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視圖)
孔笑微/文
1961年,40歲的雷蒙德·威廉斯終于回到了劍橋,此時他已經作為成人教育老師工作了16年,他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文化與社會》也完成于這段時期。盡管劍橋是威廉斯的母校和余生的學術棲息地,他還是覺得隱隱自己是一個“局外人”,以至于在后來斷然拒絕了一篇《我的劍橋》的命題文章,并且聲明劍橋從來不是“他的”。
和他的新左翼同事霍加特、威廉斯和E. P. 湯普森一樣,雷蒙德威廉斯選擇長期從事成人教育,是出于政治理想和社會實踐責任感。然而,教導從繁重日常工作里擠出時間上夜校的工人階級成年人,與教育劍橋嬌生慣養的上層中產階級青少年,存在天壤之別,類似于《哈利波特》中的麻瓜和巫師兩個世界。但即使在理想一再破滅之后,威廉斯仍然堅持認為文化之所以重要,首先因為它是通俗的。
《文化是通俗的》(或者直譯《文化是平凡的》)就是威廉斯第一本書的標題。這位威爾士鐵路工人之子,前裝甲反坦克軍官,成人教育的半職教師,作家以及二十世紀英語世界最重要的文化研究學者之一,沉思的左翼思想家,面對世界宣布了三個愿望:
“我希望工人階級具備天鵝般的優雅氣質;我希望人類變得足夠強大而且積極學習真理;我希望我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取得一定成績”。
且不論天真誠摯到略微可笑的語氣(尤其是“天鵝”),雷蒙德威廉斯是第一批揭示了普世文化生活的固有意義的學者。在他看來文化的傳播,既不是向礦工兜售彌爾頓詩集,也不是BBC肥皂劇和美國電視秀的強大洗腦,與麥克盧漢對傳媒技術的異化般的崇拜或者恐懼不同,在威廉斯這里,文化共同體具有有機生命一樣的新陳代謝功能,只有實際被需求的“社會意向”才反過來達成了傳播,換句話說,媒介傳播是內生的。文化在傳播中生長而出,截然不同于“媒介手段中心論”里那種自來水在水管中從中心流淌到末端的輸送方式。
如果說現在看到這些觀點,我們未覺得多么驚世駭俗或者新穎出眾,那么很可能只是因為這些預言已經漸次變成了習以為常的現實。1957年,也即《文化與社會》出版的前一年,16歲的利物浦中學生約翰·列儂跟幾個朋友攢了一支名為“采石工人”的民謠爵士樂隊,隨即在后臺遇到了15歲的保羅·麥卡特尼。披頭士樂隊帶給世界的所謂“英國入侵”,隨著唱片業與國際巡回演出商業模式的崛起而席卷全球,誰又能否認這是一場現場目擊的傳播與文化的共同生長奇跡?從《文化與社會》的角度而言,現代傳播沒有什么可怕的,而是一種急需理解的現象。“我們生活在一個文化迅速膨脹的時代,可是,我們卻不僅不去努力理解這種膨脹的性質和狀況,反而耗費大量的精力去對文化迅速膨脹這一事實表示遺憾”。
到今天我們關注社會文化的多元和次生層面,仍然看到各種各樣、比比皆是的“表示遺憾”。電子游戲遭受的長期污名化,粉絲文化與同人創作處于曖昧而危險的灰色地帶,“鬼畜”視頻剪輯和彈幕文化時刻被敲打……諷刺的是,哪怕上層建制已經如饑似渴地接受了這些新的“IP”(Intel-ligent Property)給疲軟的后制造業經濟帶來的強大刺激,并名之為“產業”,卻仍然不敢直面正視它們作為文化現象本身的地位和意義,反而一廂情愿指望青少年乖乖圈地自萌,靜待時候一到,如同一場青春熱病消失無蹤。這種鴕鳥態度的荒謬和自相矛盾之處顯而易見:如果網絡傳播時代的亞文化真的僅僅是一幫半大孩子見不得人的游戲,那么它們帶來的喜聞樂見的、長期的強勁消費能力是從哪兒來的?在雷蒙德.威廉斯的洞見中,“支配性傳播”由于缺乏民主的實踐,忽略了平等,最終將在文化的生長競爭中落敗。
