出現預期中的跳水。 

從1929年-1933年的大蕭條，到2008年-2009年的大衰退，宏觀經濟政策基本上已經形成共識：當大危機發生時，將利率降到零，并實行量化寬松。因此上周末美聯儲一步到位把利率降到零，同時啟動量化寬松，也在意料之中。

看似這是對新冠疫情的應激反應，實際上這是過去10年積累的矛盾爆發。這是經濟周期在上行10年后，必然走向衰退的過程。并不是說，沒有新冠疫情，全球經濟就不會衰退。新冠疫情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這樣的情況下，所有國家都采用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刺激政策，而且會采用負利率和量化寬松這樣的超過傳統凱恩斯主義的做法。傷風感冒時可以說出了問題讓市場來治療；但如果病情嚴重，大家都會用政府和央行開出的急救猛藥。中國也開始降準，估計后面還要降息，還要出臺財政刺激政策等，這是危機下宏觀經濟政策的共識。 

經濟觀察網：此次疫情是否會帶來全球價值鏈、供應鏈的轉移？ 

許斌：受疫情影響，全球供應鏈在短期內不太可能發生轉移，而中長期，可能會導致全球價值鏈的進一步轉移和調整。 現在，全球的制造業和服務業非常細分。之所以會出現價值鏈在全球的分割，是因為要提高效率，同時由于通訊技術的發展，運輸成本的降低，可以把價值鏈分得很細，遍布全球?，F在突然要從全球供應鏈中退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短是很大的打擊，全球任何一個地方停工都會對價值鏈產生影響。造一個產品需要100個零件，但是1/4、1/5的零件來自疫情仍很嚴重的國家，生產不能恢復，這個產品就生產不出來。

對中國而言，在逆全球化和中美貿易摩擦時期，已經產生將供應鏈從中國搬出以分散風險的動能。但企業和個人一樣是有惰性的，很多沒有采取行動。但這次新冠疫情后，可能會使一些企業痛下決心，把工廠從中國搬出，可能分散在全球多個地點，也可能搬回自己的國家。 

因此，我認為疫情在中長期會對全球價值鏈轉移帶來一定影響。這些影響對中國總體來說，直接效應是不利的。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比重現在是15%左右，長期來看這個比重還會下降。 但這不見得是壞事，一些中低端產業本就應該移出中國，只不過很多企業存有惰性。疫情可以倒逼中國經濟實現轉型升級。

主動應對還是被動接受，兩者之間有很大區別。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占比下滑，受疫情影響，下滑速度可能會加快。但我們能否主動利用這個機會來調整經濟結構，讓中國制造的技術含量和價值含量有所上升呢？ 

對中國政府的建言

經濟觀察網：面對國內和國外的情況，中國政府應該怎樣應對？ 

許斌：任何危機到來時，開始時的應對方式都是啟動應急機制，必要時上升到“戰時”狀態。所謂應急的宏觀經濟政策，在相對溫和的衰退時期是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在大蕭條和大衰退時期是負利率和量化寬松。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有著強大的政府，因此我們在應急機制上比其它國家做得好，對此我們可以感到驕傲，但不應過分強調，因為每個體制都有其強項和弱項。戰時緊急狀態，基于計劃的集中體制是強項；但在和平時期或比較溫和的時期，基于市場的分權體制會更有效。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我們要利用好中國的政府優勢，在疫情下把各項工作做扎實，做到精準調控，嚴格執行。

在中長期，我們要靠對微觀主體，包括對個人、家庭、企業、地方政府等的激勵機制，用法治和市場的手段，激勵他們去做中央政府希望它們做的事，而不是靠行政命令。在中長期，我們需要堅持貫徹過去4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理念，進一步推進法治下的市場經濟建設。

人們對市場作用的理解在不斷進步，比如吳敬璉對市場作用的理解也是逐步深化的，從開始時強調市場的力量，到之后提出法治對于市場經濟運行的重要性，這也符合當今世界對市場經濟的認知，即市場完全放開是不行的，法治來保障公平公正非常重要。 

社會主義思想的一些基本理念，之所以到今天還有全球影響力，甚至在美國的總統選舉中還有桑德斯這樣廣受歡迎的社會主義者，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是追求公平公正，而這是我國需要去做并做到最好的。追求公平公正不是把國家權利搞大，而是建立一個信息透明和公平公正的法治社會。 

如果沒有市場經濟，人民的潛力和創造力就沒有足夠的發揮空間；而如果沒有信息透明，沒有法律保障，沒有對權力的制衡，人民不能獲得公平公正的待遇，同樣難以獲得幸福。 這次的突發疫情對每個國家都是一次洗禮，從中可以觀察到各國政府治理體系哪里強哪里弱，各國人民的素質哪里強哪里弱。政府應以此次疫情為契機，主動去做一些之前難以做到的深層次改革，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