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陳伊凡 實習記者 韋曉寧 2019年，或許是全球商業社會大變局的開始，在第四次科技浪潮的翻涌下，過去工業時代所積累的規則正在發生改變。眾多科技發展到臨界點，人工智能和5G技術正在或即將改變行業，投資貿易體系正在重構。

9月2日，在長江商學院舉辦的第十屆青投論壇上，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項兵表示，全球大變局可能是百年少有的，也許是史無前例的，因為這么多改變世界格局的變革聚焦于一點，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此次青投論壇以“產業互聯網”為主題。

項兵的判斷并非空穴來風，8月19日，181家美國頂級公司CEO在華盛頓召開美國商業組織“商業圓桌會議”，聯合簽署了《公司宗旨宣言書》，重新定義了公司運營的宗旨，宣稱：股東利益不再是一個公司最重要的目標，公司的首要任務是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如果這一聲明落實，意味著從工業時代建立起來的股東利益至上的公司治理原則將被改變。

一系列變局意味著對未來商業領袖的篩選標準也發生變化，“技術越來越重要，以前的企業家相對比較傳統，所以對于技術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再往前走的話，我覺得技術很重要，要是不懂的話，一些新的機會抓不??；另外，中國企業家的全球意識可能還需要加強。”長江商學院教授、企業家學者項目和創創社區副院長劉勁說。

“從長江創辦的第一天起，我們希望能夠成為全球管理創新的顛覆者和引領者，在全球大變局中國新時代的格局下，創新、探索和擔當變得更為重要。”項兵說。

以下為項兵演講內容整理：

全球大變局可能是百年少有的，也許是史無前例，因為這么多改變世界格局的變革聚焦于一點，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

四大變革

第一，發展模式的變革。全球的發展模式可以分成新自由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面向未來，各種發展模式的融合和創新可能成為一個新的潮流，不可能有一個模式適合于所有國家和地區。

所以，我們關注創新的時候，對經濟發展模式創新的關注要提高一個新高度，僅僅是科技、商業模式創新是不夠的。這個對全球的影響、商業環境的影響是巨大的，因為收入和財富不均、社會流動性下降、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可能直接影響到新一代政商關系和新一代企業的戰略制定、新一代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重新界定。

第二個變革：N多科技的發展可能到了臨界點和拐點。

第三個變革：全球投資貿易體系的重構。全球投資貿易體系的重構至少可以追溯到奧巴馬時代，奧巴馬做總統的時候一直推TPP和TTIP。

我認為美國一直希望建立一個新WTO，一個沒有中國在內的新體系。奧巴馬做了很多的努力，投資貿易體系的重構到今天又被反映到中美貿易摩擦、美國優先、美國退群，我認為我們已經進入后WTO時代。

昨天下午全球投資貿易會議在曼谷舉辦，我也是演講人之一，我說我們已經進入后WTO時代，意思是如果中美在如何重構全球投資貿易體系上達不成共識，WTO的影響會越來越小，雙邊貿易協議、多邊貿易協議、區域性協議會成為主流，這個新時代已經到來，這對企業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對中國企業在未來5年、1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全球資源整合戰略影響巨大。WTO這種全球性投資貿易體系時代可能已經過去，調整可能需要10年、20年，也許更長時間。

第四個變革：社會契約。美國人靠創新帶來一系列的顛覆，但過去30年在經濟顛覆方面，比如中國誕生的新世界級企業、新的富商，在過去30年首屈一指，中國一直是引領的。但是，經濟上顛覆力量比較多的國家最大的挑戰是收入和財富不均、社會流動性下降問題，而那些少有顛覆的經濟體雖然社會非常和諧（比如日本、歐盟），他們最大的挑戰是過去20年、30年少有新型的世界級企業、新的富商誕生。

日本就是一個經典的例子，日本在創新方面可以說是世界級水平，我們權威機構對全球100家創新企業的評估中，日本占的數量是NO.1，日本在創新方面非常好，盡管沒有美國那種大風流創新，但是日本的創新可圈可點。但是我認為日本在顛覆方面需要好好反思，過去20年、30年少有新生的經濟顛覆力量，全球頂級的獨角獸公司有300多家，而日本只貢獻了3家。過去是問題，將來同樣是更大的問題。

