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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從1980年代開始經濟和社會有了巨大的轉變，其結果就是“新鍍金時代”的到來。推動這一轉變的有三大推手。首先是科技快速進步，其次是里根和撒切爾推崇的新自由主義，簡單來說就是小政府大市場、低稅收、自由貿易、去監管。更早于新自由主義而興起的是金融資本主義，尤其以弗里德曼所強調的企業逐利性，或者說企業的唯一目的是“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著稱。第三大推手則是全球化。

在這三大推手推動下，西方世界發生了與戰后三十年很不同的變化。如果說戰后三十年創造出了驚人的繁榮，西方世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1980年代之后的變化卻是一百年前鍍金時代的翻版：財富聚集，硅谷的科技新貴取代了一百年前的鋼鐵大亨；貧富差距拉大，普通人感覺收入二十年停滯不前；工作缺乏安全感，一方面人工智能取代工作的說法不絕于耳，另一方面零工經濟讓很多人即使努力也無法過上中產生活。

這些變化的直接結果是反全球化的思潮，尤其以特朗普上臺、英國脫歐以及西歐民粹主義大行其道為代表。

駭人的貧富差距

美國貧富差距的拉大達到了駭人驚聞的地步。貝索斯的創造力，巴菲特的投資眼光和蓋茨的慈善備受稱贊，但很容易被忽略的是這三位美國巨富的家產，相當于美國下層一半人口財產加在一起那么多。

過去三十年，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去監管，犧牲的是勞工階層的利益。富裕國家的勞工被迫與新興市場的勞工競爭，這種競爭壓力必然導致薪資停滯不前、工作機會減少，工會遭受重大打擊，勞工在與資本的博弈中節節敗退，資本大獲全勝。

美國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Warren）經常講一則有關套裝的故事。沃倫母親50歲的時候，為了能不失去自己的房子，把家里那套壓箱底的只有在婚禮和重要節日時才穿的正式套裝拿出來。沃倫母親結婚之后再就沒上過班，可是那年，沃倫父親因為生病而丟掉穩定的工作，母親決定撐起家計，穿上套裝到希爾斯百貨公司找了一份只給最低工資的電話員的工作。

沃倫講述的母親與套裝的故事有她的深意。五十年前（今年沃倫已經超過七十歲了）的美國，只要想工作，能工作，多一份最低工資就能撐起六口之家的中產生活?，F在的美國則不要再有這樣的幻想了，最低工資只能糊口。沃倫是美國民主黨2020年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熱門人選，也是特朗普潛在的重要挑戰對手，而她的政綱之一就是全民醫保，希望幫底層的美國人減負。

對過去三十年美國的這一轉變的反思，主要針對伴隨著全球化而來的兩大重要議題的管理失誤。首先是對從制造業（工業化）向數字經濟轉化的去工業化過程的管理存在失誤。其次是對科技的快速迭代帶來的問題存在管理失誤。兩者都集中體現在了工作的快速轉移，尤其是沒受大學教育的產業工人的工作的快速轉移。

科技帶來的變化，無論是1990年代開始的IT與服務外包，還是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啟的人工智能大潮，讓更多白領的工作崗位被取代或取消。問題是，雖然科技的進步同時也會創造新工作，但是創造新工作的步伐卻沒有那么快。

管理去工業化進程首先就需要加快轉崗創造新工作機會的步伐，這是政府的責任，卻一直沒有得到足夠重視。

科技創新本身，并不一定能推動經濟發展，反而有可能因為巨大的顛覆導致大量工作的消亡，讓經濟在短期內陷入下降循環中無法解脫。

1929年金融危機就是很好的例子。技術的進步讓農業的產出提升非常高，但是簡單的供求關系導致農產品價格因為豐收而大幅降低，農民希望通過增產來改變經濟狀況，農產品價格進一步暴跌。絕望的農民只能涌向城市，但城市卻接納不了他們。因為金融危機，城市里很多失業的人找不到工作，工資整體降低，對農產品的需求也降低。兩者相疊加，加深了危機。

直到羅斯福推行進步主義新政，才扭轉了局面。羅斯福采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強調政府的責任是推動全面充分就業，并運用財政手段創造了很多新工作，加上二戰開啟，國家對產業復興投入巨大，才真正解決了城市就業問題和農村人口進城的城鎮化轉型。

用羅斯福新政的進步主義思考去觀察西方的現實，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在過去三十年并沒有給全社會帶來普遍的進步，并沒有讓每個人都過上富足的生活，反而加劇了貧富差距，加劇了階層固化。

