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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易寒/文

貧困的地心引力

有時候，我們感覺貧困像是一個強有力的磁場或者黑洞，一旦掉入貧困的陷阱，便很難擺脫？是個人的特質造成的，還是環境、制度或結構使然？

一種觀點是關注個體的能動性，窮人是懶惰的，沒有責任感或者不夠聰明；或者窮人有著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不能促進他們擁有諸如努力工作、誠實守信、自力更生等“中產階級價值觀”。依據這種觀點，必須通過獎勵措施驅動底層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佩恩提醒我們注意：窮人的行為其實由更為急迫的動因所驅使。因此，他們會試圖用手頭最好、最短期的危機管理方式去處理這些日常危機。

美國社會活動家BarbaraEhren－reich《我在底層的生活》一書，可以作為佩恩上述觀點的最佳佐證。1998年，Barbara偽裝成一個只讀過三年大學、急需工作糊口的離婚白人婦女，在3個不同類型的城市各工作一個月。她盡量尋找薪水最高的低技能工作，希望薪水足以支付廉價住所的房租。Barbara發現，即使身兼兩份工作，薪水仍不足以支付房租。毫無疑問，Barbara的個人能力和工作積極性并沒有因為“臥底”而降低，但即便是這樣一個社會精英進入底層社會之后，也會變得舉步維艱。

另一種觀點認識到，收入不平等和遺傳性劣勢等系統性因素的重要性，他們發現：在貧窮成為常態的地方，貧窮很容易代代相傳；但他們經常過于低估個人決策在人們命運中扮演的角色，從而陷入一種“宿命論”的悲觀論調。雖然貧困是一種結構性的社會問題，但任何結構都不可能脫離行動者而獨立存在，否則我們就無法觀察到向上的社會流動。

佩恩指出，面對不確定性的未來，有兩種不同的策略，一種是投資未來的“慢戰略”；另一種方式是“快戰略”，“快速生活，早早死去”。心理學家JayBelsky發現：在充滿壓力或無秩序的艱苦環境中長大的女孩，會更早地生育小孩。當預期壽命降低的時候，女性的生育年齡也會相應降低。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快戰略”，在極端不安全的環境下，如果窮人不急于結婚生子，可能就永遠沒有機會結婚生子。

窮人未必不知道“長期投資”的重要性，而是因為“等不起”或“等不到”長期投資的回報。一個窮人可能辛辛苦苦通過打工攢了一筆錢，準備用于學習某項技能；然而，他可能遭遇各種各樣的厄運，譬如父母親得了重病，自己失去了工作，這些因素可能導致他試圖改變自身命運的努力前功盡棄。中產階級以上人群之所以能夠進行長期投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抗風險能力遠遠高于窮人，可以立足長遠，靜候花開。

貧困絕不只是帶來相對剝奪感。貧困還意味著被排斥感，一種無法參與其中的羞恥感，譬如因為沒有一雙球鞋，你可能無法參與足球比賽；因為缺乏必要的財力，你可能無法參與社群的禮物經濟，缺席各種紅白喜事，于是成為社群里的邊緣人。貧困還意味著喪失對生活的支配感，正所謂“一分錢難倒英雄漢”。

對于真正的窮人來說，“短視”可能是一種生存策略。短期收益的風險低，而長遠投資的回報周期長，不確定性也更高。對于有一定經濟基礎的人來說，長期投資的風險是可以容忍的；而對于真正的窮人，他們無法承受這種風險，甚至根本就無力進行投資。

“貧困感”：社會比較的力量

佩恩直言：從一個經濟學家的視角出發，貧窮迥異于經濟不平等。貧窮與一個人擁有和缺少的東西相關，而不平等則描述了金錢是如何分配的，標明了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距離。然而，從一個心理學家的角度來看，貧窮和不平等卻是交織在一起的。

社會比較幾乎是人類的一種本能。欲望的激發與滿足往往與社會比較有關。一旦超越了溫飽階段，欲望與需要的界線就變得模糊。很多時候，不一定是我需要什么東西，而是因為我身邊的人擁有這樣東西，我就想要占用此物。在很大程度上，貧困是一種相對的狀態。在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里，由于貧富差距小，對窮人來說，貧窮不是那么難以忍受的，因為大家都是如此；而在一個不那么平等的社會里，窮人會以富人的生活方式作為參照系，即便實際生活水平相比過去提高了，他們仍然會心懷不滿。

