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網）

——我的北大瑣憶

一

離開北大整整37年了，無論我走到哪里，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我很像北大的學生。這話并不全是贊揚的意思，這點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不過被這么說著，也許對北大的歸屬感就更強了一些，而且也逐漸成了我個人的標簽之一。2015年我曾寫過一篇《一九八零年的北京大學》，今年是北京大學120年校慶，就再寫一些說不盡的往事。

我參加高考時，除了北大，沒有想過去別的學校。1980年是先報志愿后考試，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北大歷史系世界史專業，本來想報這一個就完了，后來聽在經濟系任教的姑父的話，加了一個第二志愿：經濟系國民經濟管理專業。這個專業是那一年新成立招生的，后來發展變革成今天的光華管理學院。

考進北大，也就意味著我的檔案轉到了歷史系。我剛剛報到，就被叫到了系辦公室。我記得和我談話的是兩位女老師，王老師好像是歷史系黨總支副書記，蘇老師是系團總支書記，她們開門見山地說，系里決定你任臨時班長。我并不吃驚，因為我知道在考分決定一切的時代，高考成績給我帶來一道很亮的光環。令我有些吃驚的是，她們對我上高中的情況了解得很清楚，顯然是做過調查研究的。于是我就當了臨時班長，還代理了一兩節課的體育委員，帶領全班同學去上體育課，可我上中學時是憑一張醫生證明免體育課的。

檔案自然不可能事無巨細，估計其中只記載了我在高二時任班長，卻沒有我在高一經常曠課，高二免修數學、外語和歷史三門課的記錄。對于小學、初中輟學在家的我來說，上課是一種需要努力去培養的習慣；不上課則如同吸煙，是很容易上癮的。沒有多久王老師就又找我談話，讓我不任班長，改任學習委員。她大概擔心我不高興，要跟我長談，但很快發現我是真心無所謂，就很高興地結束了談話。

那時我說話語速相當快，一說起來就滔滔不絕，說到興起處還手舞足蹈，可見是相當張致，可以想象有時候是挺煩人的。我自己對這一點其實也有些自我意識，曾經直言不諱地說：如果在哪兒碰上自己這德性的，首先要敲打他一下。不過說歸說，我自己一向是懶得去改的，

在今年的馬丁·路德·金紀念日北大校友聚會上，一位校友告訴我，讀我的文章然后見到我本人，感覺巨大的反差。我回答說，所謂文如其人，多半情況下是不成立的。我總是背著一個十多斤的大書包，里面照例有一本閑書，有一個大筆記本。雖然不再寫日記，但我仍然經常寫一點心情或者讀書筆記，而且往往是在上課時，做出一副做筆記的樣子。1980年的筆記本已經不知所蹤。我當時遠比現在更加丟三落四，有幾次筆記寫了一半，本子攤開著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干什么了。有一位同學在這時經過，偶然目光掃過我的筆記本，瞥見我的內心世界，后來我們成為好朋友。我其實至今也不知道，究竟是文字反映一個人的真實，還是更具欺騙性。

我依稀還能夠想起那年秋天讀的書目。入學第一星期是從圖書館里借的泰戈爾全集，然后借到了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還是民國時期出版的繁體字版本。當時讀完覺得遠勝在高中時讀的《西方美學史》，便生些學術有時出于無奈而退步的感慨。在校園里見到過幾次朱先生散步的身影，瘦小清癯，給我印象深的是有一雙明亮的眼睛，在歷盡滄桑的老一代人中并不多見。

這些書當時都是在外面看不到的，在北大圖書館卻能夠找到，仿佛發現了一個寶藏。主要是為了讀這些與我的專業毫無關系的閑書，我每天早上一大早就到圖書館門口等開門沖進去搶座?；謴透呖己蟮膸讓帽贝髮W生都非常用功，每天早晨圖書館門口都是人擠人。我有十年擠公共汽車的經驗，知道最好的方式是溜邊兒。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要足夠瘦和耐擠，而我當時不滿120斤。溜邊戰術成功多于失敗，我曾經把這一招教給一個身材瘦小的同學，他過了一陣專門找我來道謝。雖然擠進圖書館的那一瞬間猶如打仗，但并不會發生爭執，反而是相當友好。