贏家與輸家

全球化帶來了更多財富，但是贏家和輸家也黑白分明。精英與資本是贏家，西方的產業工人和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群則是輸家。因為新自由主義推崇小政府，美國沒有很好地去做再分配，去幫助輸家適應這種變化。寄希望于經濟發展之后人人都能受益，被證明是不切實際的。

全球化進一步推動了服務財富頂端1%的人的金融資本主義的大發展，在文化上塑造出那種個人主義的，追求財富的，甚至為了成功無所不用其極的文化，這種文化對精英階層特別有腐蝕力。

全球化所建立的貿易體系，由美國主導建立起的規則體系，也體現美國和西方跨國資本的利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新書《人、權力與利潤》（People,PowerandProf－its）中特別對這種貿易體系給予了批評。他認為，這種貿易體系所強化的知識產權保護、市場開放、金融開放等等，都符合跨國資本利益，但不一定符合新興市場的利益。

全球化所關注的焦點領域之一，知識產權領域，就有著激烈的爭論。當前知識產權的保護到底能否保護創新？不斷拉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時限是不是本質上在維護資本的利益，而以犧牲創新為代價？更罔顧普通人的福祉？比如在保護跨國藥廠的利益還是讓更多新興市場老百姓可以享受到先進仿制藥治病救人的好處時，現行的規則體系選擇保護資本的利益而不是老百姓的利益。

斯蒂格利茨強調，未來推動經濟發展的是知識經濟，知識經濟就需要知識更為廣泛地分享與傳播，而過度的知識產權保護恰恰與這一方向背道而馳。

跨國資本之所以在全球化中獲益最多，與去監管的稅收漏洞增多有關。避免雙邊征稅和稅收天堂，使很多企業的收入甚至從沒有被征過一次稅。這種巨型跨國公司鉆空子的狀態不可持續，因為它動搖了很多政府的稅基。政府如果想要有效運作，加大對科研和基礎設施的投入，增加可再分配資源，增加教育和再培訓的投入，都需要足夠的稅收作為保障。

全球化，尤其是跨國公司，最大的盲點是與本地的脫鉤。之前的企業都在本地，與本地的人、社區和稅收等各方面都有著聯系?，F在的企業可以在全世界最有競爭性的地方投資，尋找最便宜的勞動力，不再依賴本地，覺得自己不再需要承擔對本地的義務。

因為切斷了與本地的關聯，包括與具體勞工的關聯，跨國公司能更順暢地運用現代工具去推行優化。以效率和利潤最大化為名所推行的流程優化，本質上是對普通勞動者的進一步異化。

零工經濟中的靈活排班表就是個常見的流程優化的例子。在美國的服務業，尤其是餐飲業中很流行。靈活排班表的流行，一方面是零工經濟讓更多的人可以靠打零工掙錢，提高了便宜勞動力的供給，另一方面，高技術手段既可以靈活匹配工作，又可以讓餐飲管理者更“高效地”管理成本，減少承擔員工的醫療保障費用和其他社保支出。這種靈活排班表直接把員工變成了報表上的數字，這種異化本質上忽略了他們作為人的存在和需求，打亂了他們的生活。

全球化進程逐漸讓一個事實日益清晰：價值觀并不能統一。未來的全球化需要包容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各種不同的經濟組織形式，美國式的放任資本主義、歐洲式的福利資本主義、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會長期并存。這時，推進全球化，必須有一套各方都認同的基本準則。

這套準則至少要認同，去全球化，或者貿易保護主義，并不是解決當前問題的良藥。去全球化有成本，無論是關稅成本、供應鏈重構的成本，還是產業遭受沖擊重新適應的成本都很高。

斯蒂格利茨認為，貿易保護主義不是可供選擇的道路，也不能在既有的道路上繼續向前走，必須進行改革，而改革的首要關注點就是平衡跨國資本和勞工階層的利益，推動保護勞工利益的改革。

精英的盲點

問題是，精英能推動改革么？《紐約時報》的前專欄作家古力達拉達斯（AnandGiridharadas）在新書《贏家通吃》（WinnersTakeAll）中就提出了質疑。他認為，不能寄希望于這些商場上的贏家用市場的方式解決過去三十年美國所積累下來的社會問題。

古力達拉達斯把過去三十年全球精英所構建的世界稱之為市場世界（MarketWorld）。秉持新自由主義的精英，懷疑政府是否能解決持續積累的社會問題，強調解決這些問題應該運用市場的力量，引入企業家的管理和創新能力，用做加法的方式找到既盈利又解決問題的雙贏方案。

除了貧富分化加劇之外，過去三十年美國積累下來的社會問題還真不少：政府公共服務投資不夠、基礎設施年久失修、醫療成本高居不下、學費高漲、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下層半數人在二十年中收入停滯、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無法再僅靠努力和勞動過上中產生活。

