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書評》專訪任志強

本期領讀嘉賓任志強——中國最直言不諱的前地產大亨，阿拉善 SEE 生態協會第五任會長。他是地產圈里最喜歡閱讀的人之一，每天堅持至少 6 萬字閱讀，習慣保持至今。

任志強坦言，自己經歷過“饑渴的閱讀年代”，習慣看大部頭的書，飛機上 2-3 個小時能看 30 萬字。并且，他有一個讀書小圈子，要求每個人讀過的書要做點評，同時還有五、六個不同專業領域的讀書會，每個人會每期推薦一本書。一直強調要系統化地閱讀，建立獨立思考的能力。

2011 年，任志強參與創建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開展線下讀書會活動，試圖做思想啟蒙，讓閱讀書成為社會風尚。從金融博物館書院公布的任志強閱讀書單中，其涉獵之廣可見一斑：關于蘇聯歷史、斯大林時代的，《大國悲劇》、《生活與命運》、《失敗的帝國：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布拉格精神》等；關于經濟的，《人的行為》、《米塞斯回憶錄》、《自由市場革命》；關于現代國家轉型的《德克勒克回憶錄》、《曼德拉傳》；關于新科技趨勢的，如凱文·凱利的《必然》……

三年前卸任華遠地產董事長的任志強，如今頭發花白，但野心優雅，“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

野心優雅的閱讀史

經觀書評：每天六萬字的閱讀，這個習慣還在堅持嗎？
任志強：習慣了就改不了。

我在飛機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看書，除非起得太早或太累。通常飛機兩個多小時，看30萬字左右。

經觀書評：這個速度非?？?。
任志強：讀的書多了，自然愿意讀書，當養成習慣的時候，看書的速度就快了。

經觀書評：閱讀習慣的養成，包括閱讀方法，如何選書等等，有沒有一些方法或技巧可以跟我們分享？
任志強：閱讀最主要是習慣問題。

如果沒有養成閱讀習慣，可能看十分鐘、五分鐘，翻幾篇就已經困了。我們這一代人和你們這一代人最大差別是，當我們需要學習和獲取知識的時候沒有書讀，學校都停了，所以我們處于一種饑渴狀態。就像人很餓的時候見到了一些很粗的米飯，會把它當肉一樣吃掉。但你們這代人沒有聽說過吃不飽肚子的時候，因此看到美食的時候可能會挑，不喜歡吃這個，不喜歡吃那個，和閱讀是一樣的。

非常饑渴地需要尋求知識的時候，拿到的書不管是什么，都會很認真的看，因為沒有其他的，這是唯一。在我們那個年代有很多手抄本，不管手抄的內容是什么，都會很認真的看完，不管好與不好，因為什么都沒有，根本沒有辦法比較哪個好，哪個不好。而今天的書店滿是書，大家已經挑花眼了。

當我們用這種習慣強迫自己，“饑渴狀”閱讀的時候，形成的結果是——能很迅速的翻一翻就知道哪本是最需要的，因為現在書太多。閱人無數的時候，看了很多書的時候，大概就能知道哪些知識是需要補充的，而有的人不知道要看什么書，不知道自己欠缺什么。

經觀書評：你在自傳《野心優雅》里寫過，當時放開讀書禁區，你開始讀很多外國文學大部頭的書，比如巴爾扎克、雨果、狄更斯等等一批歐美大作家的文學作品。而父親則大量購買《清史稿》、《二十四史》，“我印象深刻的是書柜第二層放著全套的《魯迅全集》、《資治通鑒》以及一些史書”。大概是多大的時候，看這些書？
任志強：那時候二十多歲，二十四五歲的樣子。

老人看的更多的是這些，文化大革命把家抄了以后，歷史書沒有了，他們想重新回溯歷史，于是會找自己原來需要的書。他們是在解放以前成長的人，上學時讀的私塾，學的是從歷史人物里淘汰摘選出來的部分，因為真正的歷史書是拿不到的，私塾也只能教史書的一部分，比如《資治通鑒》的一部分。他們需要更多、更全面的去了解完整的歷史，因此在解放以后有條件了，適當的拿到一些大部頭的書。解放以前老革命看的歷史，比如《資治通鑒》、《清史稿》，這類書是與他們看的《魯迅文集》，有很大的不同。

但我最開始還沒有把興趣放在這兒，我最初更多的是關注 19 世紀的名著，耳朵聽過但是眼睛沒有看過的。當我們有書能看的時候，發現國際上優秀的作家，是大不同的，巴爾扎克、左拉、大小仲馬、雨果等等，還有很多非常有名的作家。而且我們看的這些書基本都是大部頭，十幾冊、二十幾冊、三十幾冊都統統看完，而不是僅看其中一本。