二

不知道是不是為了補償免去我臨時班長職務，我很快又被任為代表一年級的系學生會委員。當時，學生會是由系里任命的，外系的情況我不知道，歷史系是系里從每個年級指定一個系學生會委員，我記不清除此以外系學生會是否還有其他人，一共多少委員。我入學時，歷史系學生會主席是七八級世界史專業的郝平，另外一位我記得名字的是七七級世界史專業的姜聞然。系學生會開會，印象里是在38樓4層靠近樓梯口的一間屋。會議次數不多，我還挺愿意參加，因為幾位師兄都溫和沉穩，待我如小兄弟，主動指點提攜。

加入系學生會不久，就趕上了1980年11月3日開始的競選。后來的校友很多甚至沒有聽說過這一幕，然而當時的親歷者往往畢生難忘。每個人一生中都可能有一些經歷，雖然不再提起，并不意味著不曾發生，也未必就不重要。去年11月1日，著名作家、近年來致力于西南聯大校史研究的中文系78級張曼菱學姐邀我去北大參加西南聯大成立80周年紀念會，在會場我第一次和她交談，雖然曼菱學姐的大名我上北大沒有多久就印象深刻。我忘記告訴她，我讀過她的《北大回憶》。

那是2014年夏天，芝加哥北大校友在一位校友的豪宅聚會，遇見曾任北大副校長多年的歷史系郝斌老師的女公子李萌，她前一次贈我郝斌老師回憶錄，這次她帶來一本《北大回憶》。那里面有一章寫競選，當時情景紛至沓來，我自然立馬想起張曼菱提出的著名口號：“男性雌化，女性雄化”，這兩句口號我覺得相當反映剛剛走出“文革”極度壓抑的中國兩性狀態。張曼菱在大禮堂那場轟動的競選演講會我也在場。

張曼菱的競選其實只是個插曲，那些日子里，整個校園就像打了雞血一般。第一場讓全校熱烈起來的演講會是一位國政系78級師兄在2教103的演說。那個晚上階梯教室的窗邊和走道上都站滿人，我忽然想起電影《列寧在1918》的鏡頭。進入二十一世紀，他依然經常演說，但講的是資本運作。路徑的改變，既反映時代也折射個人志向的變遷。在某種意義上，這場競選是八十年代開幕的一個象征性事件。八十年代落幕后，曾經沉浸在濃厚政治文化氣氛里的弄潮兒，到了世紀末紛紛轉向追求財富。那些沒有跟進的，只好成為寂寞小舞臺上的演員。

競選開始幾天后，系學生會臨時開了一次會。那次會的主題之一是歷史系要不要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在會上我能夠感到主流是倒也符合歷史系傳統的保守傾向。我平常在這幾位嚴肅且年長的師兄面前裝老實不多說話，但那個晚上想必是露出了打了雞血般的興奮。我自然是主張要積極參與，有一位師兄忽然說，你出來選不是挺好嗎？說得我張大了嘴，現出一副呆傻相。

那晚的會議沒有做任何決定，兩三天后那位師兄倒是問過我，但是別人沒有提起此事。不久風向一改，很少再有新的候選人，反而是已有的候選人開始考慮退出。

歷史系最終沒有推出候選人。

某一場熱火朝天的演講會結束后，我離開辦公樓禮堂出北大西門，沒有趕上最后一班公共汽車，只好步行回位于頤和園東門外的住所。已經是午夜時分，天氣寒冷，路無行人。偶爾有大概是剛下夜班的工人，騎著自行車經過灰白的路燈下，目光疲憊呆滯。我忽然感到校園里正在發生的一切，離這個現實的世界其實非常遙遠。

