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歷史研究系列】

“時間開始成為金錢，雇主的金錢”

——E·J·湯普森（《時間，工作紀律與工業資本主義》）

“整天工作工作，連一點點自己的生活都沒有。老板總是覺得只有自己的時間才是時間，別人的時間就不是時間……”大城市那些“雄姿英發”的青年，幾杯酒下肚后，總要吐出幾句類似的抱怨。當然，其間還要伴隨著對老一輩的“不通情面”的不解，似乎每一代人都覺得下一代不懂把握時間、懶得無可救藥。每一代人也都竭力向前輩解釋，你們真的不懂我們，我們遇到的困難，你們也真的從來沒有經歷過。一通解釋之后，雙方仍免不了相互嫌棄。

生活中類似的難題俯仰皆是。伴隨著技術的進步與社會組織形式的變化，新的時間觀念開始與舊觀念激烈沖突。有人追思過去的田園牧歌，有人竭力呼喊“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民看殖民地的人，總覺得“可悲、懶散而沒有希望”，苛刻的資本家老板充滿警惕地盯著員工用餐、睡覺和上廁所，力圖從中揪出每一絲偷懶的跡象。與以上情況類似沖突，在200年也別無二致地發生過。

本文旨在簡介當代經濟史學者對時間觀念的歷史變遷的研究，對象以西歐為主。在第一部分，我們將重述湯普森的分析，這是這一領域無法繞過的經典；第二部分中，以Voth收集的數據為基礎，我們將在個體層面探討時間觀念的變化。從證人報時的精確程度，再到購置手表的比例，都折射出時人這方面觀念的變動。此外，他們何時起床、何時放工，都是很有意思的細節；第三部分，基于Boerner的研究，我們將分析時鐘與經濟增長間的聯系。最后是結語和展望。

從“任務驅動”向“時間驅動”轉型

在《時間，工作紀律與工業資本主義》一文的開端，湯普森描寫了盛行于原始部落中的、“任務驅動”的計時方式，如果你向當地人問時間，你不能指望他們告訴你精確的十分秒。相比于“五點半”“十一點半”此類表達，當地人更常用的說法是“太陽出來的時間”或者“把牛趕去吃草的時間”，等等。對這一點，斯科特舉過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在東南亞的部落問路，外地人是問不出答案的——你不是當地人的話，怎么會知道“走上煮一鍋飯的時間”是多遠呢？

在現代人看來，這種計時方式簡直不可理喻，對當地人來說，這樣的計時方式反而非常自然。草是一定要除的，牛奶是一定要擠的，作物成熟了是必須收割的。既然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這些都是必須完成的事項，以這些節點作為時間的標記，自然不會有什么不妥。不僅是具體的時間點，在更寬泛的層面上，比如說日期、月份、季節等，類似的習俗也廣泛存在。湯普森還注意到，在此類社會中，常常不存在“工作”與“生活”間的二分。

當需要協作的工場出現以后，“任務驅動”的計時方式開始顯露弊端。分工合作，意味著個體之間要協調工作的進度。一方的延遲，可能造成整體進度的延遲。缺乏精確的時計，意味著雇主難以向勞工下達精確的指示，當時的勞工也不在意工作的起始時間究竟幾何。17世紀時的一首歌謠，諷刺地刻畫了“毫無時間觀念”的勞工的生活，“周一不過是另一個周日，哥們你懂的。周二和周一一樣；周三你得去教堂祈禱，周四又是半天假日；周五開始工作已經太晚，周六不又是半天假日”。如此，嬉游終日，何過之有？

另一個“老大難”是計酬。一般來說，勞工都按記下的工時長短領工錢，但在缺乏精確計時手段時，所謂的“工時”注定只能是個模糊的數量，其中還要根據各種各樣的實際情況做折算。同樣是17世紀時的一段材料，記載了“工作日”這個概念的復雜程度，對收割谷物的工人來說，如果待收割的植株相當繁茂，而又只需要切下其中一部分，則收割一畝半就算一個“工作日”；如果植株繁茂而又需要整根切斷（需要的謹慎程度較輕），收費兩畝半才能算一個“工作日”；如果植株比較稀疏，收割起來相對簡單，那就要三畝半才能抵上一個“工作日”了。