經觀書評：這是時代的不同，在閱讀習慣養成上大體的差異。我記得你曾經說過，在當時只有馬列、魯迅可讀，魯迅的書對你現在也有影響？比如你對社會問題，針砭時弊，很多問題見解認識很透徹，且敢說真話。
任志強：當時魯迅的書影響沒有那么大，甚至魯迅的作品我們還看不太懂，比如很多諷刺現實的。

在那個時代一心向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時代，是沒有這些思考的，現在再看和那時候看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時候影響比較大的書是范文瀾的《中國通史》，也許今天還有用。在那個時代，他代表另一派的思想。還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當時對我們想參與紅色革命的人來說，多少有一點思想啟發，不至于完全別人說什么就信什么，這本書起碼能引起我們的思考。當時只允許讀六本書，其中恩格斯的 《反杜林論》我印象很深，它用辯證的方法把正反兩面都說了，而不是僅僅一面。

看完《反杜林論》以后，我一直想看《杜林論》。大概十年前我才找到《杜林論》，看完才知道，《反杜林論》和《杜林論》完全是兩回事……所以現在更需要的是系統化的閱讀，否則做不出正確的判斷、分析。

現在年輕人可能更多的是碎片化閱讀，從網絡、媒體、手機看到的都是一段一段的內容，如果僅僅是一段一段的，很難形成一個體系，很可能會被時代所引導、誤解。比如最近北京的一些情況，有人說，把這些人都轟走，我們的生活好多了，安靜多了，安全多了；但另外一些人，認為這是非常不人道的處理。除了這兩種意見，還有各種各樣的意見特別多，為什么會有這些不同的反應？說明學習和認知的程度不一樣，有的人不會判斷只能聽媒體怎么說；而另外一些人看到的就是現實社會問題，看問題的角度完全不同。

這就要用世界上最先進的知識來武裝自己，而不是僅僅用我們眼前能得到的東西和看得見的東西來武裝自己，要把眼界無限開放。如果不打開窗戶，陽光是進不來的。當你能把心靈窗戶打開的時候，把所有東西都融入進來的時候才能得到更多的東西，否則只能是斷斷續續、星星點點，那就不會有一個完整的邏輯。

落后的制度才會把人分成等級

經觀書評：我們聊一聊具體的書。除了《米塞斯回憶錄》，你還推薦過的他的另一本大部頭《人的行為》。米塞斯從人的角度出發去理解經濟行為，經濟制度。結合這本書，你怎么看最近的社會新聞，北京對不同結構人口的規劃整治政策？
任志強：一個落后的制度必然會出現把人分成不同等級的情況，中國就存在這樣一種情況。

1954 年的憲法里沒有規定戶籍制度，也沒有農村和城市人口之分，所有中國公民都有居住的自由，也有遷徙的自由。后來我們有了戶籍制度，于是中國人就不再是人民了，而是農民和城市人。這就是社會制度存在的差距，現在出現的所有問題，幾乎都可以追溯到因為農民問題而帶來的問題。土地變成兩類，一類是城市土地；一類是農村的集體土地，雖然都是公有制，但是不一樣。在兩種土地上的工人、農民也不一樣，權利、收益也不一樣，巨大的差別就產生了。

最初是農民的戶籍制度問題導致所有的農民不得進城，在歷史上有過無數次政治運動，而每一次政治運動幾乎都是要把所有的城里人轟到農村去。從“右派”開始、從公私合營開始、“上山下鄉”開始，“上山下鄉”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開始的，以前就有。就是因為戶籍制度導致的兩種社會不公平，為了讓城里的人得到滿足，讓更多的人到農村去，在歷史上因為“工人化”，把農村的利益轉移到城市。

今天我們仍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農村的人不能自由進入城市，那么最后導致的結果——要把非戶籍人口轟走，包括外來人口。但是把外來人口轟走也不對，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拿的是中國護照，可以到任何一個城市去。但財政制度導致的是——各地方政府的財政只保證自己戶籍人口的基本生活條件。這是中國制度造成的結果，不要把它都歸罪于防火，低端、高端人群，這和人群沒有關系，社會制度把人切成兩部分，而導致的結果就變成現在這樣。

