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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例外的十八世紀

著名左翼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Hobsbawm）的系列作品“年代四部曲”讓“漫長的十九世紀”這一說法不脛而走。之所以被冠以“漫長”，是因為霍布斯鮑姆筆下的十九世紀并不以精確的物理時間來劃分，它的開端和終結是西方歷史上的兩個標志性事件：發生在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和發生在二十世紀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如果仔細觀察，我們就會發現這兩起事件有著血腥的共同點：被視為無物的舊規則、不受限制的暴力殺戮和全民動員的總體戰爭。

上述特點其實也是十九世紀西方戰爭的整體底色。如果那個年代有一位來自東方的觀察者，那么歐洲這個時期戰爭所表現出的野蠻瘋狂可能并不會令他感到驚訝，因為在他的經驗里，戰爭本就如此?？蓪τ趧倓倧氖耸兰o走過來的西方而言，這就是一場徹徹底底的人類文明大逆轉。正是在上個百年里，歐洲知識分子見證了戰爭這頭巨獸正在被人類逐漸馴服：一方面，殺戮慢慢地被限制在戰場本身，成為職業軍人之間的對決，針對平民的無法無天的暴力逐漸減少，宗教戰爭時期軍隊蝗蟲過境般的搶掠行為被十八世紀相對較為文明的“征收”和“納貢”所替代，亞當·斯密甚至認為這反而會改善戰場附近農民的生活水平，因為原本壓迫他們的領主已經逃走，而他們自己則可以通過向駐地軍人販賣緊俏的給養而發家致富；另一方面，指揮官們所追求的勝利目標也發生了改變，逐漸從“對敵人有生力量的徹底殲滅”變成了“將敵人驅逐出戰場”，在一場典型的十八世紀戰役里，雙方軍隊的主力排成線式隊列，然后在幾十米的距離上手持滑膛槍向對方發動一輪輪齊射，直到其中一方的隊列因支撐不住傷亡而逃離戰場，戰斗往往在這個時候就宣告結束了，勝利者很少會繼續對潰敗的敵人展開追擊，因此戰爭也顯得更為人道和克制。最后，戰爭成為了一種有效的法律裁決，勝利者傾向于通過和約來固定勝利果實，并主動避免戰爭繼續擴大；失敗者則會老老實實地服從判決，然后靜靜等待下一次機會。由于上面的特點，十八世紀被一些學者認為是戰爭的黃金歲月和有限戰爭的紀元。

十八世紀的歐洲戰爭為什么會是這樣的面貌？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認為十八世紀有節制的戰斗行為源自歐洲中世紀騎士精神的延續。納粹德國的桂冠法學家卡爾·施米特就曾寫到：“只有在戰爭仍然包含某種借助公開手段且伴隨騎士精神而進行的決斗觀念時，戰爭才能保持有節制的狀態”。更經典的表述來自英國歷史學家查爾斯·米爾斯：“在從羅馬帝國的廢墟中建立起來的各王國中，所有國王、男爵和有身份的人都是一名騎士…這是一種道德的和人格的騎士制度，這不是作為實現野心之工具的森嚴軍隊，而是反對壓迫和暴政的軍事屏障，是對專制和不義的矯正”。

然而遺憾的是，這種對騎士的追思只是源于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一廂情愿的想象而已。中世紀戰爭之所以被后世認為烈度有限，是因為暴力波及的地域范圍不廣，可當騎士們有機會搶掠和殺戮時，他們絕不會手軟。對于這個階層而言，武力既是一種習慣，也是一種對他人施加暴力的特權。翻看中世紀的文獻，農民被殺害、婦女遭強暴、作物被焚毀、工具被毀壞的戰斗記錄俯拾即是。中世紀的騎士楷模、被譽為智慧與勇氣化身的獅心王理查一世就曾在東征期間，一邊放縱手下搶劫和焚燒墨西拿城，一邊又向西西里的統治者坦克雷德索要兩萬盎司的巨額贖金，與后世經過美化的形象大相徑庭。

不過當貴族之間發生戰斗時，場面的確會文明不少。英法百年戰爭期間的阿金庫爾戰役結束后，英王亨利五世一度想要屠殺所有的法軍俘虜，卻被手下所有的貴族騎士勸阻，諷刺的是，這并非因為什么“貴族精神”或者“騎士風度”，而是源自一個很現實的理由：贖金。在中世紀的歐洲，貴族俘虜被認為是一種可以換取現金的“抵押品”而受到法律的保護；看押者如果擅自殺死某個俘虜，會受到這個俘虜“所有者”的起訴；如果俘虜在看押期間自然死亡，他的后代還需要繼承繳納贖金的義務。贖金收益是很可觀的，以至于讓勝利者有很強的激勵去維持一種人道、體面的戰爭法則。同樣是前文提到的獅心王理查，在結束東征回國途中被奧地利公爵俘虜，最后靠著生母阿基坦的埃莉諾籌措的十五萬馬克贖金才得以恢復自由，而這筆錢相當于當時英格蘭王室年收入的兩到三倍。

