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陳焜先生有觀的記憶與閱讀

一

人生中吊詭的事情之一是，影響你的人，你往往并不熟悉，

當然反之也成立。進而言之，曾經以為熟悉的人，后來才發現你并不了解。比如張遵騮先生，我少年時隔三差五就去他家，書架上哪本書擺在什么位置都很清楚，私下里連外號都取過，然而長大以后我才發現我對他的前半生幾乎一無所知。

陳焜先生我根本談不上熟悉，也就一點都不知道他的家世，然而他關于20世紀西方文學的介紹文章和講演，曾經深深地影響了我。得以認識陳焜先生，是在教育部大院胡沙先生家，哪一年的事情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陳焜先生畢業于北京大學西語系，是外國文學研究所的才子，但并不知道他的專攻術業所在。我也忘記胡沙先生和陳焜先生因何熟稔，只知道他們是很好的朋友。陳焜先生想必是聽胡沙先生說過他和我父母當時就已近30年的交情，因此從第一次見面待我就很親切。不過我記憶里這一生也沒有見過他幾次，現在還能想起的就是上大學前不久，去他家里拜訪，請教他要不要考北大西語系的事，在這一次或者前后，聽他給我講什么是意識流文學，寥寥數語，有茅塞頓開的感覺。

我對西方現代文學的傾心，是出于自己的閱讀，并非因為別人的教誨，然而陳焜先生是第一個告訴我與之有關的系統知識并對其精妙給出簡明扼要的詮釋的人。從1979年開始，我在《世界文學》、《文藝報》等刊物上時不時看到陳焜先生的文章，篇篇精彩，從他的文章里我知道了《尤利西斯》、《第22條軍規》、《赫索格》等經典。事實上，他1981年出版的《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是1949年后第一部介紹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的專著，用現在流行話語講，有篳路藍縷之功。如果考慮到1980年代出國門還是剛剛開了一道縫，就可以明白陳焜先生著作的啟蒙意義不止于文學。大概與此有關吧，據說他1983年在“清理精神污染”運動中遭到批判但不了了之，不久后他就去了美國，從此銷聲匿跡。30多年后，已經沒有幾個人還記得他，也很少有人讀過《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

我在網上搜索“陳焜”，唯一有內容的是一篇2011年的新浪博客文章《夜路上的燈光——記相遇陳焜先生》，作者傅杰女士是云南大學中文系七八級學生。她記述了和陳焜先生文與人的相逢經歷。文章里還記錄了幾位當今著名學者對陳焜先生的評價，比如學者崔衛平說：“我尤其應該感謝中國社科院陳琨先生的《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這本書提供了如何理解西方現代派最早、最全面和最嚴肅的立場”。歷史學家雷頤、作家止庵合著的《三十年的私人閱讀史》則指出：“要說對一代人起過重要啟蒙作用的，則首推1981年出版的陳焜著《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當時市面上很難買到，一些大學圖書館規定因教學需要，甚至規定只有外文系、中文系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才能借閱，當然還要提前很久預約。”文學批評家張頤武對陳焜先生尤為推崇：“陳琨為我們打開了第一個窗口。我當時尤其迷戀陳琨的風格，一種完全突破了我們習慣的寫作方式的新的中文表述的策略。……直到將近二十年后的今天，那本《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仍然留在我的記憶中。它是我自己青春歲月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后我讀過許許多多比陳琨有名得多的人物的著作，也知道陳琨的分析方法其實自有其來源，但那個開端是永遠難忘的。”

陳焜先生就這樣像一道彗星掠過北方的天空，然后靜靜隱居在美國東部。傅杰女士2003年專程去拜訪過他，這兩年我偶爾聽說他的消息，卻一直沒有去拜訪。不久前胡沙先生的公子，也是王小波生前好友胡貝發來已經85歲的陳焜先生伉儷照片，自然與1980年有很多不同了。有時候我想我應該去看看他老人家，卻一直沒有行動，只是托朋友帶了一本剛剛出版的書呈上。

