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壹圖網）

威廉·曼切斯特的《光榮與夢想》敘事開始的1930年代，美國首都華盛頓出現了一座非常特別的建筑，有雄偉的大理石立柱和莊重的神祗雕像，人們需要穿過廣場，拾階而上，從刻有“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柱頂楣梁下走入大樓。作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辦公場所，這座建筑過于華美，尤其是跟同樣作為政府分支的國會大廈、白宮相比，這座建筑不僅喚起人的敬畏，也喚起人的虔敬之心，像一座用以紀念永恒價值的殿堂?，F代國家的政府辦公大樓，以服務公共價值為旨要，帶有權威秩序和世俗權力的象征，一般不尋求神圣感。

籌資建立“殿堂“的，是曾經擔任過總統繼而又成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霍華德·塔夫脫。大樓落成時，塔夫脫已經去世，美國處于大蕭條的最低谷，彼時新任總統羅斯福正在全力推動以“救濟、復興和改革”為核心的新政。最高法院大廈引發了人們的爭議，爭議背后更為本質的問題是：這座建筑與里面的人肩負的職責是否相稱？

這個問題，在大半個世紀后，來到現任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面前。羅伯茨給出的答案是這樣的：“這座建筑的確過于華美，但這也非常適合表達最高法院的基本理念，我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解釋法律，不介入政治。我們只是履行職責，告訴大家法律是什么，并不是要通過判決去支持其中一方或另一方。”

不介入政治，是否真的可以作為最高法院的標簽？美國三大權力分支：立法（國會）、司法（最高法院）、行政（總統），彼此獨立又互相牽制。立法和行政這兩個分支由人民選舉產生，需要最大程度地反映最多數人的權利；而司法這個分支很特別，它不直接對公共事務負責，也不是反映多數人意志的工具，作為“最不危險的權力分支”，它是“憲法”的守護者，不承擔政治壓力。表面上看，司法體系不面臨選民的選擇，不對公眾負責，與政治壓力確實是隔離的。但既維護法律的尊嚴，又不與其他兩個政治分支發生激烈對抗，始終不簡單。

大法官由總統提名，通過國會確認之后，便是終身任職，也就是說，提名大法官的總統可能早已卸任，而大法官依然在任。因此，在最善意的想象中，大法官只需面對憲法，他們聽命于自己所理解的法的精神、法的理論、法律實踐積累的經驗與邏輯，并且只在意自己在法治歷史中留下的印記。順著這種想象，在龐大的國家身軀中，最高法院是思想者的象征，整個國家依循法理邏輯運作，法律權威與政治權威相互制衡又彼此依存。最高法院以神圣的司法殿堂的形象出現，映照著人們在意識深處對法治如信仰般的虔敬，也凝固為一個現代政治的神話，這顯然是尋求良善體制的人們樂于看到的。

美國較早地建立了“合法反對機制”，即政治活動必須在憲法框架之內，通過一部成文憲法，讓權力擁有一個測度公平與正義的準繩。由此也可以理解，何以人們在情感層面不愿意放棄對司法體系的神圣情感。但正如托克維爾觀察到的那樣：“美國發生的所有政治問題，或遲或早，終將轉化為司法問題”。也就是說，司法本身就需要直接面對政治問題，無論是司法至上的神圣感，還是“不介入政治”的理想，都是流于美好的偏見。

內心深處的價值觀

“最高法院所踐行的美國法，正是美國政治。最高法院中所發生的民主黨與共和黨之爭，與國會或白宮發生的沒有什么兩樣。”《誓言：白宮與最高法院》一書立場鮮明，截取2009至2012年間的美國為觀察切面，以足夠充分的材料，敘述最高法院與白宮之間關于“妥協與原則、張力與抉擇”的故事，試圖呈現法律解釋與政治實踐之間的真實對抗。位于治理體系頂端的最高法院，因其解釋憲法的職責與權力，擁有“輻射”的力量；而“法律之下的政府”，在近百年來被普遍視為現代治理體系的基礎理念。從這樣的角度，觀察美國的政治運作及其內在沖突，很有意義。