一個多月以前我和我的同事去了日本，那是長江面向未來的重要項目之一，也是為全球培養新生代經濟上顛覆的力量。

所以，如果新型的顛覆式力量誕生不了的話，任何政治體制管理、目前的社會和諧都是巨大的挑戰。

這個問題的解決需要政府、企業、NGO、國際組織等的精誠合作與團結，通過社會創新來解決，這也是為什么長江商學院把社會創新作為面向未來推向全球第二個聚焦點的原因，這是全球型的項目。

當然因為這一系列的發展不平衡、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行為，在未來10年也許更長時間，你會看到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崛起，甚至是極端主義的崛起。這對全球資源整合、正在崛起中的中國是個機遇，也是挑戰，這個會直接影響到新時代下企業的全球責任，因為大家對企業的期盼是不一樣的，尤其在保護主義崛起的今天，大家對企業的要求可能更高，尤其是外部來的企業，要求會更高一些，這是新的時代。

地緣政治、美國退群帶來的巨大挑戰之一是過去的“江湖老大”不愿意管江湖的事了，地緣政治的風險會高度提高，中國企業、全球企業在全球布局的時候，必須高度重視地緣政治和地緣風險，因為美國退群導致群龍無首、單邊主義崛起。

所以，商學院的關注、聚焦點必須拓展，僅僅關注市場營銷、金融、財務、供給鏈是不夠的。

建立新型政商關系

圍繞中國，中國發展新時代的特征非常多。我們國家的發展模式在一步一步從投資和出口拉動變到消費拉動。過去可能是Copy為主，將來可能變成創新為主。因為我們過去是Copy為主，所以競爭策略是價格戰為主，將來我們需要更多地爬升產業鏈、提高價值獲取能力，我們需要誕生更多的企業，比如華為，按照我的定義來說就是能夠在“雙主流”方面有更多的中國企業取得突破。

雙主流就是主流市場、主流行業，只有在主流市場、主流行業取得比較大的突破，我們才有可能給員工世界級工資、給股東世界級的回報，這幾乎是個必要條件。

《企業生態體系》這篇文章我希望重寫，我們國家過去將近四十年，主流企業都是家族企業和國有企業，我們有比較少有像IBM、通用電器、西門子這種公司，不受任何家族控制的，也不是國有企業，叫B類企業。

1993年我寫了一篇小文章，1997年發表在《改革》雜志，這篇文章的現實意義還是有的。全世界看了一圈，真正實現富強的夢想，至少在過去N多國家都是用了A類企業（家族企業）和B類企業（管理權和所有權分離、股權分散的企業）的組合。其實這種企業的誕生，對于我們國家能做到天下英才為我所用，我認為幾乎是個必要條件。國有企業讓全世界最優秀的人為我所用是有些挑戰的，因為我們的報酬體系目前是跟不上的。

家族企業再優秀，優秀不過兒子和女兒，天花板是一目了然的。中國必須出一批比較開放、透明的B類企業，我們才有可能做到天下英才為我所用。

我們也知道一批印度人，在歐美企業打工，能做到全球的董事長、總經理，如果歐美沒有一批真正開放的、透明的現代企業制度的企業，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繗W美的國有企業吸引印度人去打工？靠歐美的家族企業，印度人能做到真正有實權的一把手，概率不是特別大。

所以，習主席N個場合強調天下英才，為我所用，但是我們怎么落地？我們憑什么？我認為中國企業生態體系的重新構造幾乎是個必要條件，中國必須超越“國進民退，民進國退”之爭，更多聚焦打造一批真正透明、開放、包容的B類企業，中國才有可能做到天下英才，為我所用。生態體系的重構，面向未來也越來越重要。

建立新型的政商關系。在儒家經濟圈，大中華地區、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儒家思想占主導影響力的經濟體，日本是個原創，日本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崛起的時候，產業政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產業政策的影響又被東亞“四小龍”復制，產業政策在我們國家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功之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認為產業政策在追趕的時候效果比較好，因為有了目標，N多東西都可以做得出來。但是如果已經到了前沿，產業政策難度、風險會越來越大，因為研判方向是什么樣子，可能靠政府研判的話，挑戰會越來越大。