由此可見，十八世紀只是歐洲歷史上空前絕后的例外。在此之前，騎士主導的戰爭不啻于混亂與野蠻的黑暗叢林；而在此之后，以徹底消滅對手為目的的無限戰爭卷土重來，更糟糕的是，隨著民族國家這個體量遠遠超過中世紀封建領主的政治實體誕生，戰爭規模和破壞程度也遠遠超過了中世紀。唯獨在十八世紀，有限戰爭成為一種常態，想要弄清楚這個“例外時代”出現的原因，我們需要看看這段時間里歐洲到底發生了什么。

主權者的財產糾紛

前文中，我們將有限戰爭的黃金時代限定在了十八世紀，不過更嚴格地來說，這種戰爭形態從1661年“太陽王”路易十四親政之后就開始慢慢出現了。正是在路易十四手里，現代法國的疆域大致固定了下來，而一次次對外戰爭的勝利也讓法國在這一時期取代西班牙稱霸歐洲。這一切的背后，是路易十四對法國戰爭暴力的徹底壟斷和對大小貴族私戰權利的徹底剝奪。他一方面將地方大貴族征召進凡爾賽宮集中加以約束，派駐司法官員進駐地方，奪取過去由貴族掌控的私刑權力，解散了貴族們的私人武裝扈從，另一方面通過風靡整個歐洲的繁復的宮廷時尚在精神上馴化了法國貴族，一種“文明、自我克制”的流行文化替代了過去貴族階層所崇尚的粗野和暴力。經過上述努力，太陽王時代的法國貴族盡管還保留著一百年前的爵位，但他們在本質上已經成為向君主效力的職業軍官，正如孟德斯鳩所說：“對貴族來說，除了為君王在戰爭中效力，沒有別的更榮耀的事情了。”

縱觀整個十八世紀，無論是在北歐的瑞典、東歐的沙俄、中歐的普魯士和奧地利、西歐的法國，還是在薩伏伊、漢諾威等夾雜在列強之間的大小邦國里，像路易十四這樣的專制君主們紛紛崛起。這是一個正反饋的歷史進程，迅速而又不可抗拒，率先完成轉變的國家，比如普魯士和俄羅斯，可以快速舉一國之力建立令人生畏的常備武裝，而那些依然停留在中世紀貴族共治傳統中的國家，比如波蘭，則因為無力對抗那些已經完成轉變的鄰居而成為砧板上的魚肉。最后，在短短一兩代人的時間里，一個嶄新的國際政治秩序形成了，共同維持這個秩序的成員就是各色社會契約論所說的“主權者”，也即一國之中唯一能夠主張實施不受限制暴力之權利的人，伴隨而來的則是這些君主對于節制國內暴力的全面承諾。自此以后，歐洲中世紀蔓延于上千個政治實體之間小規模而又頻繁的沖突，開始集中在十幾個力量相差無幾、相互制衡的主權者之間。對內，他們保持著一國秩序的絕對穩定，貴族私戰被嚴厲禁止；對外，他們誰也無法吞并誰，只能在相互提防之中保持均勢，誰有一家獨大的趨勢，其他國家就會馬上組成一個反對他的國際聯盟，將他打回原形。以主權者壟斷為基礎的新秩序消滅了國內暴力，并讓主權者在付諸國際暴力之前反復掂量，這就是節制戰爭得以在十八世紀興起的第一個原因。

主權者出現的同時，歐陸訴諸戰爭權的理由也在悄然地改變。十八世紀之前，支配整個中世紀戰爭的理由是宗教，維護基督教正統這面旗幟為中世紀大大小小的國王和領主發動戰爭提供了絕佳的借口。這一系列戰爭既包括大家所熟知的歷次十字軍東征、西班牙再征服運動，也包括條頓騎士團在波羅的海沿岸的拓邊、法國對清潔派異端的討伐等多如牛毛的暴力沖突。無論宗教熱忱是真誠的抑或只是幌子，在懲罰異教徒的戰爭中，寬恕與克制是很難存在的，因為只有徹底消滅敵人才能符合正義的訴求，這種不死不休的模式在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期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水平，德意志地區的人口在新教諸侯和天主教諸侯軍隊的來回蹂躪中損失了大約五百萬，占據了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這場戰爭堪稱兩次世界大戰以前歐洲歷史上最慘烈的沖突，徹底敗壞了宗教戰爭的名聲，也讓另一種更加古老的訴諸戰爭權的理由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后，替代宗教成為主流，這就是財產權。