工業社會的兔子洞和瘋帽子
文化演變是社會生活的潛文本,沉思者掉進兔子洞,柴郡貓消失了,但它神秘的笑容卻留在樹上。
雷蒙德.威廉斯喜愛追溯概念的起源和社會演變,就像巫師追溯著每一道古老咒語的封印,這種社會學家與分析學家的做派,在當年“真正”的人文學者中是頗為異端的?!段幕c社會》有一個著名的、長達286頁的“關鍵”詞附錄,其中對“文化”最初意義的闡釋是:“自然增長的傾向”。這個定義作為基準線,被威廉斯在書中貫穿始終。
而作為一個幾乎天然形成的左派學者,他終身想要解釋的另一個問題是:工業革命后英國工人階級在文化貢獻上的缺失與被剝奪,以及未來所擁有的巨大潛力——或許這是他在《文化是通俗的》文中關于“工人階級的天鵝”呼吁的動因。對威廉斯來說,大眾傳播所蘊含的民主力量是可以實現的,文化研究中流行的、工業社會對所謂“有機社會”的懷鄉病倒不見得是個真命題。威廉斯寫道“工業、民主和藝術是三個重大問題,每一個問題都有三個重要的認識階段……對于工業,是對機器生產和社會關系的拒斥——孤立——接受;對于民主,是大眾至上——強調個體倫理與少數派價值——恐懼的復蘇;對于藝術問題,則是藝術的共同價值——獨立價值——以傳播為核心的重新結合”,1870、1914和1945則是三個關鍵的時間界碑。
《文化與社會》的時間軸由一長列光輝燦爛的名字錨定,他們都是廣義上的作家,即使政治家和哲學家,也主要從他們的文化觀點和文化影響上討論。在宛如愛麗絲兔子洞的文化世界里,這種討論就像睡鼠和瘋帽子先生鐵打不動的六點鐘下午茶,作為社會大眾的睡鼠永遠在睡,但從不缺席;知識分子則扮演瘋帽子的角色,不斷地提出、講敘和破解謎題與寓言?!段幕c社會》以一種文本細讀和通論結合的方式,將這場延續了170年的茶會公之于眾,并且試圖祛魅,指出茶會的背景音樂一直來自頭頂現實社會的隆隆作響。有意思的是,討論以保守主義者埃德蒙·伯克開頭,而以自由知識分子喬治·奧威爾結束;前者以對法國大革命激烈的批評著稱,而后者是對極權主義和烏托邦的現代最著名批判者之一(威廉斯給了奧威爾極高的評價并且針對左翼學者的攻擊為奧威爾強烈辯護),這仿佛是一種復調音樂的調性歸位,或者說英國社會文化的內生基因——即使是馬克思主義者雷蒙德·威廉斯。
文化傳播造就了共同體,把越來越多陌生的客人帶入瘋帽子的六點茶會。埃德蒙伯克首次提出了“人民”的觀點,指出人民是“一個協作概念,完全是人為的,由共同的協定而建立的”(《法國大革命沉思錄》),這個共同的協定起初是“有機社會”,然后轉移到了“國家”,最后是“文化”。作為生活的整體圖景所存在的文化,在工業革命之后是不斷擴張的,多源頭的。
但是,共同文化擴張了之后,從外部尋找矛盾解決的出路也不再存在。蓋斯凱爾夫人和狄更斯時代的文學“機械降神”,是主人公繼承遺產,資本家受到感化,南方的田園生活和“有機社會”反哺北方的工業社會;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這個補充的秩序即使在想象中也很難持續下去了;到了喬治·奧威爾,溫情脈脈的英國式田園農莊直接就變成暴政與極權的策源地。
今天我們可以部分理解雷蒙德·.威廉斯的詰問和回答,工人階級為何沒有在工業革命之后創造出與他們潛力相稱的文化貢獻——當精英文化拓展為共同文化,足球和搖滾的文化意義未必不足以媲美彌爾頓。但是令人沮喪的一面是,大眾文化對資本的迷笛也遠遠比精英文化更加樂于服從和起舞。中下階級文化上的被剝奪,最諷刺的地方是,通過被迎合,而不是被壓制來實現的。我愿意相信,如果雷蒙德·威廉斯今天仍然在生,他會對“奶頭樂”和“娛樂致死”做出精彩之極的分析與駁斥,但是對他的解決方案——呼吁和寄望于政府(尤其是工黨政府)發展社區教育與普及文化——深表懷疑。