2009至2012年間，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為羅伯茨，白宮的總統為奧巴馬，一個是保守主義者，一個是自由主義者。兩人曾經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芝加哥，羅伯茨在中產階層的共和黨人中間長大，奧巴馬與窮人、絕望者和民主黨人為鄰。兩人都有哈佛法學教育背景和律師執業經驗，在智力、技能乃至道德上，勢均力敵。他們最明顯的差異，來自各自持有的意識形態?！妒难浴返淖髡呓芨ダ?middot;圖賓也畢業于哈佛大學，他長期關注最高法院的內部運作，熟悉近年來美國的法政要聞、司法內幕。在他另一本記錄美國最高法院1980至2007年間歷史的《九人》里，圖賓用以做結尾的，是羅伯茨進入最高法院大樓那天，未來的首席大法官提及那些必經的大理石臺階，“總會因內心激動而哽咽”。但幾年之后，基于安?？紤]，羅伯茨關閉了正門通道，訪客不再拾階而上進入最高法院，需要通過一個新設的安檢區。被封閉的臺階，作為最后一個敘事鏡頭，圖賓直接將其解讀為敬畏感的消散?！妒难浴返拈_端是2009年1月20日，奧巴馬的總統就職典禮。作為美國歷史上首位非裔總統，他在競選過程中以“我們相信變革”“我們需要變革”為口號，而他的總統就職典禮選擇“自由的新生”為主題，源于林肯的演講。2008年的金融危機席卷而過，留下潰敗也留下期待，奧巴馬代表著經濟絕望時代的活力與希望。以變革為口號的新總統，按照憲法要求，仍需遵循傳統的宣誓儀式，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的引導下，手持《圣經》背誦誓言。

美國總統誓言由憲法明文規定，包含兩部分，其一為盡職宣言，忠誠執行總統職務；其二為憲法宣言，竭盡全力維護、保護和捍衛憲法。通過這樣的宣誓，民選總統的政治合法性，被整合到憲法的權威中。2009年這個就職典禮，格外引人注目，蓋因四年前，在大法官羅伯茨的提名確認中，奧巴馬曾投下反對票。首席大法官為投票反對自己的總統主持就職典禮，這在美國歷史上絕無僅有。

微妙的關系，帶來特殊的氣氛?？偨y與大法官都想表現出篤定與自信，兩個人語速不由自主地加快，然后奧巴馬不小心打斷了羅伯茨，兩個人都開始慌亂，引導和背誦過程中出現了錯誤。失儀的典禮，在政治和法律層面，引發最深刻的質疑——總統誓言出現錯誤，總統是否可以算合法總統？出于對憲法原則慎之又慎的考慮，奧巴馬于次日在白宮重新宣誓，羅伯茨再次主持宣誓儀式。

為羅伯茨投反對票時，奧巴馬正在爭取民主黨內的總統提名，而羅伯茨是共和黨總統布什提名的大法官。審視羅伯茨出任公職的歷史記錄，奧巴馬個人給出的判斷是：“他經常運用他那令人敬畏的技藝，來代表與弱者相對的強者一方”。羅伯茨則在公眾面前反復表明，與政策制定者不同，法官應受先例約束，并對自己的角色保持適度謙卑。對于羅伯茨而言，法官就像裁判，裁判不會定制規則，但要適用規則。

與此相對的是，奧巴馬以馬拉松參賽運動員來描述大法官的工作：“靠著先例和解釋規則的遵循，只能跑過馬拉松的第25英里，決定最后1英里的只可能是一個人內心深處的價值觀，他最核心的關切，他用以觀察世界如何運轉的最寬廣視角，他最深廣的同情心……在那些疑難案件中，最關鍵的因素來源于法官的內心”?？偨y和首席大法官，站在行政和司法兩種權力分支的頂端，秉持各自的價值觀，以觀念和意志的力量，塑造各自想要的秩序。

