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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網 記者 杜濤 宋恒(化名)是一名從事政信業務的團隊負責人,在過去的多年中一直做非標業務,也就是給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提供融資。
非標全稱是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按照銀監會 2013 年 3 月頒布的8號文的定義,非標是指未在銀行間市場及證券交易所市場交易的債權性資產。
在過去的多年里,非標主要是給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提供融資,用途不做嚴格監管,為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持。
“很奇怪的是,在過去兩年中求爺爺告奶奶的催款狀態在2019年的下半年突然改變了,不用催平臺公司就準時足額還錢了。后來了解,很多平臺公司已經在陸續通過銀團融資,用低息長期的銀團融資將非標置換出來。”宋恒告訴記者。
經歷幾輪債務甄別和政策指導后,地方政府在債務分類和化解上的思路逐漸清晰,對策也更加得力。加對于與政府隱性債務相關,但是由各級政府平臺公司承債的“非標”,地方政府也有了一個比較好的處置辦法。那就是用長期、低息的銀團融資置換出來。
媒體公開消息顯示,國開行湖北分行提供了35億元的期限長達25年的西四環線和南四環線貸款額度,置換了平安保險資產管理公司期限為10年的保險債權,使公司還債期限大大延長,降低了還債的壓力和風險。
其實武漢并非個例,西部某省、中部某省等等,都有用金融機構的融資來置換短期高息的“非標”融資。
其實在2019年的上半年,還有不少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不斷暴雷,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但是剛剛進入2019年的下半年,情況就好了很多。
對于宋恒來說,這是好事,終于不用再擔心平臺公司還款問題了。也有了精力對平臺公司的存量資產進行篩選,找到那些未來現金流持續穩定但目前亟需改造提升的收益性資產,然后與產業運營方合作,通過TOT(移交-運營-移交)模式,來與平臺公司進行更深入的合作。
還能做嗎?
在宋恒準備逐步轉型的同時,一部分金融機構還在做準備進入融資平臺的非標業務。
一位東部的金融人士就坦言,準備與省內的一家金融機構成立一家基金,主要是給該省內的融資平臺提供非標資金,準備來北京尋找資金。
但是宋恒并不看好上述東部金融人士的前途,宋恒認為,首先是資管新規的限制,其次錢從哪里來,最后是最重要的一步,錢怎么要回來,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通過TOT模式或政府產業基金合作,金融機構與地方政府及其平臺公司一起盤活有收益的存量資產,要比單純給平臺公司放筆貸款更有價值,收益更高,風險更低,畢竟實打實的好資產握在手里,而且這也是市場化化債的途徑,政策鼓勵。
非標雖然是以前宋恒的主要業務,但是他一直覺得心里不踏實。用他的的一句話,在市場好的時候,我們給融資平臺求爺爺告奶奶的放款;在市場不好的時候,我們又求爺爺告奶奶的要求還款,什么時候才能站著把業務做了?這些都是在2015年-2019年上半年重復發生的故事。
幸運的是2019年下半年,不少給平臺的非標產品,都已經兌付,甚至提前兌付。
所以宋恒準備見好就收,徹底轉型了。“政信業務是一個不完全市場化的業務,如果平臺公司資金壓力持續緊張,就可能采取不完全市場化的手段:資金暢通的時候約定利率,等出現資金壓力的時候,利息約定就調降了,給金融機構帶來很大壓力。比如今年平臺公司承諾12%的利息借錢,明年平臺說與化債精神不符合,要求降低利息到10%,或者基準。降低后的利息對于許多金融機構來說,成本都不夠覆蓋。當然,層級高和資質好的公開發過債的平臺公司,這么做的可能性很低,畢竟有聲譽風險。但是,那些層級低、資質一般又沒公開發過債的平臺公司,是否會這么做呢?”