現代文化與馬克思主義
文化研究的活力
雷蒙德·威廉斯1939年底加入英國共產黨,1941年應征入伍參戰脫黨。在劍橋,18歲的威廉斯接到組織安排的一項任務,就是和時年23歲的霍布斯鮑姆(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一起趕寫一份向英國讀者解釋芬蘭戰爭中蘇聯立場的小冊子。威廉斯回憶這件事的時候說,他們倆之所以被派到這個活,原因是看上去“很能寫”,并且“寫得快”,實際上他們對寫作題目毫無了解,只有一些臨時拼湊的資料,但必須寫出來“象那么回事”。(《政治與通信》)
這些空洞的寫作任務對威廉斯的影響比看上去大得多,并不是由于它們的立場,而是他發現無論站在哪個立場上,如果對批判對象只是抱有傲慢輕視而懶得了解的態度,那么批判就變成了狹隘的攻擊和錯誤的摒棄。在《文化是通俗的》當中威廉斯寫道:“當我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后,有一年半的時間都讓我花費在寫作上。結合當地以及歐洲各家學說,我發現這一錯誤理論所造成的實際后果十分嚴重。從這一方面出發,也可以看出前景并不美好。馬克思主義者關于文化的詮釋有所保留,如果追求社會主義,那么人們必須按照特定方式探討、思考并學習,這一主張并不能令人信服。文化兼具共性意義和個體意義,既是集體的產物,也是人類凝聚個體、社會經驗所提煉出的精髓。文化的含義難以確定,它來源于生活,不斷被加工重塑,從而使人無法定論。妄想跨越未來,成為一個預言家,這一做法是不切實際的。預測并不重要,需要重視的事情是英國文化應當向世人開放。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時代,它占據來往要塞,只有對外開放,人們才能擺脫無法預知、認識片面的困境,從而感知到實際生活的意義所在。”
雷蒙德·威廉斯終身是立場鮮明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始終直面現實,對核裁軍、第三世界的全球地位和帝國主義在60年代發動的戰爭觀點向來直言不諱。按照他的朋友,文學批評家伊格爾頓的觀點:“人們已經談膩了的一種情形是,某某人由一個年輕激進分子成了中年反動分子,他卻令人欣慰地把這句話顛倒過來了。”校園與終身教職沒有把他從對社會熱切關注中來開,“不是他最終被馬克思主義所占有,反倒是他冷靜地占有了馬克思主義……他不僅十分懷疑正統教義,而且也征引其他思想家或暫停一下看看某種影響,他不相信任何‘此路不通’的標牌可以擋住一條路線。”
態度特立獨行而觀點深思開放,是經常被嘲笑為“無限可分”的左翼知識分子團體中一種珍貴的特質。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在英國文化傳統中有長期共存的連綿光譜,在選擇對待既有文化背景的態度上,英國的新馬克思主義學者們走在一條不同于馬爾庫塞、阿多諾們的實用理性道路上,如果我們愿意相信,那么在文化接受與自由批判的邊界線上,仍有一眼沒有干涸、活力蓬勃的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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