無止境的理性訓練

在美國最高法院設立之初，超過半數的大法官曾經是制憲會議的代表，他們對“不言自明的價值”“不可放棄的權利”有相對清晰的了解，也明白當時將權力分為若干單元的初衷。1793年，華盛頓總統致函最高法院，希望對方幫忙解釋十多年前的一個法律條約，法官們以“為總統答疑解惑，逾越司法權限”為由拒絕了。用“不可為”來約束并界定自我權限，大法官守護了自己對憲法的主導權，也守護權力的邊界，其目的在于維護最高法院“國家爭端最終仲裁者”的形象。最高法院這樣的自我界定，始終處于未完成狀態。

世界上并不存在超越人間智慧的法官，可以做出盡善盡美的判決，也沒有絕對的公正和已完成的正義。放在整個美國司法體系來看，大法官擁有終結的力量，他們的決定是終局性的，判決一旦做出，就沒有更高的力量來推翻，無論是總統還是國會，都得尊重判決結果，直到下一次相關判決取而代之。但這種終結的力量，并不生發于主動的選擇。在很多事務上，總統與國會可以主動選擇并發起行動，最高法院卻只能等案件來到自己面前，并且經常被拖入政治的泥沼里。

2010年，奧巴馬與羅伯茨力量對決的第二年，“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來到了最高法院，其核心關注在于，金錢的勢力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選舉結果。選舉過程中的腐敗，一直是公共討論的焦點之一，讓選舉免于金錢的控制，幾乎是公民最樸素的愿望。但最高法院以5：4宣布解除對企業資金介入選舉的限制，判決認為，公職競選過程不是一場比賽，而是重要的言論表達形式，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法案，任何公司，無論營利性還是非營利性的，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捐助任意數目的資金，以支持他們選定的候選人。

這一判決幾天后，奧巴馬對參眾兩院作國情咨文報告，最高法院受邀在場聽取報告。奧巴馬直接批評了最高法院的判決，甚至希望兩黨協力制定一項有“利于糾正其中一些問題的法案”。在直播的時代，奧巴馬講到案件相關部分，攝像機鏡頭搖向大法官，捕捉到了他們對總統的不滿情緒。那個瞬間緊張對峙的畫面，給公眾留下了深刻印象。后來有大法官在參加公開活動時回憶當日：“坐在那里尷尬得如同盡人皆知的盆栽植物”。羅伯茨則直接抱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像政治動員大會，“不清楚我們為什么要出現在哪里”。

最高法院的判決是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形式作出，同時堅持異議意見傳統，一位法官撰寫多數人意見，而持不同意見的法官可以發表異議意見，把少數派的意見也保留下來。對“聯合公民案”最激烈的反對意見，就在最高法院。九十歲高齡的史蒂文斯大法官為此案寫下職業生涯中篇幅最長的異議書，對判決的法律意見的每一個邏輯前提都提出了質疑，認為一個負責的政府，應該努力維持選民對于選舉真實合法的信心。如今，美國對競選資金改革的爭論仍然非常激烈。

看清那些皆屬合理但相互沖突的意見，需要更多的歲月，由不確定的未來作檢驗。在《誓言》中，圖賓把“聯合公民案”引發的沖突寫得跌宕起伏，并且立場鮮明地支持少數派的意見，他的態度可以被理解，得益于最高法院的異見傳統，正反雙方的意見記錄在案，各自依循的法理都清晰可見。究其根本，同一事實，根據憲法有不同解釋，不意味著“對與錯”，具體的判決往往是特定時段妥協的結果。

這種時候，原則更值得關注。最高法院必須解釋所有判決理由，用合乎邏輯、可解釋的方式來處理問題。事實、法律理由、對理由的批評以及反對理由的公開，直接對應我們理性認知的幾個層面：事實、判斷與價值詮釋。這是理性思考無止境的訓練。有時候我們對一個社會的公共理性缺乏信心，并且質疑所謂的“國民性”，不妨反過來想想我們是否接受了足夠好的理性訓練。