擔心
宋恒看來,中國非標集中發展是在43號文之后。
2014年的國發43號文規定,融資平臺和地方政府脫鉤。 43號文之后,融資平臺雖然和政府脫鉤,但是政府出兜底函,這樣既有市場化融資的高成本,又有政府剛兌兜底的承諾,金融機構趨之若鶩,導致了非標業務反而更迅猛,也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投向實體產業及其小微企業的資金。
宋恒感嘆,其實就是低風險套利,吃了一個可觀的息差。相比以前基于政府表內信用的融資,利息要高很多。“2015年-2016年繁榮的時候,融資項目很多,一個項目報告近百頁,上會的時候,大家更關心融資回報和期限,還有就是政府出函,至于融資平臺的基本情況很少有人細看,有承諾函,回報高就做了。幾乎沒有地方政府不提供承諾函。”
那個時候宋恒很少關注錢用到哪里去,非標是不進行實質性資金使用監管,當然也沒有那個監管能力,畢竟在當地沒有分支機構。這也是地方政府相比銀行貸款,愿意用非標的一個原因,靈活。
2015年、2016年宋恒全國到處飛,到處和平臺接洽,給平臺放款。很多平臺也不在乎成本,就看誰放款快。當時地方政府委托給平臺公司代建的項目特別多,對資金的需求也特別大,當然,很多項目倉促上馬,追求高大上,其資金的使用,也難免存在浪費。高潮的時候,因為只要有承諾函兜底函就有機構愿意做,以至于不需要太多專業知識,甚至都有模特跨界來做非標業務。有的做業務的女生經常陪著融資平臺人員喝酒,希望融資平臺可以用他們的資金。平臺公司的數量和規模也日趨臃腫,甚至有的鄉鎮都有平臺,昨天還是鄉鎮領導的司機,第二天就變成了平臺的董事長。
宋恒到現在還記得有一次,去平臺公司簽合同,等著坐飛機,結果平臺公司董事長在飯局上。他催促其趕緊簽字后坐飛機走,結果董事長笑著說不著急,讓飛機等著你。記者追問結果如何,宋恒對記者笑了笑,沒有告訴記者結果。
這個階段,整個中國地方政府搞基建,而融資平臺是地方上著名的財神爺。
但是宋恒一直有個疑惑,就是照理來說,非標借出的錢大部分應該都投到項目去,形成資產,可以再去做抵押融資,但是從現在的資金緊張形勢來看,資產去哪里了?或者是前面投資的資產沒有產生預期的收益?
市場轉換出現在2016年的下半年。
宋恒做過的一單地市級平臺公司出現了還款問題,他去協調后才收回了還款。與此同時,債務主管部門財政部也要求各地收回各類違約擔保函,他感覺市場要變化了。
2017年的宋恒的新業務收縮了,特別是在50號文之后,宋恒更是主動收縮業務了。2017年財政部印發了《關于進一步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要求全面組織開展地方政府融資擔保清理整改工作,切實加強融資平臺公司融資管理。
之后,財政部在2017年、2018年接連對地方政府違法融資進行處罰。處罰的不僅僅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還包含產業鏈上的金融機構等。
宋恒直到現在還覺得,2017年、2018年對于平臺對于非標的金融機構都很難過,此時的非標金融機構是處于求爺爺告奶奶的還錢階段。
這個時候的宋恒在到處飛,飛來飛去的要錢,特別是在接近還款期限的時間,他是膽戰心驚,擔心平臺能不能還本,能不能還息?這次還了?下次能不能還上?
此時的融資平臺的負責人對宋恒表示的是,肯定會還,平臺的背后是政府,只是暫時有難處,多理解,一起想辦法度過難關。
宋恒更擔心的是有些融資平臺的董事長今天談完還款,明天就出事了,新來的董事長摸不清情況,肯定先暫停還款之類的。甚至區縣級的政府領導對前來催收的金融機構人員說,給你級別,你來干平臺董事長,既要引資,也要引智。而這一切都是為了解決融資問題。還款要么靠自身,要么靠金融機構的外部支持,現在平臺自身造血能力太差,希望邀請些金融機構的人才來參與化債。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19年的上半年,2019年下半年之后,非標開始逐漸被置換出來。宋恒也告訴記者,之前會擔心平臺能不能還錢,現在已經不擔心了,省級債券越來越受青睞,對各個地級市的支持力度也越來越大。省市政府也在從更高的層面上,積極與銀行洽談債務展期和置換。畢竟,省級政府對轄區內的的債務負總責。
但是,宋恒認為這只能解決暫時的問題,只是把問題推后,并沒有真正解決。另外,他認為地方政府的隱形債務統計是失真的,很難準確統計,很多國企或事業單位借的,可能都也涉及隱形債務。
但是不管怎么樣,他自己的非標業務基本上都結束了,除了為數不多的要收尾的單子。他覺得非常放松,不用再擔心地方平臺能不能還款。但是他也很樂觀,認為這輪化債對平臺公司和金融機構,既是警示,也是啟發。平臺公司是服務于城市發展的,其作用無可替代。在新形勢上,怎么與平臺公司深入合作,服務于城市發展,是所有金融機構要思考的問題。同理,在新形勢上,怎么進行市場化轉型,怎么合規融資來服務于城市發展,怎么實現項目的自平衡,也是平臺公司要思考的問題。宋恒認為,與產業運營方合作,采取TOT(轉移-運營-移交)模式對平臺公司的存量資產進行盤活,提高其收益性,是非常廣闊的業務機會。同時,通過參與各類政府產業基金,以股權形式參與到地方產業轉型升級、新舊動能轉換中,陪伴地方的高潛力企業共同成長,也是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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