市場和雙贏是精英給出的藥方。古力達拉達斯指出了這種藥方的謬誤之處：讓現有系統中的贏家來主導和推動系統的改革，中間必然有尖銳的利益沖突。商場上的贏家不一定沒有理想，也一定有不少人愿意慷慨解囊解決社會問題。問題是，他們中的大多數絕對不會把解決問題的焦點放在系統內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他們沒有動力去改變那些讓他們成為贏家的制度，他們因此鐘情于硅谷式的創新，比如推出一個新的APP，來神奇地解決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

精英對雙贏的鼓吹首先建立在自己永遠贏的基礎上。在沒有雙贏可能的地方，輸家一定是普通人。雙贏的思路讓精英相信用自己最熟悉的方法（比如麥肯錫的方法、市場的方法）就能解決表面的社會問題。但是要真正打破貧富差距拉大和階層固化，所需要的不只是給人以上升的機會，更需要打破上層人不用冒險就能獲得巨大受益的制度安排。

《黑天鵝》的作者塔勒布在《非對稱風險》中指出，如果希望鼓勵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打破階層固化，必須讓社會頂端的富裕階層也有從階梯上滑落的風險。如果到達了財富頂端的人不再需要冒風險，或者說他們已經有很大的確定性能夠讓自己和后代都在金字塔的頂端站穩腳跟，不再需要擔心損失的風險，那么整個社會就會出大問題。

寄希望于精英牽頭用市場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的想法，給予了精英以鞏固自身優勢的機會。精英對類似全球變暖，或者非洲貧困問題的關注，為他們贏得了社會的尊重，遮蔽了他們在影響體制和規則時的利己做法。古力達拉達斯認為，與其鼓勵精英一方面賺錢，另一方面大筆捐款公益，更應該增加他們的稅負，以便讓政府有能力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

過去三十年，資本和它們背后的1%的精英階層與普羅大眾割裂。作為最大的受益者，精英階層的話語權特別強大，卻因為圈層化的加劇，本身的自省能力越來越差。

如何讓精英與普羅大眾達成新的共識，而不是精英自以為有共識去推動改變，成了未來發展的挑戰。因為，如果精英掌握了推動改變的話語權，最終非但不會帶來改變，反而會固化他們的地位。

企業的微觀視角

過去三十年，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大重要推手，是股東價值最大化。但是專注于金融資本的積累和攫取，有可能導致企業的其他利益相關方被忽略甚至受損：比如勞工（也可以稱之為人力資本）、比如供應鏈上下游的企業、比如企業所處的社區、比如自然環境。

企業該怎么做？《互惠資本主義》轉換了視角，站在企業的角度，提出了同樣重要的問題：除了盈利之外，企業還有什么目標？甚至進一步追問，盈利是不是應該是企業唯一的目標或者第一的目標？《互惠資本主義》的作者瑪氏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羅奇（BrunoRoche）提出“禧年”的概念值得重新發掘，因為它可以讓我們重溫一種思考人類、環境、財富以及它們在世界上各自所處地位的古老方法。

猶太人兩千多年前就提出，就好像人每七天里有一天要休息，好讓人能夠恢復體力；土地每七年要有一年休耕，好讓土地能恢復肥力；每五十年里也應該設置一個禧年，在這一年，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的所有債務都應該被取消，所有抵押的土地被歸還給原來的所有者（或他們的繼承人），所有奴隸也應該被釋放。原因很簡單，為了給每一代人以重新開始的機會。禧年可以將人們從過度勞累和過度負債中釋放出來；將地球從過度使用和過度開發中釋放出來；將財富從少數人的過度積累中釋放出來。

我們需要尊重經濟增長的諸多支柱，而不只是金融資本一元。地球、人和資本的休息、再生與循環，這才是經濟增長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所在。資本主義只是人類幾千年來組織市場經濟的一種方式，現在這種只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的金融資本主義的組織形式已經出了問題，一方面如果納入對其他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自然資本）的使用考核，金融資本主導的資本主義可能不是最有效率的，而且可能越來越失調；另一方面，逐利的金融資本也導致了貧富差距的拉大，促發民粹主義的抬頭。

提出互惠資本主義，是希望去探討對市場經濟組織形式的有效改革。羅奇認為，這樣的改革首先需要拓展企業應該關注的資本的外延，不僅包括金融資本，還需要涵蓋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非常重要的自然資本（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這些資本都需要像金融資本那樣去考核，統一形成可以核算的標準。