指向未來歲月的智慧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偏見與傲慢。一代人曾無比確信的東西，在另一代人看來不過是過眼煙云。一個半世紀之前，最高法院曾經判定非裔美國人是一種財產，永遠不可能擁有人類享有的權利，后來，一位黑人成為了美國總統。社會政治制度的安排，直接決定人性尊嚴與權利的處境，而尊嚴與權利的觀念，在不斷變動擴展。無論對于個人而言，還是對于國家而言，成長是艱難又痛苦的過程。這種感慨背后也隱含一種批評，懷抱各種舒適的幻覺與觀念不放的人，很難稱之為成熟。

美國學者桑德福·列文森曾經在中國講授一個法學專題，兩位參加課程的中國學生就美國憲法第二十二修正案進行了激烈爭辯。該條修正案嚴禁任何一位總統任期超過兩屆，這是非常清晰的規范。一位學生認為，這種強制離職違反民主，剝奪了人民的重要權力，即他們決定一位領導，由于他給人民的利益提供了很好的服務，值得更長的任職期限。而另一位學生認為這是精彩絕倫的主意，因為規定政治領導人在最高職位上任滿就交接權力，因此抑制了那種盲目崇信任何領導人都不可替代的看法。列文森為此提醒人們，摒棄對憲法那種信仰般的崇拜，普通人都可以認識到憲法中那些“技術性”特征。

即便是清晰的規范，在不同理念的考察下也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再進一步，不同的結論并不能直接將其歸入“善惡”兩分。良善觀念發生沖突互不兼容時，無論何種觀念將取得支配地位，一樣會引發激烈斗爭。這種斗爭的劇目在《誓言》中就出現了。2009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奧巴馬的“可負擔醫保法案”，法案強制要求美國公民購買醫療保險，同時政府為買不起醫保的人提供補貼。行政部門準備行動的時候，司法部門卻發起了對法案是否違憲的審查。

司法審查作為美國政治框架核心部分，賦予最高法院一種權力，可以判定與憲法相抵觸的政府行為和法律無效。因為醫保法案，最高法院再次進入政治叢林中。對于奧巴馬而言，醫療改革是他最重要的行政成就，最高法院的裁判，將決定這位民選總統的政治成就是否成立。就公眾意見而言，支持方認為政府應該引導善，幫助人民解決問題；而反對方認為“強制購買”侵犯公民自由，如果政府可以強制人民購買保險，有一天它也可以強制人民購買汽車或者西藍花。而對于大法官而言，投票和法律意見，需要很多策略和技術，即便參照所有先例，挖掘之前判決蘊含的相關理念，也很難做出清晰裁決。

艱難曲折的權衡之后，2012年夏天，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結果支持了“可負擔醫保法案”，羅伯茨代表多數方意見撰寫判決意見，認為法案不應被禁止，最高法院也不對法案明智與否發表任何建議，“根據憲法，這應由人民判斷”。最終，非民選的法官，支持了民選政府的意志，奧巴馬也順利進入下一個任期。而圍繞這個法案的討論、立法與實施，仍然在繼續。

真實社會的運作充滿種種意想不到的混亂，比理性想象更為復雜。在政治領域，參與者始終會被相互沖突的訴求推來搡去，幾乎沒有一個領導者可以同時滿足所有訴求。政治協調的事務是具體的，需要在短期內呈現結果，始終根據實際情境做靈活調度。而法律價值具有抽象性，它所持有的原則與承諾更為長遠。在一個通過法律去控制社會的現代治理體系中，妥協與原則之間，有無止境的張力和數不清的抉擇。

2017年1月，羅伯茨主持了特朗普的就職典禮。在那一年的夏天，他在兒子中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被廣為流傳，他祝福孩子們在未來歲月里“時不時遭遇不公”“唯有如此，才能懂得公正的價值”。時間流轉到2018年感恩節前夕，奧巴馬的繼任者特朗普，在推特上以他一貫的風格貶斥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并且認為最高法院有“奧巴馬的法官”。羅伯茨回應說：“我們沒有奧巴馬法官或特朗普法官，布什法官或克林頓法官。獨立的司法機構是我們都應該感恩的事情。”作為一位擁有終身職位的法官，羅伯茨還有很多時間去打漫長的比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