基于這一點，我們要打造一個創新為主的創新驅動的發展模式，面向未來產業政策的影響可能越來越小，更多的關注在中國打造一個更為公平、公正、透明的一個經濟體。

去年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商學院院長對話，我學到了重要的一點，她說美國經濟重要的聚焦點就是如何把美國打造成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商業平臺，任何人（無論是中國人、美國人、意大利人、俄羅斯人）到美國做生意，不會受到任何歧視，這樣才有可能形成一個創新驅動的國家，大家絕大部分的智慧都可以跑步前進，放在創新方面。

在這方面習主席說新的政商關系可以用“親”和“清”概括，我希望有更多的透明、公平、公正，少一些補貼A行業、補貼B企業、補貼C企業，企業家可以把我們的智慧放在創新上，而不是“跑部錢進”。

重新界定商學院

當然企業的管理水平也要有相應提高，1995-1997年我給在中國做投資的美國和歐洲企業做了大量培訓，N多東西歷歷在目，當時中國人看歐洲和美國企業的管理和治理先進性，在管理和治理方面我們對他們有一定的尊敬和尊重，不是簡單的資金、管理理念或者把項目做好。中國企業現在能把年度預算徹底做到位的還不多，我們在基本功方面還有很多的課需要補上。

在這個新格局下，2000年到現在我一直鼓吹幾個核心理念，現在有些理念可能變得更為重要，比如企業格局、境界、擔當越來越重要，雙創也非常之重要，如果雙創僅僅是為了創富，我們的系統風險會越來越高。

在我們那個時代吃飽了就是也道理，當時對其它東西考慮相對少一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年輕一代創業和創新要超越創富，有些創新和創業可以是為了好奇心、擔當、責任，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做到有定力、憋得住。

在這個全球新格局下，我們更需要修煉應對全球化的功夫，尤其是儒家經濟圈、東盟、歐洲、拉丁美洲要學會圍魏救趙，學會用全球資源整合來更好地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學會如何在更為公平、公正、透明的平臺上通過創新競爭。這是非常核心的功夫，這個功夫到目前為止企業還不是很擅長做這個，這是我們的必修課，這個課一定要修好。

面向未來，隨著中國的再次崛起，我們不僅要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問題，對全球的經濟發展和和諧問題也必須做出自己的貢獻。當然我們必須想清楚中國企業的崛起代表什么價值取向，要說到、做到。

這么多年以來，長江在全球的發展我有一點小的體會，有四大階段：

第一，讓大家舒服。

第二，讓大家接受。

第三，讓大家相信。

第四，被尊敬。

長江面向未來5年、10年或者更長時間，有兩個聚焦點，中國的再次崛起、中國的商學院必須有全球的擔當

沒有新生代顛覆的力量，年輕人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任何政治體制解決不了社會穩定的問題，這是經濟發展、社會和諧與進步的先決條件。無可置疑，在經濟上這些新生代顛覆的力量，不僅要擁抱科技和商業創新，同時要重視社會創新，來解決社會的問題。我希望新生代顛覆式力量最大的不同，就是把社會創新上升到戰略高度來學習。

為什么要重視社會創新？如果收入和財富不均，社會流動性下降和可持續發展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我認為任何政治體制都將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社會穩定問題，尤其是科技帶來的顛覆，也可能會進一步加劇收入和財富不均，財富和權力集中到越來越少的企業和個人手上。如果是這樣的話，經濟學的一次分配帶來的收入財富不均可能更為嚴重。

我借此機會也感謝過去幾年我們和騰訊做了一系列的合作，和百度做了一系列的合作，和京東的合作聚焦Fintech。今年我們和中國影響力最大的PE、VC也開出了新的班，也許長江創創社區已經是國內影響最大的社區了。

我看到了兩大機會：

機會一：社會主義在全球卷土重來。通過更為積極的、進取性的更為強大的二次分配，通過更為強大的社保體系來解決一次分配帶來的收入和財富不均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

機會二，三次分配，NGO必須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種公益活動、社會責任必須重新界定。只有通過這個，才能解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和諧的問題。

面向未來，長江致力于為全球培養新生代經濟上的顛覆力量，給年輕人以希望，通過社會創新，把企業、政府、NGO、國際組織放在一起，通過社會創新來解決社會問題，將社會創新作為一個重要的聚焦點。把商學院重新界定、把MBA項目重新界定、把社會責任重新界定、把公益重新界定，拔高到社會創新的高度，來解決社會問題和經濟發展。這是長江在中國的歷史責任，也是長江在全球的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