尷尬的定位

1972年我插隊兩年后參加工作分配到首陽供銷社工作。供銷社上面的“主管”是商業局，下面的“腳”是“代銷點”。我所在的隴西縣大一點的公社都有一個配套的供銷社，當然除城關鎮外，就要屬隴西當時的三大鎮——文峰、首陽、菜子的供銷社最大。供銷社從最初的新民主主義階段的產物快速演變成為計劃經濟服務，它的職能定位是農副產品的統購和農資產品和日用品的統銷，試圖通過這個機構壟斷農村商業領域。

說白了我所在的首陽供銷社就是一個鎮上的商業局，所有與商業有關的事務都歸它管。我們供銷社下轄一個飯店、一個書店、一個生產資料門市部、一個百貨綜合店以及一個農副產品收購站。該供銷社是個老社、大社，在柯寨、雙泉、碧巖、三十里鋪都有分社，本社職工最多時有60多人。

建國后供銷社初成立時還真有些“抱團取暖”自發結社的合作社的味道，1954年國家搞統購統銷，就把人事、經營權上收，集體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合作性質變成了歸國營商業管的下屬單位，名曰“合作社”，實際上“合作者”完全處在被動的地位，實為官商壟斷，此前的農民入股也等于是被國家沒收了。1961年國家經濟困難，供銷社權限再次下放，文革時期第二次又收上來。1975年又與國營商業分離，變成集體所有制自負盈虧。

不過，兩次“下放”都并不是真正恢復供銷社的民營“合作”性質。供銷社并沒有還給農民，農民的股份并沒有恢復，供銷社的經營更與他們無關。與西方的“羅奇戴爾”、“蒙特拉貢”和路易艾黎當年在中國搞的“工合”不是一回事。所謂“下放”，其實主要是官府卸責而不限權，原來國家管你也養你，現在國家仍然管束你，但卻不養你了：原來當你是“親兒”，現在成了“后娘的孩子”。

由于國家政策的不斷調整，供銷社命運多舛幾起幾落，與國營商業兩分兩合，但它從來都是承擔代價的一方。老職工們發牢騷說糙話，“20多年的折騰等于褲子脫了又穿上，穿上又脫下，把人當猴耍。”所以改革開放以后，只要政策允許，腦子活泛點的都出去單干了。供銷社的定位隨著政治風雨飄搖，1978年改革以后農村市場開放，供銷社成為雞肋，自然也就衰落下去了。

“一打三反”在基層：收拾“貪群污眾”

1972年我到那里時，正是供銷社第二階段經營權限上移的時候。文革進行到九大召開以后，當大家都認為“革命”已抓的差不多了，壞人已經從中央清除，該促促“生產”的時候，不料九大上欽定的接班人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文革又殺了一個回馬槍，在“批林整風”的聲勢下，林彪事件前已經開始的“一打”（打擊反革命活動）“三反”（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再次掀起新高潮。

今天研究“一打三反”的文章已經有一些了，但側重都是在“一打”，即借鎮壓“反革命活動”之勢，除了殘害一般的政治弱勢者外，還連帶收拾幾年前曾經沖擊過當權者的“造反派”人士。相比之下對“三反”研究不多。甚至有人說當時就只有“一打”而已，“三反”并未形成運動。

我的感覺恰恰相反：其實對基層而言，“三反”的影響遠大于“一打”。至少在我當時所在的邊遠鄉鎮，因為文革前期“走資派”已斗的毫無新意了，出名的“造反派”也沒幾個，所以這次折騰的新花樣雖然也是矛頭向下，但重點不在“一打”而在“三反”。

有人說當時的“三反”類似于“反腐”，但它整的并非官吏（相反，那時受到“造反”沖擊的官員開始大量復出）而是群眾。如果說反腐是要收拾貪官污吏，那時的運動卻是要收拾“貪群污眾”——不要說我生造名詞，那時民間的說法就是要“織一張密網，打盡小魚小蝦”，而官方的說法就是要狠整基層的經濟犯罪與“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后者主要對農村，前者主要對工商業。一時間到處風聲鶴唳，氣氛極為緊張，自殺者迭出。我去時高潮已過，聽老職工說僅我們一個小小的供銷社竟然就有5個（有人說是6個）人在這次運動中自殺。