讓貧窮與不平等交織在一起的力量，就是社會比較。一個人之所以感覺自己很貧困，是基于社會比較；而社會比較的過程會讓這個人察覺和識別不平等的程度。不平等的程度越高，相當于社會等級的階梯越長；而“貧困感”的強烈程度，取決于把自己放置在階梯的哪一級，階梯越長，而自認為所處的等級越低，“貧困感”就愈加強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貧困程度大大降低，但是有“貧困感”的人卻越來越多，原來正在于此：中國社會的階梯變得越來越長了。從1949年到1994年，中國社會實際上是一個扁平社會：因為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分層較為粗疏，社會階層的類別少，階層之間差距小。1994年至今，中國社會成為一個“精細分層社會”，階層劃分越來越來細致，階層與階層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清晰。精細分層社會的主要特點是：收入和財產差距擴大；階層之間存在居住隔離與消費區隔；跨階層的社會流動變得更為困難。社會分層越精細，就意味著階梯越長，人們的地位焦慮和“貧困感”也就更為強烈。

研究者發現，窮人不僅更容易皈依宗教，也更容易相信陰謀論。其實，不是貧窮讓他們如此，而是不平等讓他們這樣。單純的貧窮并不足以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心智模式，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可以辦得到：人們需要從宗教那里得到心靈的慰藉，也可以從“陰謀論”那里得到“確定性”答案。由于生活中面臨更多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窮人比富人更渴望得到高度確定性的、篤定的、唯一的解釋。

為什么不平等比貧困更可怕？

佩恩指出，不平等影響著我們的行為方式，而行為上的差別又會擴大不平等。人們在美國這種高度不平等的國家做出錯誤選擇的頻率，比在加拿大這種不平等程度較低的國家要高。這種導致窮人陷入墮落的惡性循環的力量，同樣也是促進富人進入良性循環的力量。如果為了謀求未來更大的回報而犧牲眼前的利益，對于你來說顯然是更好的選擇，那么你很可能處于一個誠信投資能得到回報的環境之中。

經濟學家 AnneCase和 AngusDeaton的研究發現，盡管在過去幾十年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死亡率都在穩定下降，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起，美國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卻上升了。死亡率上升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沒有上過大學的白人男性群體。這個群體受到的傷害很大程度上是自虐造成的。他們死于心臟病和癌癥的概率并不高，卻往往死于肝硬化、自殺、慢性病以及麻醉劑和止痛藥的過度使用。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主觀上的社會攀比。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階層流動性固化，意味著這一代人很可能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代財富不及父輩的人，相對地位的下降讓他們有著強烈的相對剝奪感。

高度不平等與高犯罪率、高壓力相關的疾病風險和高度的政治極化相關。在嚴重不平等的社會環境之中，底層為了維持生存，往往不得不從事一些灰色地帶的活動甚或輕微的違法活動；更有甚者，在金錢的誘惑下鋌而走險。窮人很難做到“延遲滿足”，即一種甘愿為更有價值的長遠結果而放棄即時滿足的抉擇取向，以及在等待時展示的自我控制能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窮人所處的惡劣生存環境所決定的。

然而，社會學家馬修·德斯蒙德《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一書告訴我們，搬遷到更好的社區絕非易事；事實上，底層的人們能夠維持住現有的住房，不被掃地出門就已經很慶幸了。通常情況下，一個人的房租不應該超過其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然而德斯蒙德發現，對于低收入人群來說，房租占到了他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乃至更高，這不僅讓他們的生活難以為繼，也意味著容錯空間極小，稍有差池，譬如一次不明智的購物（在巨大生計壓力下，窮人往往以一次性的揮霍來釋放壓力），就可能會讓租客入不敷出，最后被房東驅逐。驅逐的后果是嚴重的，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例如，為了找到新住處而耽誤工作，被老板解雇，生活雪上加霜，更加無力負擔房租。更可怕的是，被房東驅逐會成為不良信用記錄，未來租房更加困難，甚至租金也更高。

從斷裂的階梯到合作的階梯

“斷裂的階梯”是一個形象的比喻，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地方，向上流動的可能性更??；不平等也降低了人們的合作意愿，撕裂了組織或社群的團結。

薪酬的高度不平等降低了底層員工的滿意度，但也沒有提升頂層員工的幸福感。經濟學家MattBloom基于對“職業棒球大聯盟”球隊勝負情況的研究發現，薪酬不平等程度更高的球隊比那些收入不平等程度較低的球隊表現更差。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嚴重不平等會引起團隊的不滿，從而削弱團隊合作。研究者還發現，主管與小時工之間的薪酬越不平等，小時工生產的產品質量就越低；底層員工會用磨洋工、偷盜產品、提高報廢率等方式來回應不平等。

最后，我想要重申自己的一個觀點：衡量一個社會的物質文明，要看它的窮人過得怎么樣；衡量一個社會的精神文明，要看它的富人做得怎么樣。如果一個社會的窮人尚且能夠過上體面的生活，那么這一定是一個豐裕社會；如果一個社會的富人樂善好施、知書達禮，那么這一定是個禮儀之邦。相反，不管一個社會的GDP總量如何之大，只要有一部分民眾仍然衣食無著、低人一等，這個社會在本質上還是貧困的，只不過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