這一點顯然不能讓雇主們滿意。經營規模逐漸擴大的產業主，開始嘗試以時間為準繩制定規條，將工人的收入與是否準時捆綁起來。早在18世紀初，磨坊主就購置響鈴，每天早上6點敲響，以督促雇員上工，上工以后，鈴聲每半小時響起一次，提醒雇員工作的進度。18世紀下半葉，部分工廠里已經出現了細致的規條：工人每天要在廠里待15個小時，中間有指定的1個半小時用來進餐。廠主認為，如此的安排能夠讓“懶惰和奸邪無所遁形，勤奮和公正受報酬勞”。

17至18世紀間，物質和思想上的二重進展，也為時間觀念的轉變做好了鋪墊。一是制表業的崛起，二是各類鼓吹“抓緊時間”的論調的盛行。以后者為例，當時思想家普遍認為不守時——或許只是前面提到的、自然的計時方式——是貧窮的禍根。一位叫Temple的思想家甚至認為：可以將4歲及以上的貧窮家庭的孩子送進工廠，每日勞動十二個小時，并接受兩小時的教育。如此，他們可以逐漸習慣工廠中的生活方式，并最終以此為樂。許多學校都將“準時”與“作息規律”寫入了辦學宗旨當中。

至19世紀，至少在英國，以上的想法已經相當普及。哪怕是普通英國人，許多也不再習慣之前提到的、“自然”的時間觀念?？吹狡渌麌业木用袷┬兴麄円郧暗纳罘绞?，英國人反而要大加嘲諷。以下這段材料，點出了當時英國人的心態，“按照歐洲的標準，中東和拉美地區的人在守時方面相當散漫。新的產業工人還在一點點地習慣規律的工時安排、固定的出勤以及一定的工作節奏。（在這些地方）交通日程的安排和物料的運輸都不一定準時……”

總之，無論是外在層面還是內在層面，身處工業革命國家的居民，其觀念都經歷了由“任務驅動”向“時間驅動”的轉變。以事件標記的生活節奏逐漸被以數字標記的生活方式取代，普通人也逐漸覺得這樣的安排“理所當然”。抱怨同樣存在，19世紀的工人發現，雇主們戴的表總是以可疑的方式出現偏誤。當工人們要上班時，這個表就會走得快一些，臨近下班之時，這只表又會神秘地變慢。在湯普森引用的材料中，有一段特別有趣，有一名工人自己買了一只表。結果，雇主沒收了這只表，原因在于“雇主已經告訴過他時間是幾點了”。時間，亦關乎權力。

時間觀念的游移：個體層面的證據

列舉材料足以勾勒出事物的亮點。然而，如果想要精確了解全貌，對全面樣本的量化分析必不可少，一兩個人更加守時、一兩個工廠主更加苛刻，未必代表社會真的在心態層面出現了轉變。然而量化心態本身又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怎么才能知道一個生活在兩、三百年以前的人是否守時呢？即使可以找到針對個體的記述，這些留下來的資料可能本身也沒有代表性，更何況即使是這類記述，數量也絕不是太多。

這一問題難不倒量化歷史學者。在專著《英格蘭的時間與工作：1750-1830》中，Voth為我們展示了高超的運用材料的技巧。具體來說，他找到了當時英國監獄里的案件卷宗，整理了其中所有的證人證言。這類記述的特點之一，就是包含時間。警方會反復詢問證人，看到相關事實的時間究竟是幾點？在證人回答以后，警察還要交叉詢問，以糾正其中含混或自相矛盾之處。因此，根據這部分材料中證人回憶時間的方式及特點，就可以推斷歷史上時間觀念的轉變。

證人回答的鮮明特征之一，是回憶的精確程度的變動。在湯普森所述的“原始社會”中，如果詢問當地人時間，得到的答案通常非常模糊，常常只能落到“好像是早上”“大概是傍晚前后”這個范圍，如果是今天的我們詢問時間，回復通常相當細致，至少也要精確到一個小時甚至半個小時以內，甚至會精準到分鐘。19世紀初前后，英國確實經歷了類似的變化。在倫敦，1760年時，證言中的時間精確程度在半小時以內的有68.8%，到183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了77.7%。在以農業生產為主的英格蘭北部增幅更加明顯，1760至1830年間，回憶落在半小時內的比例從64.7%增加到了80.2%。