我們到單位前在商業局集訓的時候，省工作隊和縣革委分管商業的常委都告誡我們，“時刻緊繃階級斗爭一根弦”，要和“壞人壞事做斗爭”，尤其要破除地方上“鄉親熟人社會里抹不開情面的包庇作風”。之所以有這樣的說法是有原委的。西北這些省份當年基本上是由“一野”解放的，除部隊留下一些人員管理地方外，又派來一批“西進”干部，所以地委、縣委的領導好些都是陜西籍的。五六十年代又分來一些湖北、四川籍的轉業軍人充實中層領導，縣局一級頭頭多是外地人，而辦事人員則基本上是本地人，這樣社會分層與地域的關系就體現得很微妙。當地話把這些人統稱為“一面人”，意即“外面人”的意思。文革前以及文革當中，上面派下來的干部都認為“地方主義”是中央指示貫徹不力的一大原因，本地干部一般都異地升遷，所以歷次運動都要強調這一點。

盤點的奧秘

我初到時分配在綜合門市部的鞋帽組。綜合門市部是社里營業額最高的部門，共有布匹、小百貨、鞋帽、食品和針織五個組，每組兩人，多是一師一徒。我在鞋帽組的師傅50年代末就在這里供職，見證了供銷社的起起落落。他為人極為小心謹慎，謙恭木訥，是公認的老實人，號稱“悶葫蘆”，一天到晚馱著背，除了在柜臺上報價錢，從不多說一句，也不吩咐我該干什么。只是在逢集的時候看見我杯子里的水干了，就會把他熱水瓶里的熱茶續給我。

我們是這方圓幾十里唯一的種類齊全的商業網點，那時候統購統銷已經發展的登峰造極，過去有所謂國家干預的“三類物資”之說，即統購物資、派購物資和議購物資，但到文革期間后兩類也控制得越來越緊，實際上也“統購”化了。這些國家管控的物資多達200多種，僅農副產品就涵蓋“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十二大類，老百姓私人之間看似沒有完全禁止物品流通和交易，其實交易范圍已經很小。就連“自然經濟”時代一脈相承的農村傳統集市貿易也已經奄奄一息，我們那里“舊社會”是逢三六九開集（近于三天一集），到了那時已經變成十天一集。

尤其在“一打三反”期間，私下里交換或出售那些物品都屬于“投機倒把”，叫“糾察隊”看到不但沒收全部貨物，還要抓去辦“學習班”或者“勞改”。農民除了生產隊的“分紅”以外，貨幣收入主要靠生豬、雞蛋、藥材、亞麻等等，但是這些產品只能賣給我們“官營”一家，拿到貨幣現金后再到我們的門市部消費。

至于出售農副產品和購買日用品的定價，不是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而是由公家說了算，也就是由商業局核定的“鐵板釘釘”一口價。我知道這就叫“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剪刀差”，用今天的話講叫“壟斷”，反正其他渠道都堵死了，就是明知道賤賣貴買也沒辦法。

由于剛剛經歷過“一打三反”，大家對收款和付貨格外小心，但是忙中難免出錯，比如叫顧客多拿走一穿襪子、幾個鐵釘、順走幾塊水果糖，找錢時把重疊的兩張一塊錢當一張等等都屬于“營業事故”，在政治學習時要做檢討的。但是我們最怕的是“盤點”，以前每半年盤點一次，“一打三反”后改為每個季度都要進行一次賬、貨、錢“三清點的三訖”，社里規定要求這三項之間的誤差率不能超過“個位數”，也就是在10元以內。

我剛到兩個月就趕上了第一次“盤點”。由于商品繁多，我們摸黑起來把貨品碼齊按照賬本逐個清點，一直搞到下午五六點鐘，結果我們鞋帽組差了五十多元的貨物，急的我只好返工重來。一直弄到晚上十點鐘晚飯也沒吃，算來算去還是短缺一大塊。后來我師傅不知從哪里翻出來十雙解放鞋遞給我說，“你一定是忙糊涂咧，這里漏盤了十雙鞋”。我把這十雙鞋加進去，剛好賬面上持平還長出四五塊錢，“好啊，符合規定！”我一顆定心丸放在肚子里，美美地倒頭補著睡了一覺。

第二天早上醒來感覺哪里不對勁，因為就這點貨物我從幾天前就開始做記號，來來去去清點了三四遍了，不可能有遺漏，師傅是從哪里找到解放鞋呢？師傅不愛言語，我也不敢多問。這件事一直就成為我心里的一塊疙瘩。后來有一次天氣好師傅讓我把他的被子曬到院子里，我把被子晾曬以后整理床鋪時在床下發現大大的兩個紙箱子，拉出來一看，一箱解放鞋、一箱帽子。而且貨品編號全是我不熟悉的，也就是說師傅可能在賬本之外私藏了兩箱物品，我快速估算了一下價值，大約在250元左右，這也就意味著師傅有可能把貨物私自拿回家。

“我的媽呀，百元以上就是經濟犯罪”，這不就是三反中的“貪污盜竊”嗎？我想的脊梁骨一陣陣發涼。我們是十天休息一天，放假回家時我看著師傅手里拿著一件換洗衣服，也不像里面藏著什么東西的樣子。本來想跟父親談談此事，但是父親因故沒有回來，母親在單位里協助工作組查賬，也沒有看出來我心事重重的樣子。

