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興

五月四日是北大一百二十年校慶，自然又是一場盛典。我以前寫的文章被收入紀念文集，我所屬的1980級校友也有一次空前規模的年級聚會，主辦人還特意邀我參加。我本來也是想要回去湊一湊熱鬧的，卻因為不小心摔傷了手腕，只好取消行程。這樣也好，讓我有時間在靜靜的夜里翻閱故紙，穿行在逝去的時光里。寫一篇與記憶和歷史相關的文章，或許是最適合我的紀念方式。

一

小時候家里有兩個書柜的書，在文革抄家中竟然沒有被抄走，只是書柜上被貼了封條。這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的事，據說一個月以后的抄家就沒有這么文明了。封條貼了兩年多，誰也不敢撕，那很可能是反革命罪行。大約到了1968年下半年，千家萬戶都忙著送自己的孩子去農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看不出還會有人惦記書柜上的封條，于是家兄就把它們撕去了。

不久一家人分別去了農村、五七干校、郊區工廠，六口人分做四處，只留下母親和我兩個人堅守北京城里的家。母親明白走容易，回來可就難了。無論別人說什么，她從來不為所動，而她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就辭去公職，不隸屬于任何單位，人事關系早就轉到了街道，反倒不似那些在中央部位、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人，需要跟著本單位離開北京。有幾年多數時間是母親和我在家，她不工作，我不上學，成為動蕩之秋的兩個閑人。

母親病弱，家里時時飄著熬中藥的氣味。我在十歲上就買菜、抓藥、煮飯，無師自通地“夾塞兒”、“蹭車”，還學會了記賬。大約與這些經歷有關，我很早就有自己已經長大成人的幻覺。某種意義上這種幻覺也是一種有益的心理暗示，鼓勵我凡事有自己的判斷。對人對事，我更多憑直感，從小就口無遮攔地發表意見。有一次我說當時家里熟悉的一個朋友“很虛偽”，聞者都覺得是小孩子信口胡說，因為他是看上去很誠懇的人。后來的事情證明孩子的直感有時候更靠譜。倒是長大以后我漸漸明白，臧否人物需要非常謹慎。不是出于世故，而是由于人應該對自己的認知能力常存謙卑戒懼之心，清醒地看到不是隨便誰都有資格判斷人與世界的。

因為不上學，我不能完全融入大院里男孩子們的世界，無聊之余，只好翻來覆去讀書柜里的書。打開書柜，《紅旗飄飄》、《各國概況》、《赤腳醫生手冊》等書名看上去無害的書，放在比較醒目的位置。母親很謹慎，如果覺得這本書的名字或內容不合潮流，就會用舊報紙給書包書皮；如果覺得書可能會有問題，她就會再把書用舊報紙包起來，藏在書柜靠后不容易被看到的地方。久而久之，這成了她的習慣，直到晚年，她還經常給書包書皮。

由于父親的關系，我經常被認為有些家學淵源，其實有的只是這兩書柜書。家里的書五花八門，可讀性遠遠大于研究性，因此才能引起少年的興趣。后來我才明白這一方面是因為不少是贈書，另一方面則提示父親的讀書品味頗為蕪雜，一點也不艱深。其中相當一部分與中國近現代史有關，這自然是因為父親當年是從研究這一段并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得以進入史學領域的。

從革命者到官員再到學者的轉型，既是父親自己的選擇，也是天時地利人和。五十年代初亟需建立中國革命史學科，這一學科的特殊性決定了主導者必然是黨內知識分子，所以父親雖然從未接受學術訓練，卻以黨委副書記兼新成立的人大歷史研究所所長的身份介入。他的選擇得到校長吳玉章的支持，歷史學家范文瀾的賞識，幾年后他卸去官職，調入近代史研究所擔任范文瀾的副手。

和他共同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的彭明先生，后來出版了大部頭的《五四運動史》并以此著稱于世。彭明先生雖然也是早年即投身革命，卻因為所謂“歷史問題”屢受打擊，母親在幾十年前曾經詳細講過，如今我不是記得很清楚，大約是彭明先生在上中學時曾經被集體加入三青團，這個“三青團員”的身份陰影從此伴隨了他半輩子。彭明先生性格開朗，熱愛運動，身體健康，但是在政治上非常謹慎，說話很小心。父親較彭明先生長六歲，不僅共事半個多世紀，而且私交佷深。文革中父親受到嚴厲批判，被打成“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親友同事，自然多半不敢往來，門可羅雀。彭明先生本人的老問題也被翻出來，成了“歷史反革命”。他偶爾會騎自行車從西郊人民大學林園到張自忠路來看望父母，一進門就是一陣熱情的問候，爽朗的笑聲。我印象頗深的是有一段時間他很喜歡登山，那時候西山八大處是很少有人去的，彭明先生不僅常去，而且每去必有詩。他的詩雖然有些打油體，卻數量很多，詼諧樂觀。這種在逆境中的怡然自得，不是很多人能做到。

