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壹圖網）

羅小虎/文

格雷厄姆·艾利森1940年出生于美國北卡羅來納州，1962年畢業于哈佛大學，1968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此后整個學術生涯都在哈佛大學。著有《決策的本質：解釋古巴導彈危機》、《核恐怖主義：可預防的終極災害》、《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等書。他曾擔任助理國防部長，并為從里根到奧巴馬的每一位總統的國防部長提供咨詢服務，兩次獲得美國國防部公共服務特別獎章——這是非軍事人員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

近日，他的《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在中國大陸出版，為此，本報記者通過郵件采訪了艾利森教授。

經濟觀察報：你的著作《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引起了很多爭議。“修昔底德陷阱”真的是國際關系鐵律，不能以任何方式改變嗎？一些批評者認為，古希臘時期斯巴達與希臘之間的戰爭可能無助于理解現代的情況：首先，在全球化時代，戰爭不會輕易爆發，其次，因為核武器，沒有國家敢輕易發動戰爭。你如何回應這些批評？

格雷厄姆·艾利森：如我在《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中所論述的那樣，當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崛起、可能取代像美國這樣的守成國時，警鐘應該響起：前方極度危險。在這樣的條件下，第三方的外部事件或行動，本來無關緊要或很容易處理，卻可以觸發主要國家的行動和反應，然后在一場雙方都不想要的戰爭中結束。在（書中的）16個案例中，這樣的情況已經發生了，有12個案例以戰爭結束。

但修昔底德陷阱的觀點既不是宿命論，也不是悲觀主義。美中之間的戰爭并非不可避免。事實上，在這些案例中有4個沒有爆發戰爭。這支持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如果美國和中國在未來幾年或幾十年內發生了戰爭，他們的領導人將無法指責修昔底德或某些歷史的鐵律。

今天，中國已經擁有了如此強大的核武器，以致和美國一起制造了21世紀版本的“MAD機制”（相互保證毀滅原則），因此，軍事戰爭不再是合理的選擇。但是，當我們說某些事情是“不可思議的”時，我們應該記住這一點：可能的范圍是不受我們有限的頭腦的想象約束的。1918年，一場極具有破壞性的戰爭結束，以致于需要歷史學家為它設計一個全新的分類：“世界大戰”。當他的一個同僚逼問他戰爭是如何發生的，德國總理西奧博爾德·馮·貝斯曼-霍爾維格著名的回應是：“哎，如果我們早知道的話”。

經濟觀察報：有評論認為，你在書中過分強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奇跡，而忽視了中國科學和和政治的發展，更忽略了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因此，談中國崛起是不是有些夸大其詞？

格雷厄姆·艾利森：引用已故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的話，中國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參與者”。

在羅納德·里根成為總統之后的35年里，通過經濟表現的最佳評估，中國從美國的10%飆升到2007年的60％，2014年飆升至100％，今天飆升至115％。到2024年，按現有發展軌跡，它有望是美國的1.5倍。在一代人之前，中國在教育、科學、技術和創新等方面，都處于大多數國家排名的低端；今天它與美國相媲美，并且通過一些措施表現優異。而中國龐大的人口只會加速這種迅速崛起：如果中國今天擁有韓國的人均GDP，其經濟將是美國的2.8倍。

經濟觀察報：你在書中的研究發現，在過去500年中，有16個案例中新興崛起大國挑戰并取代了守成大國的地位，其中12個以戰爭結束。這12次戰爭的共同特征是什么？在什么情況下，新舊國家之間的地位轉移是和平的？有什么因素？

格雷厄姆·艾利森：這本書倒數第二章為“通往和平的12個方法”。每一個案例都為政治家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因為他們都在試圖迎接當下的挑戰。尤其是美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和平崛起，挑戰并超越了英國，以及制定“冷戰”戰略打敗蘇聯，都具有指導意義。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中美之間的沖突是文明的沖突嗎？

格雷厄姆·艾利森：每當一個崛起國家如中國，威脅到一個守成國家如美國，他們之間的價值觀、傳統和哲學之間的緊張關系將會加劇基本結構的壓力。在美國和中國對于國家、經濟、個人角色，與國家關系、時間本質等概念的不同理解中，最容易發現這種不匹配。

盡管存在許多差異，但美國和中國至少在一個方面是相似的：兩者都具有極端優越性。他們都認為自己是非凡的——無人可敵。如果創造“文明沖突”這一術語的塞繆爾·亨廷頓是正確的——我認為他是——文明差異作為沖突的根源，正在增加，而不是減少。今天的中國和美國的政治家，應該對他們能取得的成就報以更大的謙虛。

經濟觀察報：您認為目前美中之間的經濟沖突只是貿易問題嗎？還是貿易問題只是冰山一角？換句話說，亞太地區是否存在霸權斗爭？你認為特朗普總統和他的政策主管在中國問題上都是一致的嗎？

格雷厄姆·艾利森：在貿易方面，特朗普總統是認真挑戰中國的。在他看來，這是迫使中國改變與美國做生意方式的唯一辦法。但在更大的地緣政治棋盤上，關稅沖突相對而言微不足道。既定的或是延期條款都不會顯著影響崛起的中國和守成的美國之間的修昔底德競爭的軌跡。即便中國對特朗普團隊愿望清單上的每一項都做出讓步，中國經濟依舊有可能以超過美國兩倍的速度繼續增長，加深兩國之間結構性的壓力。

經濟觀察報：您認為美國能夠接受中國的崛起嗎？面對這一點，美國的大戰略應該是什么？

格雷厄姆·艾利森：自把手稿發給出版商之后的三年里，我一直在尋找逃脫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到目前為止，我已經確定了9種可能的“逃脫途徑”。

目前，我和中國、美國學者一起積極探討的一種途徑是，把中國古代的概念“競爭伙伴”和約翰·肯尼迪總統在解除古巴導彈危機之后的一個見解結合起來。當時他呼吁，聯合國和蘇聯在一個“世界安全的多樣性”中共存?？夏岬系南敕ㄊ?，美國與其尋求在可預見的未來埋葬蘇聯領導的共產主義，不如活著，并讓對方也活著——活在一個多元的有著截然相反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政治體制中。

肯尼迪的想法，是否可以通過一千年前中國出現的概念“競爭伙伴關系”得到擴大和豐富？競爭伙伴關系聽上去自相矛盾，但它描述了中國宋朝皇帝，在斷定他的軍隊無法戰勝遼——中國北部的一個蠻族王國，同意和遼所建立的關系。在1005年簽訂的澶淵之盟中，宋和遼同意在某些領域積極競爭，同時在其他領域高度合作。

當前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能否從這兩種想法發展成一個21世紀的混合體，在一個“世界安全的多樣性”中形成一種競爭伙伴關系呢？這是我最近在《國家利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所討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