我拿不定主意這件事是不是要說出來，對誰說？在心里翻了好多滾，后來我請教布匹組的小“老職工”——之所以“又小又老”，小是因為年齡小，老是因為參加工作比我還早兩年。你們布匹組“盤點”要比我們復雜，為什么總能做到規定之內的略有盈余呢？她告訴我一個她師傅傳授的“秘密”。一般來講賬面和貨物都會有誤差，也許這次長一點，下次短一點，但是規定嚴格到個位數是不近情理的，定這樣規矩的人肯定沒有在門市部干過。

社里自殺的人除了出納以外，基本上都是因為貨物短缺一時說不清楚，而在“運動”的壓力下走上了絕路。于是老營業員在平時售貨的過程中，都要讓貨物長出一點來，當然長多了也不行，這樣就會積攢下來一些貨品，在每次盤點誤差的時候再一點點添進去。我問，如何才能做到長出來呢？她白了我一眼，“你連這都不知道，手緊點唄”。我明白了就是從顧客那里克扣出來。她說，各個組都這樣，這已經成為不公開的秘密，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說，那長多了不就可能出現“經濟犯罪”嗎？她說，“大家心里有數，差不多能持平了就手松一點”。

我這才恍然，師傅那床底下的鞋和帽子敢情是拿來一點點貼補盤點差額的。我差點冤枉了他?？墒俏胰匀徊荒芾斫?，為什么不向上反映，把誤差損耗比率調大一些呢？這樣大家的心理壓力小，行為也可以更正大光明。她說，你想可能嗎？你們這些外地人胳膊是向外的，眼睛是向上的，隨時可以一拍屁股走人，我們還要在這里活人呢？我想想自己剛來時遇到本地孩子的排外欺負，想想“地方主義”的說法，似乎明白了點什么，我第一次感覺到了規則在運用過程中的“無效性”，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大師傅的遭遇

參加工作后我的月收入是36元，已經是農村年分紅的三倍還要多。我的分配原則是：在食堂吃飯10元，交給家里10元（雖然父母一再說，不需要我的錢，我就說那你們先存著做機動用款吧）10元用來給家里買東西，剩下6元用于購買洗漱用品和回家的車費，有時實在不夠用了還會從上交的機動款項里挪用一點。但是我原則上一直按照這個尺度花錢，比起插隊的時候已經很知足了。

我們供銷社有自己的食堂。因為有收購點“近水樓臺”的關系，肉蛋之類的食品都可以用收購價拿過來享用，伙食應該說還相當不錯，實際上這等于截留了農民們上交給國家的物品多吃多占了。食堂的大師傅是個30多歲的女的。（那時老營業員叫“師傅”，“大師傅”則是專稱炊事員的）。而按照方言，“師傅”的“傅”是不讀出來的，大家都叫她“大師”，她叫什么姓什么我到現在已經記不得了，我聽到街上有孩子們稱她“楊嬸”，想來她夫家姓楊。

大師長得高高大大，大眼睛厚嘴唇，干凈利索，擱在現在也是一美人，但是不符合當時農村對女人的審美標準。大師性格開朗，笑起來很有感染力，她為人公正爽快，古道熱腸，從來不會給領導多盛菜，倒是下面分銷店的人來了，甭管到不到飯點她都會捅開爐子為來人遞上熱乎的飯菜。平時大家各門市部各忙各的，只有吃飯的時候喜歡聚在她那里一起諞閑傳，大家與她的關系都不錯。

我剛來時，大師好像對我有些成見，起因是我曾提出能不能給我半份菜。一來我的確吃不了一份菜，二來也想著能節約就節約點?？赡艽髱煆哪睦锫犃艘欢湮腋改傅?ldquo;高”收入，認為我是故意矯情，說“不能！”你不是胃口小吃不了嗎，所以一份菜給我的總比別人的少些。我雖然不至于貧困到連一份菜都吃不起的地步，但是我給自己定的花錢標準里，沒有計入一些意外情況，比如村里插隊的女孩子來我這里住幾天，或者添置一些額外用品，花超了就只能從菜金里面節省了。我會把吃不完的半份菜就扣在盤子里，晚上就不打菜了，倒點熱水沖沖就可以湊合一頓。

我們的早餐除了稀飯、饅頭、胡辣湯、豆腐腦，個別時候還能吃到荷包雞蛋。大師在每個碗里放上鹽、香菜、調料和一點豬油，根據來人所要的荷包蛋數量，7分錢一個挨個打下去，連湯帶水的盛出來，一碗熱騰騰的荷包蛋就算做成了，早上吃了又頂餓又暖和。遇到收購站有大量破損雞蛋的時候，是5分錢一個。我一般只吃破損的5分錢的荷包蛋，7分錢的就免了。其實我知道也省不下幾個錢，但是總感覺比插隊的伙食好多了，不能太放縱自己了。