以工業為主的地區和以農業為主的地區之間，也存在清晰可辨的差異。以倫敦與英格蘭北部為例，1760年時，前面提到，報時在半小時以內的比例已經接近70%。有60%多的證人會精確到15分鐘，還有1%的人精確到了分鐘！同一時期，北部地區沒有人會報時到15分鐘，不過超過60%的證人能精確到半小時，還有超過30%的個體以小時為單位匯報時間。隨著北部地區工業的發展，兩地間的差異也在縮小，至1830年時兩地都有約80%左右的個體報時精確到半小時內。

除了證人的報時方式，另外一項指標也可疑反映時間觀念的變化：持有手表的數量。一個人越重視時間，驅動他去購置手表的動力自然就越大。不過，這一指標中蘊含的干擾因素很多：一方面，技術的進步，導致手表價格的持續下降。根據Kelly和O’Grada的估計，整個18世紀期間，由于技藝的進步，手表的價格每年大致下降1.3%；另一方面，除時間外，手表可能還折射出了其他方面的思潮。比方說，表可能成為身份的象征，重要的并非走時準確。

即便存在這么多“干擾項”，這個時間段內英國的手表數量，增速也快到了讓人驚呼的地步。根據Voth的估計，1750年英國的手表年產量大致是12.7萬只，50年后這個數字翻了一倍，達到26.4萬只，增幅最迅猛的階段出現在19世紀初期。年產量30年間翻了近3倍，從26.4萬增加到了66.5萬。這和英國工業生產率迅速增長的時間段恰好相互重合，可以作為之前的觀察的佐證，考慮到手表屬于耐用品，十年內百萬級別的產量，其中當有不少流向了實用的消費需求。

同樣是利用監獄中的卷宗，Kelly和O’Grada也研究了同期手表消費的流變。略有差異之處在于他們關注的是報案者。當時，由于手表體積小，價值高，竊賊十分“鐘愛”這一作案對象。報案的失主需要告知丟失的手表的樣式、材質、價格等信息。通過這些記錄，我們可管窺當時手表的保有情況。二位作者的分析顯示：18世紀初，失竊手表價格的中位數大概是4鎊，當時工人每周的真實工資大致是0.9鎊；18世紀末，失竊手表的中位數變成了2鎊，真實工資大概是0.95鎊。這一點間接說明，收入相對較低的階層，也開始普遍購置手表了。同一時期，遺囑中提到“手表”這一項目的比例，也從不足10%上升到超過40%。

與計時設備普及相關聯的，是人們日常生活節奏的變化。根據前面提到的證言，Voth整理了數十年間人們起床、吃飯、收工、睡覺的時間，結果發現：1760-1830年間，人們起床的時間更加集中。原來，睡醒的時間分散于3點至9點，后來，90%的人選擇5點到7點間起床。相比之下，入睡的時間分布變化并不大。至于工作時間，主要的變化之一，是周一假日的消失。近80年間，周一工作的個體的比例上升了50%。所謂的“神圣星期一”假日，隨著觀念革命而演變成了工作日。同時，除了上流階層，大家用于閑暇的時間是普遍減少了。

這一趨勢，也與我在《時間的去向》（發表于2017年6月5日《經濟觀察報》第36版）一文中提到的趨勢相符。根據Voth的估計，1760-1830年間，無論是倫敦還是北部地區，平均的工作時間都在加長。以倫敦為例，1760年時，每年用來工作的時間大致是2300小時；到1830年，這個數字變成了3300小時。同一時間段，北部居民每年工作的時間也從2800增加到3300。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人都實現了產業家和思想家對他們的“殷殷期望”，“從偷懶、安逸、愉悅和世俗之事的手中，奪回每一分流逝的光陰”。

鐘樓與增長

如果時間觀念的變化和計時設備的普及會因此延長個體的工作時間，我們理應在社會層面觀察到類似的效應，如果每個人都更加努力工作，社會的經濟增速應當會變得更快。這一問題初看之下也很難解答，上一節中我們提到的諸多現象，背后都有英國監獄系統的詳細資料支撐。然而，研究社會層面的變化，意味著我們要到不同社會尋找能反映時間觀念的材料。并不是每個國家，都留存有如此詳細、且范圍覆蓋到近代化之前的檔案。