我還太年輕，不能夠體會到真正讓一切不了了之的是時間。還沒有到臘月，校園已恢復平靜，我開始擔心那兩門必修課如何應付：那個學期的黨史課和哲學課我基本就沒去上過。轉眼到了期末考試前，我徹夜不眠，在樓道里來回轉悠，手握《中國革命史講義》，口中念念有詞。我知道這門課第一需要押對題，第二需要背書。不過我并不是一個老老實實背書的人，在覺得會考紅色根據地建立的理論根據這一題后，就去找了一段斯大林1927年論中國革命的文字背下來。第二天一看試卷，果然押對了題，心中大喜。這段斯大林語錄給我帶來了全年級考生里很少有人得到的“優秀”成績，也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閱讀斯大林。

在此之前，我剛剛讀過斯維特蘭娜·阿利盧耶娃著《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閱讀與課程的巨大反差多少令人難過。

三

合唱團老團長劉楠祺師兄（西語系法語77級）囑我轉發他去年四月寫的一篇回憶北大“愛好者合唱團”的文章，我從這篇文章才知道當年參加的合唱團原來是自發成立的，還有“愛好者”這樣一個名字。我在北大上學時間只有一個學期，期間倒有不少時光是在合唱團里度過的。

輟學的年代里，我有時會在香山或者八大處的山頂上唱歌、在冬季空曠的天壇公園唱歌。我很喜歡唱歌，而且少年時記性好，一首歌唱幾遍就連詞帶譜都能夠背誦下來，只可惜好記性多半浪費在背誦《戰地新歌》上了。

七十年代學聲樂，男生講究要關閉、要有頭腔共鳴等等。我十四歲變聲，據兩三位聲樂教授聽過后，說是天生有頭腔共鳴，是一個聲音條件不錯的男中音。文革里，聲樂教授多在家里教私人學生。有幾年我經常旁聽中國音樂學院張疇先生給學生上課，他是沈湘的學生，后來教出不少得國際大獎的學生如鄧小俊。我因此見識不少歌者，對怎樣才是唱的好很早就有了概念。其實我一堂正經的聲樂課也沒上過，唱歌完全憑自己的感覺，也就難免位置忽高忽低、聲音忽前忽后。上北大以后，我喜歡在未名湖畔唱歌，那時候湖邊很少人來人往，挺空曠的。如果是晚上，我會唱舒伯特的小夜曲：“我的歌聲穿過黑夜，向你輕輕飛去……”在一個天色已暗的傍晚，我和一位女生在未名湖南岸散步，想找一個地方坐下，可是湖邊長椅不多，早就坐滿了一對一對的情侶。我對她說：我唱首歌吧，有情趣的人會覺得我唱的歌是給他們助興，覺得被我吵的人就會給我們騰出椅子。然后我就開始唱《月亮頌》，“皎潔的月亮掛在天上，銀白色的月光照遠方……”一曲唱完，果然找到一把長椅坐下了。

我能在入北大不到一個月就參加了合唱團，也是因為湖畔歌聲。兩位女高音主力，物理系78級女生王紅宇和薛文瓊騎自行車經過湖邊，聽到我在唱歌就邀我參加，我聽說合唱團是利用每個星期四下午全校政治學習時間排練，立馬就答應了。

進入北大愛好者合唱團是我第一次唱合唱，學到不少東西，可是現在還記得的大多是與唱歌沒關系的事情。在人民大會堂參加紀念一二·九運動45周年音樂會是我在合唱團那半年里最重要的演出，可是舞臺上的景象、《五月的鮮花》之外還唱了什么歌，我一點都不記得，只記得我們是從地道進入大會堂的，好像還在地道里等了許久，很多聲音在興奮地聊天。

我在合唱團里是唯一的一年級學生，自然輪不到我說話，只有聽的份，而我恰好是一個從小喜歡聽別人聊天的人。由于呆的時間很短，多年以后合唱團的人幾乎沒有誰記得我，我倒還能記得幾位給我印象比較深的學長。