時間長了，大概大師看著我干活不惜力氣，人也不嬌氣，給我的菜漸漸和別人一樣多了，在我吃剩菜的時候，會給我盛一碗熱湯，有時候還特別照顧我一下，明明是只有一點點碰皮的雞蛋，也按照破蛋的5分錢收我的飯票。吃肉的時候，大師還會挑兩塊“順溜”的（肉多些的）排骨留給我。

有時趕上我們送貨下鄉，食堂里沒什么東西吃，她還會讓我們去她家里吃飯。大師的家里很干凈，不論是炕上還是灶上都一塵不染，只是有一股淡淡的中藥味。聽說她不會生養，盡管里里外外活全包了，把男人伺候的像大爺一樣，時不時還會挨打，但是好強要面子的大師在我們面前從不顯露出來。

1974年我去蘭大讀書后就與供銷社的人聯系少了，直到有一天碰到一位同事，敘了敘舊以后，她告訴我大師腦中風偏癱，現在就住在離蘭大不遠的戰斗飯店里治病，可可憐了，有時間的話你去看看她。

等我趕到戰斗飯店找到大師時，她正蜷縮在一層背陰面的一個六人間的角落里，抖抖索索地用一只手泡著干饃饃吃飯。別的床上都有被褥，只有她的床上光禿禿地鋪著一床露著稻草的墊子和一堆破棉絮，看見我，她的眼淚一下就出來了。叫我大為吃驚的是，一兩年不見，原本高大利索的人變得幾乎認不出來了，蓬亂著滿頭灰白的頭發，衣服上圈圈點點的飯垢污垢，一只手像雞爪子一樣蕩在胸前，褲子上和草墊子都是血污，整個人萎縮得小了一圈。

大師告訴我，剛犯病的時候，單位還是屬于國營單位，社里還能出得起醫藥費，也派了一個人陪了她幾天。后來供銷社下放成集體企業，就把她扔在這里沒有人管了，因為已經欠旅店的房錢了，所以被褥也不給了，就這樣還一個勁地攆她走。她現在只能用自己僅剩的一點積蓄在一家中醫院里扎針，如果實在不好只能回家等死了，可是我從她眼睛里看到生命的渴望。我算了算自己的錢，實在不夠給她交房錢的，只好跑出去買了一堆吃的，并打來熱水幫她擦擦身上，洗洗衣褲。大師一只手使勁攥著來例假的褲衩不讓我洗，說怕弄污了我的手。我還是奪過來洗了。

后來只要可能我都會買點吃的幫她洗洗涮涮，也找些我的衣服幫她換上。我每次要走的時候，她都會死死地攥著我的手，生怕再也見不到了。等到有一次我們出去開門辦學回來，我再去看她時，她的床上已經換了他人了。賓館的人告訴我，早就叫人接走了。聽到這個消息，我感覺稍微寬慰一點，畢竟這種中風后遺癥是需要長期靜養的，在家里再不濟有個人手幫忙，還能吃上熱湯熱水的。

過年回家，我特意跑了一趟首陽供銷社，問起大師的情況，大家告訴我，接回來不久就死了，是活活氣死的。從她得病以后，她丈夫就與別人好上了，以至于她在蘭州看病那么艱難，也一次都沒有去看過，接回來后不但惡語相加，還當著她的面與別的女人胡來，讓大師眼睜睜地看著，沒幾天大師就走了，走的時候連眼睛都閉不上。我來到食堂面對著空蕩蕩的大鍋抹了一把眼淚，心想在她生命的最后幾天里，一定是絕望的。這么要強能干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么沒了，怨誰呢？

表面上看大師的悲劇完全是家事，追根溯源講，她因不育而不幸，也就與農村傳宗接代的傳統有關?？墒俏以谏缋锬菚r，她雖然也因不育而在家里受點氣，在社會上還算過得不錯的。那時在農村，供銷社因能搞到短缺商品和分享低價統購物而成為“肥差”，供銷人受到艷羨，社會地位不低。大師的丈夫對她雖有抱怨，還不至于過分虐待，她有病也能得到職工醫療照顧。供銷社“改制”后地位沒了，欠農民的股份并不歸還——我們那里基層供銷社改制就是1975年的事，只不過那時體制更強硬，老百姓更加沒處抱怨就是了。遇到這種事，身強力壯的被告知“只不過從頭再來”，而為舊體制耗盡了青春和健康，像大師這樣的就沒人管了。她的死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改革代價”，真真是可悲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