二

周末胡貝送來一篇陳焜先生寫的文章《和伯父伯母在一起的日子》。我第一次知道陳焜先生的伯父竟然是進入這個世紀以后大名鼎鼎的羅稷南，而且他少年時就去投奔伯父，和伯父伯母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羅稷南的名字，以前很少有人知道，卻在本世紀初因為周海嬰的回憶錄里的一段文字而忽然著名。據周海嬰講，1957年偉大領袖到上海接見羅稷南，羅稷南問了一個問題：如果魯迅活到今天會怎樣？得到的回答是，要么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識大體不作聲。這段回憶一出現，引起相當的轟動與爭議，主要是關于回答的內容。我其實對于回答并不很感興趣，這是因為我認為歷史人物主要是看他做什么，而不是看他說什么。七十年代初批判林彪時不也是說他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嗎？我倒是因此事記住了羅稷南，在“反右”運動正如火如荼之際，敢于提出這樣的問題是需要膽量的。

當時我就去查了一下羅稷南的生平，原來這位生于1898年的羅老先生是北京大學哲學系1923年畢業的學長，思想受到李大釗影響。他1926年參加北伐，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任職，1927年國民黨清共后，流亡關外。1930年代初，他擔任19路軍蔡廷鍇將軍秘書，1934年19路軍在福建起事反蔣時，他曾赴中央蘇區談判聯合，受到毛澤東招待。19路軍失敗后，他流亡上海，轉行做翻譯家，用唐·吉訶德的坐騎之譯名為筆名，從此以羅稷南名于世?？箲鹌陂g他棲居孤島上海以翻譯為生，翻譯了《馬克思傳》等?？箲饎倮蟊甲呙裰?，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起人之一。他精通俄文、英文，譯有愛倫堡的《暴風雨》、《第九浪》，狄更斯的《雙城記》等書，30年代還和周揚共同翻譯了《安娜·卡列尼娜》。

這次讀到陳焜先生的文章，進而檢索有關文章，才知道原來羅稷南和夫人倪琳都是資深地下工作者。陳焜先生在文中寫道：“伯母1964年就因病去世了。她去世18年以后,1982年，我接到一位叫張以謙的先生來信，說伯母是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他問我：‘倪琳同志生前組織關系有沒有恢復？她有沒有工作？在何單位？’又說‘此段黨史資料極為重要，涉及全黨全國。我們遵中央紀委韓光同志面諭，正在收集此一史料。’”

楚圖南和羅稷南是云南老鄉，長子楚莊2003年寫過一篇《我所了解的羅稷南先生》，指出楚圖南和年齡相仿的羅稷南從在北平上大學時起就有很深的友誼，上世紀30年代楚莊還短期寄居羅家?！冻D南文選》（1993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里有好幾處提到羅稷南“和我一起從北京回昆明的還有北大畢業的陳小航（他后來筆名叫羅稷南，曾參加第三國際的工作，第三國際解散后，從事翻譯工作……”并且有一條關于陳小航的注釋：“陳小航即羅稷南，著名文學翻譯家。譯著有梅林的《馬克思傳》、高爾基的《和列寧相處的日子》、愛倫堡的《暴風雨》。早年參加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工作。解放后曾在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任職，并曾任西南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

陳焜先生稱楚莊為“楚老”，雖然他僅僅比楚莊年少四歲：“2003年4月28日，楚老的弟弟澤涵告訴我，他父親說過，你伯母以前是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在上海的負責人，是伯父的上級。”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是前蘇聯也是世界間諜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佐爾格創立的，佐爾格1933年被派往日本，1941年，曾經成功預測德國進攻蘇聯、日本不會北上夾擊蘇聯，而是南進。