早在古羅馬時期，“戰爭是一種取得財產的手段”這個觀念就已經存在。在當時的人們看來，戰爭不僅是獲取財產的方式，而且還是獲取財產的最好方式。因為通過購買、繼承等其他方式交易財產的過程都很容易產生糾紛，唯有從敵人手里奪取某物才是最清晰不過的財產源泉。在主權者壟斷了國內和國際戰爭發動權的時代，這種學說簡直就是為他們量身打造一般。對于主權者而言，他的核心財產就是手中的王國，而他日常要做的，就是想方設法保住手中的財產，同時竭盡一切可能地攫取更多財產，也就是新的領土和人口。

在已經形成一定“均勢”的格局下，各管一片的主權者之間原本是很難發生沖突的，然而君主們畢竟是人，繁殖和死亡是兩個無法回避的話題，由此產生了聯姻和王位繼承這兩個大概率可能導致領土變動的情形。受到現實利益的驅動，圍繞婚姻法和繼承法的研究成為了十八世紀的一門顯學。每個君主都會豢養一批學者，讓他們根據古老的判例和嚴密的邏輯，證明自己在法律上有權對某一個王位或某一片領土擁有合理的繼承權。一旦出現王位空缺或者女性繼承人待嫁的情況，不同君主之間又無法達成妥協，沖突就會爆發。這也是為什么這一時期的戰爭會有“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巴拉丁王位繼承戰爭”、“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和“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之類名字的緣由。在上述戰爭的背后，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種新的戰爭規則：戰爭發起者必須根據婚姻法和繼承法而不是某種宗教理由，明確提出自己的財產主張，然后通過一場或連續多場戰役實現裁決，戰場上的勝敗則決定了財產的最終歸屬。在第三方主權者的見證和監督下，裁決的結果會形成有效的約束力，如果發起者不服從判決，那么也只能等到下一次機會再提出新的財產主張。

上述戰爭規則的背后昭示著十八世紀思想層面的深刻變化。戰爭不是“實現正義、懲罰罪惡”的行為，而是圍繞主權者財產權之爭的民事訴訟，讓戰爭來裁決財產的歸屬，則意味著戰爭不再被視為歷史進程中的“必然”或者“趨勢”，而僅僅只是某種托付給“運氣”的“豪賭”。盡管籌碼很大，但賭輸一次也很難賠上全部家當，敗者下輪還有足夠的余力翻盤。以這種觀念主導的戰爭很難走向無限升級和相互毀滅，暴力烈度也就自然下降了，這是節制戰爭在十八世紀流行的第二個原因。

基于上面兩個原因，我們就不難理解典型的十八世紀戰役里，勝利者為什么不傾向于在戰場上對敗退的一方趕盡殺絕了。在那個時代，隨著武器換代頻率的加快和部隊規模的逐漸擴大，供養和訓練一只常備軍的成本正在急劇攀升，歐洲錯綜復雜的法律和金融體系的制約，又讓君主們無法竭澤而漁地抽干國內資源開展總體戰，因此，如何利用手中有限的軍事資源達成目的就成了所有君主都必須考慮的問題。相比于突襲和圍攻這種可能讓軍隊陷入漫長對峙、拖垮王國財政的戰爭形態，一場短促的、戰場固定的會戰無疑是更為經濟的戰爭形式。在會戰形態下，“擊潰規則”和“殲滅規則”盡管都是行之有效的勝利規則，但前者無疑是更容易輕松達成的，況且對潰敗敵人的追擊也并非全無風險。在那個線式隊列占據統治地位的時代，追擊往往意味著隊形混亂、指揮官對軍隊失去控制，而敵人如果只是佯裝撤退，那么追擊過程中遭到反戈一擊很有可能導致原本到手的勝利被徹底逆轉，相比之下，將敵人驅逐出戰場，奪取對方的旗幟和武器輜重，同時讓位于戰場邊緣的其他君主派遣的軍事觀察員觀察到敵人的潰敗，就可以更輕松地把勝利變成既定事實。

久而久之，“擊潰而非殲滅”成為了戰場上雙方指揮官的共同預期，這又反過來進一步強化了“擊潰規則”在戰爭中的統治地位。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十八世紀戰爭中的一些有趣現象。

在腓特烈大帝的成名之戰——查圖西茨會戰中，腓特烈指揮的普魯士軍隊在承受了比對手奧地利更嚴重傷亡的情況下成功地將對手逼出了戰場。奧地利人雖然失利，但仍然保持了部隊的建制，并且有條不紊地撤退到了三英里之外的營地中。按照我們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似乎只能算是一個平手，但無論是當時歐洲各國外交文書對戰役結果的描述，還是伏爾泰等知識分子的記載，都毫無疑問地宣告了腓特烈的徹底勝利。這種對勝利的認可也有效地轉化為了勝利的果實，就在幾周之后，普魯士與奧地利在英國的見證下，簽訂了《布雷斯勞和約》，承認了普魯士對西里西亞的占領。