最早把五四與新文化運動連成一體，寫出開山之作的是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周策縱先生。周策縱是他那一代學人里的傳奇之一，曾經當過兩年多蔣介石的秘書，然后辭職留學。在1948年赴美輪船的漫長旅途中，他寫了一首《去國》詩：

萬亂瘡痍欲語誰，

卻攜紅淚赴洋西。

辭官久作支床石，

去國終成失乳兒。

讜議從違牛李外，

史心平實馬班知。

吳門傾側難懸眼，

碧海青天憾豈疑。

周策縱隔海遙望天地翻覆，可以想見，他選擇研究五四運動自有一份切身的現世關注。據說他在密西根大學讀博的指導教授反對這一選題，因為在他看來，五四運動僅僅是一場“學生暴動”，在五十年代初的美國，不被認為具有正面意義。周策縱眼中的五四運動，從狹義上看是1919年的政治事件，廣義上則是1917年至1921年的文化劇變與思想革命。他融思想史與社會史于一體，考察文化、觀念革命與歷史事件的相互作用，博士論文甫成即獲肯定，后又擴為全景專著，1960年由哈佛大學出版，成為五四研究的早期經典。

周策縱的著作是英文，后在臺灣翻譯出版。彭明先生也是從五十年代就對五四運動發生興趣并著手寫一些短文，相對傾向于政治史。即使在文革去干校期間，他都帶著手稿反復琢磨。經過三十多年努力，終于在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的通論式《五四運動史》。彭明先生恪守主流史學的價值判斷，而在史料考證與采集上極用心，功夫十分扎實。他對一個歷史事件的考據，不僅訴諸史料，只要條件允許，盡力去采訪親歷者，實地勘察。比如關于五四游行和火燒趙家樓，他采訪過張申府、許德珩等那時還健在的當事人，更親自沿著游行路線行走多次，手繪出詳細的路線圖。歷史的真實性在于細節，否則再有宏論，也是建在沙灘上的樓閣。彭明先生《五四運動史》得到好評，不在于有新的立論或范式，而在于考證辨析的詳實。

他和周策縱雖然很多觀點有異，卻都是“五四之子”的一代，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頂禮膜拜。父親也是如此，早年熱心于救亡，爾后信奉革命理想，晚年回歸五四精神。二十年前的夏天，是我在父親中風乃至去世之前最后一次見到他并聽他長談。九十年代頗有一些提倡國學，回歸傳統的主張，時?？梢宰x到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微詞，對這種傾向父親很不贊同，在五十年代他就提出1919年是革命的開始，五四運動是愛國救亡，新文化運動是反封建傳統。父親說他十七歲參加一二·九運動便是為抗日救國、繼承五四；他對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也一直推崇有加，七十年代主編《中華民國史》時即鼓勵耿云志先生研究胡適，后來耿先生成為這方面的權威學者。

參加一二·九運動是父親一生的起點，北平是一二·九運動的發源地，所以他對曾經是一二·九運動領袖的李昌很尊敬，并且是很好的朋友。七十年代中我經常跟著他去李昌府上。他家離前趙家樓胡同很近，四十多年那里很安靜，看上去和1919年的照片相比變化并不大。

另一位一二·九運動領袖劉導生和我家住同一棟樓，我每次見到他都會問候，他身材高大，戴黑框眼鏡，大多時面無表情，若有所思。他是北大歷史系的老學長，一二·九運動后就成了職業革命家。和父親一起編撰大型通史幾十年的孫思白先生和他是同學，也參加了一二·九運動，不過后來去西南聯大完成了學業，最終成為學者。九十年代，我在芝加哥結識吳相湘學長，也是他們的同學，也曾在抗日軍興之時投筆從戎，后到臺灣大學任教授，成為著名歷史學家。有一段時間，我時不時去看望吳先生，聽他講年輕時的故事。雖然后來路途殊異，他們那一代北大學生以五四傳人自詡，以家國天下為己任。這是北大的傳統，也是古代太學的傳統。京師大學堂從成立之初就有太學的影子，只是經過新文化運動，改變為一家新型大學。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搖籃，而沒有新文化運動也就沒有后人所說的北大傳統。在這幾層意義上，以五月四日為校慶也是其來有自。