現在好像還沒有史料能夠確認羅稷南夫婦是中共黨員，我讀到倪虹光先生文章《我的姑父羅稷南》說羅稷南在北京大學時就入黨，不知何所本。從陳焜先生的文章看，他們后來不是或者不再被承認是黨員的可能性更高。倪琳沒有工作，在家做家庭婦女，參加街道居民小組政治學習。這讓我想起早年經常聽說的葛佩琦，做了十多年地下工作，在國民黨軍隊官拜少將，然而由于單線聯系人失蹤，歸隊后不被承認是黨員，被分配到人民大學任教。葛佩琦之所以出名，是因為1957年被劃為大右派，后被判處無期徒刑。不過他的出獄有一些戲劇性：1975年釋放最后一批國民黨戰犯時，他被當做戰犯釋放。1980年代初，葛佩琦終于被平反。

陳焜先生1945年到上海投奔伯父，目睹他和許廣平、周建人、鄭振鐸、馬敘倫一起辦《民主》雜志。“有一次我給我在成都的小學國文老師丁傳愚寫信提到他們，丁老師說他羨慕得不得了。他們都是中國的民主斗士，也都是他很尊敬的大學問家。‘民主斗士’這個詞我就是這樣從丁老師那里第一次聽到的。”那一段日子生活很清苦，進入1950年代，“伯父有了大筆的稿費，生活條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我總覺得伯父的處境和身份態度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奇怪。革命終于勝利了。但是,1949年的勝利好像完全不是那時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的繼續而是另外一個時代的開始。當年挺身而出慷慨陳詞的民主斗士現在好像都不過只是一些需要當心不能說錯話的局外人。那些‘民主斗士’們現在被稱為民主人士。”

羅稷南私下里對陳焜先生表達了對潘漢年、楊帆案、對王元化等人被打成胡風分子的不以為然。潘漢年當年是中共和19路軍談判代表，羅稷南自然熟悉。倪琳的弟弟自1930年代就從事地下工作，當時護送潘漢年出入中央蘇區，因潘楊一案受牽連，后被調離上海市公安局。

或許就是因為對新時代的不適應和心中的這些困惑，早在1920年代初就接受馬克思主義，曾經多年是地下工作者、黨的同路人的羅稷南才會發出魯迅活著會怎樣之問。在1957年夏天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需要很大勇氣的，羅稷南很幸運，他并沒有因此挨整，反而據說因為受到接見而免于被打成右派。不過到了文革，他還是在劫難逃，據倪虹光文章記述：“‘文革’剛開始，姑父就被戴上了‘中國的愛倫堡’的帽子，被掃地出門，后來以70歲的高齡被送到五七干校接受批斗和再教育。直到發現他身患癌癥，才被批準回上海治病，此時他已經是肺癌晚期。”

羅稷南1971年逝世，享年73歲。

三

據說錢鐘書曾經說過“現在，許多青年讀者看了我的小說《圍城》，一定要看一看我是什么模樣的。其實，你吃了雞蛋，何必一定要看雞呢?”年輕時我很贊同錢鐘書先生，只關注雞下的蛋，而不關注下蛋的雞。如今我漸漸懂得，讀作品自然是基本，了解作者卻也同樣重要。對作者的理解與對作品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時候可提供一個新的視角，改變原有的理解。

1980年，我在北京大學聽完陳焜先生的講演，佩服得不得了，前年在文章里曾經寫過：“陳焜先生是南方人，身材不高，文質彬彬，說話吐字清晰，聲音不大但是氣息悠長。他的講演和文章都是從文本分析開始，先把作品的一段翻譯得很漂亮，說得很清楚，進而論及整個作品乃至作家與流派。”然而當時我就沒有想過，陳焜先生有怎樣的人生經歷，何以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發生興趣？如今想來，這種問題意識的欠缺，或許使我當年對陳焜先生文章的理解是很浮表的，更多是關于一種新知的興奮。