不同資本稀缺程度的變化，也是經濟轉型時代變化的表征。18世紀的農耕經濟，最稀缺的資本是土地；19世紀的工業革命，包括機器和工具在內的生產資料變得最為重要；20世紀則是金融資本大舉擴張的世紀；21世紀再次發生了巨大的轉換，數字經濟時代最重要的資本是知識，它的價值來源于通過知識、技術、大數據分析等方式來增強產品和服務的能力。

資本的變化和轉型必然帶來全新的狀況。比如，二戰之后金融資本是稀缺的，現在金融資本已經不再稀缺，稀缺的反而是其他資本，尤其是自然資本。所以新的經濟組織形式需要全面衡量其他資本的投入產出，才能創建出更具活力和效率的經濟組織方式。

羅奇因此提出，企業需要有高遠的目標，而這一目標必然不只是利潤的最大化。

瑪氏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就開展了一項實驗。在內羅畢，幾乎所有資本都有所稀缺，瑪氏提出的目標，在內羅畢創建出一種瑪氏的生意（售賣口香糖），讓當地人能夠脫離貧困。為了達到脫貧是目標，需要有所創新地去挖掘當地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結果瑪氏發現，“授人以漁”幫助當地沒有工作的年輕人經營自己的社交網絡，變社交網絡為小商品的銷售網絡，的確讓很多參與者有了能夠養家的收入，而瑪氏自己也在內羅畢開創了一個原本根本不存在的生意，獲得不菲的財務收益。這就是企業的業務與發展目標結合的產物?，斒仙踔凉膭钤谶@個自家培育的網絡上售賣競爭對手的產品，因為它的目標是幫助更多人脫貧，而不是賺更多的錢。只有當其他競爭對手也參與到新創的銷售網絡中去，網絡才有更大的發展前景。

商業需要有目標，掙錢只是手段，掙錢能確保商業的可持續性，確保它能更好地實現目標。

古力達拉達斯質疑商業精英用商業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羅奇則強調需要在企業盈利目標之外為企業塑造一個更為高遠的目標，兩人的觀點似乎有矛盾。

但是羅奇的視野超出了人類社會本身而涵蓋了我們生存的地球，他認為企業的這種目標必須能夠為解決人類和地球的問題找到可盈利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從為人類和地球制造麻煩中牟利。在這一點上，羅奇與古力達拉達斯又是一致的。古力達拉達斯最擔心的就是精英鼓吹“向善”卻避而不談如何防止“作惡”，而羅奇把不做壞事牟利，作為衡量企業是否有高遠目標的第一條。

走出市場萬能的迷思

古力達拉達斯的一點批評是中肯的。如果要走出過去三十年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困境，就必須重新審視市場與政府之間的平衡，尤其要去反思新自由主義所標榜的“小政府、大市場、去監管”的藥方。

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本身并不一定能催生創新，它同樣可以在沒有監管的情況下讓大企業、平臺型的企業，濫用其壟斷和市場支配力；它可能強化企業的攫取，罔顧勞工的利益；它可能讓企業積極于分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

市場因此需要有效的監管，需要有足夠的競爭，不然市場可能會失靈，一方面產生大量像污染這樣的負外部性產品，另一方面卻又很難足夠供給像基礎研究這樣的公共服務。

斯蒂格利茨認為，美國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對市場的迷信，結果缺乏對人力資本、基礎設施和基礎研究的足夠投資。此外，雖然理解競爭的重要性，市場上卻存在著對壟斷的崇拜。

現實當中，很多行業都能看到領先的前兩三名企業占據主要的市場份額，甚至出現像波音和空客這種雙頭壟斷的格局?；ヂ摼W領域更是平臺優勢明顯，谷歌和臉書瓜分了美國幾乎所有增量的數字廣告，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企業中七家是高科技企業，每家都在構建自己的勢力范圍，對進入這一范圍的初創企業實施先發制人的并購戰術。

市場本身也無法應對經濟轉型。面對全球化和技術的挑戰，需要更多政府投入來幫助普通人應對從工業經濟向數字經濟的轉型，應對技術帶來的職場的巨大變化。這需要非常積極的就業輔助計劃，幫助更快創造出新的工作崗位，幫助普通人能夠在新經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政府如果加大對教育、養老和醫療的投入，確保這些行業雇傭更多的人，提高老師和護士的工資，會對市場傳遞積極的信號。

打破市場萬能的迷思就是要重新找到市場與政府的平衡。要真正解決社會問題，必須賦能政府。在稅收、再分配等問題上，必須讓政府有所作為，有能力作為，然后才是提升效率。期望私營機構替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會面臨兩方面的問題：它能解決個案，卻不一定能解決系統問題；它給予了私人（無論是大企業還是大富豪）過多的不對稱的話語權。只有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才會真正是普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