二

兩甲子也是大慶，所謂又一次還歷之年。今年是戊戌年，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就是在當年的戊戌變法中誕生的，也是變法失敗后唯一沒有被廢除的舉措。京師大學堂能夠僥幸存活下來，未嘗不是歷史的偶然。慈禧要滅的是通過變法奪她權力的帝黨，不威脅其統治的新政，倒也沒必要一律斬盡殺絕。她最大的特點是極強的權力欲，她沒有太多知識，但是十分實用，只要對自己有利，誰都可以利用。她并不是食古不化的守舊派，恰恰相反，洋務運動大多數時候是在她的支持下展開的。然而當感覺變法危及到她在幕后的掌控，激進派如譚嗣同更是在策劃兵變時，她就先下手為強，軟禁光緒，處死戊戌六君子，重新臨朝稱制。此后直到八國聯軍打進北京的兩年里，慈禧倚重守舊派，保守排外，甚至于想要利用義和團對外國宣戰。

京師大學堂在這樣的風云變幻中自然難有起色，八國聯軍入侵后又被停辦兩年，1902年12月17日才重新開學，這一天后來被當成北大的校慶。半個世紀后的五十年代初，校慶日被改為五月四日，自然是為了紀念五四運動，同時也是要表明革命成功之后北大的新生。大多數學校都是以其成立日，或者校史上某個極重要節點為校慶日，而北大以五月四日這個歷史上的重要日子為校慶，倒也折射出北大與歷史的緊密關聯。

在改過校慶日的1952年，北大從城里的沙灘搬到了原本是燕京大學的燕園，現在的校園和校慶都是從那時開始的。但如今不要說外人，連相當多的學生和校友也對這些變遷缺少了解。

這也正常，在經濟迅速發展的時代，大多數人向前看，追求成功與財富；城市風貌，生活日常變化巨大，不太久的往昔都已顯得十分遙遠。認真關注歷史是需要閑暇的，試圖了解歷史是需要思考的，如果生活得匆匆忙忙，對歷史的了解多半來自教科書、暢銷書、電視劇，往往就會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何況我們生活在一個天翻地覆的時代，不同時期的歷史敘述有巨大差異，敘述本身往往就反映出時代的局限性。

比如說，許多人雖然并不清楚胡適的生平與思想，卻都聽說過他的一句名言“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然而胡適并沒有說過這句話，他的原話是關于美國哲學家詹姆斯的實在論：“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順地由我們替她涂抹起來裝扮起來”。五十年代馮友蘭先生批判胡適的文章說“實用主義者的胡適，本來認為歷史是可以隨便擺弄的。歷史像個’千依百順的女孩子’，是可以隨便裝扮涂抹的”。此后以訛傳訛，就演變成了胡適曾經說過“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連我自己都以為胡適說過這句話，由此可見流言的力量。不過我覺得更令人驚悚的是，我時?？吹接腥藢@句話深為贊同，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意識到，這是對歷史真實性的否定，用流行的話語講，這才是歷史虛無主義。

母親用報紙包了書皮或者干脆包起來的書里，有大量的《文史資料選輯》，如果我記得不錯，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革前整理出版了55輯《文史資料選輯》，各省也出版了若干輯冠有省名的選輯。父親因為曾經在文史資料委員會兼職過一段時間，就收了不少。與《紅旗飄飄》革命回憶錄系列恰成對比，《文史資料選輯》都是舊社會過來人的回憶，其中不乏1959年以后陸續釋放的戰犯寫的回憶錄，如杜聿明、宋希濂、沈醉等。這些文章生動真切，不乏戲劇性的情節，還有陶菊隱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蔡東藩的《歷朝通俗演義》，比起教科書都好看不知多少倍，不知不覺之中引領我走入歷史。

由于不是從一些固定的觀點開始，我對歷史的興趣始終有一些像讀偵探小說，對于曾經發生的事，關注的是過程與真相。在我看來，好的歷史著作，應該像一本精彩的偵探小說，不時讓讀者或震驚或思索。

父親領銜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一直靜靜躺在書柜里，他雖然在文革時因為此書被批判，但抄家的人并沒有把書抄走。說來慚愧，這部在大學里做了幾十年教科書的著作，我雖然翻過幾次，卻至今也不曾仔細通讀。倒是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周一良和吳于廑主編的《世界通史》，都讀過不止一遍。那時的著作難免有許多定性的敘述，我不知道是看不懂還是覺得不夠有趣，往往是每個章節的開頭和結尾不看，只挑中間的敘事部分讀。老一輩史學家的著作有其時代痕跡，但敘事里的史學功力、文字功夫還是可以看出來的。后來學史逐漸明白，預設價值判斷乃至視角在所難免，關鍵在于史學的目的是求真，盡力接近與重構曾經發生的事件、人物與場景。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對有意無意之間的預設審視與修正的過程，而不是去證明某種預設。