讀陳焜先生文章最讓我吃驚的是，他的父親原來是早期中共烈士。陳紹韓（少航）是羅稷南（陳小航）之弟，任職于國民革命軍第三軍。(陳焜先生說是朱任軍長時陳紹韓任師參謀長，而倪虹光先生說他是作戰科上校參謀)第三軍源自滇軍，首任軍長朱培德是出自云南講武堂的名將。1935年陳紹韓在蘇州被捕，陳焜先生聽母親講，朱培德對她說，紹韓文武全才，人才難得，他要以身家性命相救。然而幾天朱培德就派人傳話說不能救，并要她盡快帶孩子離開蘇州。不過朱培德當時在軍中序列僅次于何應欽，歷任參謀總長等要職，是否真出力營救似可存疑。陳紹韓不久被處死，此后據陳焜先生文：“我們家中沒有掛一張父親的照片，我們在生活中不能說到他，世界上好像從沒有過他這個人，即使到1949年以后也是如此。1949年以后，伯父和我都沒有要求過任何人承認我的父親，也沒有任何人對我們承認過他……父親只是深深地留在我們心中不能觸動的靜默里。”

是的，幾十年從來沒有人告訴我，陳焜先生顯然也不想讓人知道他父親是怎么死的。他不希冀烈士子弟這個光環，但是父親的死、和伯父伯母在一起的生活還是深深影響著他。他上中學沒有多久就參加反內戰、爭民主的學生運動，擔任學生自治會主席。他上的麥倫中學是一家教會學校，1950年代為紀念黃繼光改名繼光中學。這家學校的教會代表白約翰每每出面保護學生，攔住了想要進學校搜捕的軍警，后來更立起了一張蓋著上海警備司令部司令湯恩伯大印的牌子，寫著“此系外人財產，國軍一律不得侵犯”。

陳焜先生自幼熱愛音樂，所以17歲就參加文工團去北京，等于正式參加了革命。他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是幾年后的事，應該是調干生吧。他曾在周揚主持的文科教材辦公室工作，后隨馮至先生到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簡稱，即后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任學術秘書。陳焜先生說他“以不忘父親志激勵自己”，卻從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就挨整，文革中自不待言。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陳焜先生曾被借調到《紅旗》參與撥亂反正，擔任文教組的實際負責人。

雖然“根紅苗正”，雖然據譚家健教授回憶：“精明能干，理論修養、文字水平、分析概括能力和待人處世經驗，均屬一流”，陳焜先生卻能潛心于當時在國內尚屬空白的現代西方文學研究，并成為這一領域的最早開拓者之一。這恐怕不僅僅因為他的學識、能力與努力，在相當程度上也許和他的獨特家世與經歷有關。古人云“功夫在詩外”，這句話是可以適用在很多層面的。我少年時聽陳焜先生聊天，只是佩服他的才氣，卻全然不明白文學上的認知與識見多半是和一個人的閱歷有關系的。文學中的荒誕性，往往需要經歷生活中的荒謬與苦難才能夠體會。

十年浩劫結束，人們從噩夢中醒來，從不同的角度開始思索何以美好詞語下可能隱藏著殘酷，理想主義可能走向丑陋的收場。

上世紀70年代末，卡夫卡、加繆、薩特等名字在精神上帶給人們巨大沖擊是其來有自的。我想陳焜先生當年是把他對現實的思索放在研究之中的。應該有不少人是通過陳焜先生的文章，第一次聽說詹姆斯·喬伊斯、普魯斯特、梅勒和索爾·貝婁這些名字的，我也是其中之一。1980年，他在北大講演，朗讀了他自己翻譯的尤利西斯當中沒有標點符號的一節，雖然是譯文，卻讓人清晰的感受到文字中陌生而有些荒蕪的美。

那時愛爾蘭也好、美國也好，都是如此遙遠，但是有些意象通過文字印入記憶，在某個意想不到的時刻出現。對我來說，寫作是一次懷念，也是走進一個時空模糊世界的過程。能夠有時出離此刻和身體所處空間，未嘗不是一種幸福，而且離得越遠，往往越能透視時間的深度。穿過幾行文字看見少年時的陳焜先生，在上海襄陽公園里和他的伯父一邊散步，一邊背詩。那是很美的詩句，他終生未忘：

柳絮池塘香入夢

梨花庭院冷侵衣

（作者系作家，現居美國芝加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