這一點同樣難不倒量化歷史學者。Boerner和Severgnini觀察到，西歐各國開始修筑計時設備，并不是16、17世紀才發生的事。早在13世紀擒縱裝置出現以后，各地已經開始廣泛修造鐘樓。有了鐘樓，城鎮里的領主就可以通過計時的方法來監督麾下的勞力。同時，這些地方的時間觀念的轉變，也會比沒有鐘樓的地區更早。至于經濟狀況，盡管當時還沒有可靠的GDP統計，但在近代之前，城鎮中的人口數量是和當地的經濟水平緊密相關的。

在直接統計二者的關系之前，還有一項可能的偏差要解決，即或許存在第三個因素，同時影響鐘樓的出現與經濟的增長。兩位作者找到了一個很巧妙的辦法：首先，到最早發明擒縱裝置的城市的距離，會影響技術的傳播，進而影響當地出現鐘樓的概率；其次，當地在過去是否頻繁經歷日食，也會影響到對時間的興趣和修造鐘樓的可能。由于日食在政治和宗教上都有特別意義，多次遭遇日食的城鎮，當地會更有興趣修筑鐘樓。這兩項因素都會影響計時設備是否在當地出現，和后續的經濟增長間卻又不存在必要的關聯。

通過這兩項因素，作者得以在統計上解決了前面提到的偏誤問題。結果顯示，15世紀中葉前修造鐘樓的城市，16至18世紀間經濟增長的速度會因此提高32%。在國家層面，鐘樓擴散的程度每提高10%，之后的經濟增長速度平均提高30%。因此，和勞工的“牢騷滿腹”及雇主的“義正辭嚴”相伴而至的，是社會層面經濟的增長。至于具體的原因，第一節中論及的二點都頗具解釋力：一方面，時鐘改善了監督勞力的效果；另一方面，時鐘也便利了分工、協調與交易。

結語

許久之前，經濟史學者已關注到了時鐘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史學家LeGoff稱：“時鐘的應用，開創了一個新的紀元”；Mokyr的說法，則是“時鐘是上一個一千年最偉大的發明之一”；Landes更是直接將時鐘

與計算機的應用相比擬。謗譽相隨，焦孟不離，也有不少學者狐疑時鐘的作用。如Glennie和Thrift（這個名字寫這個題目，頗有種幽默感，Thrift意為節約）就強調，早在工業革命之前，宗教等方面的動因已經參與塑造了個體的時間觀。時間這一概念的含義，也遠比這些學者的詮釋要多面。近年來，量化史學的進步，部分驗證了前一種觀點：時間觀念確實在改變；計時設備，確實有影響；時間，確實與后續經濟增長間存在密切的聯系。

這一問題無疑需要進一步探索。最明顯的缺點之一，就是研究多集中于西歐。在世界的其他地域，真的存在類似的觀念轉型嗎？然而，除批評外，另一值得思考的角度，是以上發現對當代的啟發意義。伴隨技術的發展，時間的“計量”愈發精確，“交易”也愈發順暢。在個體層面，開頭的抱怨，之后恐怕會越發常見。如果雇主能夠精確知曉雇員的時間安排，新的激勵手段會相應浮現。有的或許會更加人性化，也有一些可能相當不討人喜歡。比方說，Tippett等三位學者發現，借助通行的打卡軟件，雇主得以“吞噬”雇員的勞動時間、減少發給他們的工資?，F在，無需再沒收員工的手表，只需在軟件中點擊幾下，“勤奮和公正”自然就可以少受酬勞。

企業和社會層面，針對注意力的競爭更是如火如荼。如何在一個人的24小時中分到最大一杯羹，盡量將用戶 “粘”在自己的產品或平臺上，是許多聰明的腦袋絞盡汁水也要解決的問題。對“成癮”的擔憂、對“回聲室效應”的警惕和對低價值信息的廣泛傳播的譴責，也是輿論中長久不息的側面。曾經，“你的時間，非常值錢”只是一句引為笑談的游戲廣告，現在恐怕沒有人會再否認。我們對時間持有的觀念，其中的經濟維度越來越突出。此時，回顧數百年前革命中的言論、觀念乃至規訓方式，都具有了別樣的意義。此時場景，恰如馬克吐溫所言：歷史不會重復自己，但它會重復自己的規律（HistoryDoesNotOnRepeatItself The Oneself,But It DoesRepeatItselfTheRule）。

（作者為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法律博士J.D.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