經觀書評：不管是宏觀制度調整或是微觀政策的制定，還有沒有可能、有沒有機會能改變或調和這個局面？
任志強：本來應該有，我們正在進行的改革就是希望有。

比如戶籍制度改革，農村醫保、社保的改革，這些都是為了打通，但是現在還在改革過程中，還沒有做到。比如北京市要解決住房困難戶的居住問題，為什么不給非北京戶籍人口的人解決呢？如果同樣對待解決了，就不會有今天的事情發生。地方政府說沒有這么多財力，那就從財政制度進行改革，但是我們沒有進行改革。

改革首先是從最高層充分認識開始，不是對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進行限制，而是要允許高速發展。從歷史上看，英國倫敦、日本東京這些大城市首都施行過人口限制政策，最后的結果是人口都遠遠超出規劃，而且是成倍的超出。但市場經濟制度下沒有權力把這些人轟走，于是必須接受現實情況，針對這些人給予救濟。要用國家統一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而我們地方財政收入的分配制度中沒有從國家產生。我認為可以解決，但我不是決策者，我只能看到這個現象并找出它的矛盾問、題在哪里。

讀書多的人，基本都可以看到是制度原因造成的；而讀書少的人都只能看到現象，看不到現象背后發生了什么；更短淺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的現象。為什么發生火災？發生火災以后政府應該去解決什么問題？這一系列的問題都和我們的讀書和知識獲取多少有一定的關系。

經觀書評：我們再具體一點，作為北京市政協委員，你曾做過有關“城中村”改造的提案，在北邊的唐家嶺村。這個提案是產生了效果的，能否把他推廣到更多其他類似的地方？
任志強：我一共有120多個提案，涉及這類話題很多。

在城市化發展和改造的過程中，要吸收國際先進經驗，用市場化的辦法來解決。同時，由于制度原因而造成集體土地和公有土地兩方面的問題，更需借用市場化的辦法，不能因為土地制度的問題而導致市場化辦法也不能實現。

所以，我當時提出了在集體土地上建設租賃性住房，我們不能改變土地的性質，但不等于集體土地上只能蓋廠房，何況蓋廠房也是租，現在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情況。如果早開放，可能就不會是現在這樣的住房環境了，可能蓋的就是樓房，適合于居住的房屋用于出租。正因為只允許蓋廠房而不允許蓋租賃性住房，特別是先蓋廠房再在里面打隔間，導致既有居住的部分，也有生產的部分，才有火災等其他一些安全隱患。如果解決了這些問題，不就沒有火災了嗎？

這個提案只解決了唐家嶺村，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前幾天播出了，在唐家嶺等地區建了5600套房。我當時提案就是針對唐家嶺村的，六年以后，現在終于看到了這5000多套房，按理說如果當時認可或國土資源部贊同并推廣的話，應該不止這些。實際上這個提案是被迫通過，國土資源部被迫同意做試點，但沒有做推廣，所以還是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沒解決。當時最早的提案是36個村，但是實際上只做了6、7個，如果當時都同意做的話可能就不是試點了。

用企業家精神做公益

經觀書評：剛剛你在臺上演講，談企業家的社會責任，通過公益的方式來彌補社會差距，實現一定程度上的公平。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公益的最終效果，如何保證？另一個是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比如針對社會企業的法律政策傾斜。這些都有待企業家來推動，企業家不僅要推動經濟發展，也要推動社會變革以及法律、政策完善。你經常提到的一本書《從貪婪到慈悲》也是講相關話題。
任志強：我們做了很多慈善公益，樂平基金的保姆學校、農村幼兒園已經很多年，中國改革基金會從1992年就開始，還有很多社會公益。

最初在無法用國家撥款和財政支持去解決問題時，就讓企業來支撐、解決這些問題。中國的慈善有一類是只能捐錢的慈善——政府機構組織的——個人沒有參與的能力，也根本不允許個人參與，不賦予權利。比如我是西城區慈善協會的副會長，但我只負責給錢，因為每年給多少錢就有可能給副會長職務，我給的錢多。但慈善機構在做什么或者怎么做，并不匯報，也不會讓個人去組織慈善活動。而我們企業家做的社會公益組織完全不一樣，比如阿拉善 SEE，企業家是通過選舉形成的管理層，用完全民主的方式進行。

僅僅談慈善不夠，我們希望把慈善變成公益，但是實際上現在做不到。制度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最終可能還是要從完善國家體系制度來解決問題。我們國家制度現在存在的問題很多，企業家都是在不斷的敲打、突破，如果僅憑官員、處長去制定政策一定是錯的，一定要靠企業家群體從第一線和老百姓實際打交道中摸索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