我個人記憶里，男生一開口就知道受過美聲訓練的是鄒亮，女生王紅宇和薛文瓊都是很好的女高音。好像是王紅宇唱《藍色多瑙河》，花腔唱得很專業。當時會彈鋼琴的人很少，合唱團竟然有兩位出色的鋼琴藝術指導。一位是研究生老朱，應該是文革前的老五屆大學生，這次讀劉楠祺師兄文章才知道他的大名叫朱偉靈；另一位是七九級物理系越濤，如今和他的夫人王慧一起引領北大校友愛樂合唱團。

我曾經寫過“合唱團里人氣最旺的是哲學系78級龔繼遂。老龔是北京四中的老三屆，已過而立之年，身材高大，剃個平頭，戴深度近視眼鏡。排練開始前或者中間休息時，他身邊總是圍著一圈人，女生居多，聽他侃當時還鮮為人知的弗洛伊德、薩特。我是第一次聽到一個人能夠把俄狄浦斯的故事和戀母情結要言不煩地講出來。”老龔的弟弟李三元，曾經在海外留學生中相當有名，我后來到芝加哥和他偶有過從。他不像老龔那樣能侃，但是很敢想，行動力也很強。在某種意義上，三元是一個能為風氣先的人，四分之一世紀前就提出科技園區、留學生回國創業等在當時很新的概念。沒有做成大事之后，他轉而熱愛冒險運動，去年初因滑翔傘事故不幸去世。

離開北大之前，我曾向楠祺師兄告別。沒想到這一別就是35年，再見到他已經是前年早春。離開不久后，合唱團被收編成為北大一個正式社團，在八十年代初就頗為著名，至今已近四十年。楠祺師兄的文章發表后，當年帶我進合唱團的薛文瓊學姐留言，披露了與八十年代名曲《那就是我》創作有關的一段珍貴歷史：“瞿希賢、谷建芬等著名作詞作曲家來北大采風，創作‘校園歌曲’以抵制當時流行的‘臺灣校園歌曲’。創作的歌曲許多是由愛好者成員試唱的，我和紅宇都參加了試唱……這些所謂的校園歌曲畢竟沒有真實的土壤，都沒有流傳下來，只有一首《那就是我》，谷建芬重新譜曲后現在仍是男高音常演唱的曲目。不過這首歌被理解為海外游子的思鄉曲，大概沒有人知道這首歌最初是描繪離開家鄉的學子的思鄉之情，發源于北大?！赌蔷褪俏摇纷畛醯那{像首歌謠，我是這首歌的試唱，記得是在辦公樓禮堂唱的。”《那就是我》如今已成流行經典，去年我在芝加哥協助朋友辦中國藝術歌曲音樂會，請來一位名叫胡塞的男中音歌唱家唱，是最受歡迎的曲目之一。雖然最初的曲調蹤跡全無，現在的版本歌詞依舊：

我思戀故鄉的漁火

還有沙灘上美麗的海螺

噢，媽媽

如果有一葉風帆向你駛來

那就是我

這首歌自然是老少咸宜，但是五零后、六零后會聽得心潮澎湃，大約不僅僅是思鄉吧。一首好聽的歌能夠喚起一個年代的青春，雖然唱著“那就是我”，那時的我已經不復是今日的我。

我與北大的緣分說短很短，說長也長。我在北大不過一學期，不要說合唱團，就連本系本年級的同學都還沒認全就離開了。

十分感謝一位不久前剛剛在網上相識，從未謀面的校友。他現在是北京大學教授，在《在生命這襲華袍背后》一書中讀到《一九八零年的北京大學》中我因為沒有畢業證書也記不住自己的學號，無法辦理校友卡，就親自去北京大學檔案館查詢，找到了我當年自己填寫的學籍卡、第一學期的成績單和離校證明。

這樣我重新了解到自己當年的學號和離開北京大學的日期。我記得自己當時拿了一張肄業證書，和被開除的學生拿的是一樣的證書。這張畢業證書去年在北京故居找到了，家兄專門發了一張照片給我。于是我在1981年2月27日從北京大學肄業，證書號是810015。

（作者系作家，現居美國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