在規模更大的馬爾普拉凱會戰中，類似的情況同樣可以被觀察到。作為撤退方的法軍，傷亡人數只有對手反法同盟的一半，但這并不妨礙法國被判定為戰敗者。這次戰役的結果影響了后來簽訂的《烏得勒支條約》，法國王室被禁止在將來兼領西班牙王位，這對法國的陸上霸權產生了極大的遏制作用。

在上面這些例子里，判定勝敗的并非傷亡人數，而是誰最終占據了戰場。雙方指揮官的這種對擊潰而非殲滅的追求，只有放在當時的語境下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

黃金時代的消逝

在十八世紀，以伏爾泰為代表的啟蒙主義知識分子對這種君主私欲下的暴力開展了嚴厲的批判，但他們仍然會承認，自己所在時代的戰爭相比于過去在節制和人道上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人們曾以為這就是未來文明世界的整體發展趨勢，然而隨著法國大革命的降臨，這場短暫的幻夢被無情打破，失控的暴力再次掙脫牢籠，震撼了整個歐洲。

一百多年后，英國的軍事理論家利德爾·哈特（LiddellHart）在《戰爭思想》一書里將戰爭形態的轉變歸咎到了克勞塞維茨等活躍在大革命時期的學者身上，“自十八世紀晚期以來，各國都束縛于一種軍事學說——以一場戰爭消滅敵人一切的學說。結果，一旦進入戰爭之中，這些國家便幾乎無望解脫。”在哈特看來，正是由克勞塞維茨等人一手締造并最終風靡整個西方的“殲滅戰理論”，將十八世紀“文明戰爭”繼續延續下去的勢頭給攔腰截斷了。

然而，我們從直覺上就能發現這種觀點過于蒼白無力——克勞塞維茨的名著《戰爭論》源自他對拿破侖時代軍事行動的親身經歷，是對戰爭期間既有事實的歸納和追認。換句話說，在克勞塞維茨的學說出現前，殲滅戰就已經開始慢慢替代此前所流行的文明戰爭了。事實上，法國大革命和它催生的民族國家的興起，才是斷送“黃金時代”的真正原因。

在歐洲專制君主崛起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民族主義一直扮演著盟友角色，幫助君主剝奪地方貴族的權力，聚集整個國家的力量，然而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是一體兩面的，隨著政治意識的進一步覺醒，民眾主動要求參加國家事務的意愿也越來越高。這使得訴諸戰爭的理由再度發生了變化。在十九世紀，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同如下的觀點：民族國家是屬于整個民族，而非某個君主的。因此，僅僅因為君主對某塊領土有了財產權上的主張并與其他君主發生沖突，就能以此為理由讓無數年輕人赴死，這肯定是無法接受的。更糟糕的是，君主一旦在會戰里落敗，就會按照慣例與他國立約媾和。如果放在十八世紀，這本是無可非議的，可到了十九世紀，這種行為就變成了君主不經過民眾同意單獨與外國簽訂賣國協議的勾當。這一點通過1870年的色當之圍獲得了淋漓盡致的驗證。在這場戰役的尾聲，作為戰敗方的拿破侖三世率領要塞中的三十萬法軍向普魯士投降，然而消息傳到巴黎后引發了民眾的震怒，拿破侖三世被立刻宣告廢黜，在隨后的數個月里，法國民眾重建了一支新的武裝力量，通過非正規作戰方式抵御入侵的普魯士軍隊。因為他們認為色當戰役只是皇帝的失利，而不是法國的失利。普魯士軍隊此后只能焦頭爛額地四處彈壓零星的抵抗，并炮轟反抗軍依托的城市居民區，普法戰爭自此脫離了傳統會戰的軌道，慢慢演變成了焦土作戰和對軍民不加區分的殺戮。

如今的人類社會肯定無法回到十八世紀的狀態，我們也并不需要為了“有限戰爭”這一點，放棄兩百年來人類政治制度的巨大進步。然而回顧之前的歷史，我們仍然可以獲得很多啟發。君主時代圍繞財產權的戰爭常常有著“殘忍貪婪”的惡名，然而以更高尚的理由作戰，最后卻有可能引發更加殘酷的戰爭。在中世紀，這種高尚的理由往往是宗教，而在當代，它也可能是其他意識形態層面的美好理想。這正是一個悖論：正義之戰必須是無限戰爭。人類社會也許需要一個更懂得妥協的國際法則，才能換取更為穩固的和平與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