由于具有天然正義性，盡管歷經世事變遷，五四運動一直是顯學。不過周策縱和彭明兩位前賢的煌煌巨著至今還是里程碑式的存在，雖然側重不同，但是各自的史事鉤沉，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后學的拷問，在許多歷史場景與細節上有篳路藍縷之功。這本身也說明雖然所見可能不同，但歷史是曾經真實發生的。二位先生的立論和觀點受到后學的商榷乃至于質疑，本是學術上再正常不過的。我年輕時也曾經對父輩有很多疑問與批判，中年以后才意識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惑與局限，需要“同情之理解”，歷史的目光。

新文化運動始自北大，更一直以北大為中心。周策縱稱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也確實是文化與思想上一次追新求變的爆發、一個歷史上少見的各式各樣的思想混雜并存、不分高下的時期，如一道短暫的彩虹。彭明先生則強調新文化運動反封建不反傳統文化，這固然有良苦用心的一面，但也是看到了多元性，“打倒孔家店”的激進，只不過是其中一種主張而已。二位先生都強調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一體性，的確，新文化的勃興、新思潮的傳布急劇擴大了大學以及青年知識分子的社會影響力，這是五四運動得以在當時和歷史上發生重大影響，成為近代史節點的主要原因。

不過，我以為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并不直接相關，也談不上是“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雖然二者人物有重合，如蔡元培、傅斯年。新文化運動是可上溯到晚清、繼承梁啟超“新民”運動、歷時經年的思想文化事件，影響深遠；五四運動則是一突發事件，其原動力與基調是愛國主義。它的訴求充滿悲憤，若尋找其中的思想，與民族主義還有關系，似未涉及德先生賽先生。五四運動的精神導師，并非新文化運動的幾位領袖，于運動發生有影響的政治勢力，主要是梁啟超的進步系，蔡元培雖亦在其中，但他似未直接參與。重要的是五四運動的成功結果，更加極大提升了大學與知識分子的地位。就連“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普及，據說都在“五四運動”充斥當時報章之后。

三

五月的天空是美好的，藍天白云，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芝加哥。微信上不斷傳來校友們在燕園參加各種校慶活動的歡樂影像，今年的校慶似乎特別熱鬧，一派升平氣象。我想起參加百年校慶時的種種，二十年如白駒過隙。一個世紀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那些在照片上似乎很遙遠的時空，其實還綿延在我們的記憶里。前年春天，我去看望已經高齡96歲的李昌夫人馮蘭瑞伯母，也是我闊別40年后重訪少年時熟悉的院落。告別出來后，看見不怎么寬的胡同小轎車一輛接一輛停著，是這個世紀最大的變化。

歷史確實是需要身在現場去體會的，從這個意義上，像我這樣喜歡宅在地下室，對文字之外的世界不夠敏感的人，既使從事歷史研究，也會有很多缺失。不過有些時空，不經意之間留下來，足見其實是印象深刻。大約1973年，父親帶我去看一位老友。這位老友文革前在中宣部任職，文革里，中宣部成了“閻王殿”，他也被打成小閻王之一，整得他七葷八素。父親和他是多年未見，兩人都有點激動。我記得那是一棟筒子樓，屋頂很高，燈光昏黃。踏上歸途后，父親突然告訴我，這里曾經是北大教工宿舍。后來我還到過這里，也經常路過沙灘一帶，然而在感覺上卻無法把這一帶和北大聯系起來，盡管有時可以看到或者聽說，這里是陳獨秀常去的地方，那里是張中行的故居等。1952年北大搬到燕園以后，沙灘校舍先改為北大附屬工農速成中學，后成為中宣部機關和宿舍的一部分。如今的北大，在物理上已經等同于未名湖。

物理上的遷徙，既重要也不重要，對于一所大學來說，最重要的，自然是它的精神傳統。所以許多校友印象最深的紀念文集，還是1988年九十年校慶的那一本。里面文章也未必每篇多好，但是書名令人難忘。那本薄薄的《精神的魅力》伴我多年，跟著我搬過許多次家，搬著搬著我就找不到了。這是為寫這篇文章我才又想起這本書，翻箱倒柜了很久，終于又找了出來。

是的，最重要的，是精神的魅力。

（作者系作家，現居美國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