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網）

一

父親生于農歷戊午年八月十一，西歷1918年9月15日。今年9月30日是他99周歲陰歷生日，按傳統的虛歲算，這天是他百歲冥誕。想到一個世紀就這樣流逝，自己也無可挽回地走向黃昏，有點不寒而栗的感覺。所以我本來覺得不必紀念的，不過家兄的一些朋友弟子熱心籌備、父親的門生故舊紛紛應允出席，于是有了10月2日的“李新百歲誕辰座談會”。

出席座談會年齡最大的長者是86歲的李義彬先生，他手寫了長達七頁的發言，由女兒代讀。父親的第一位研究生、著名現代史學家陳鐵健先生也已經83歲高齡，雖然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近20歲。他和李義彬先生從上世紀60年代初就是父親的助手，有40多年的師生之誼。半個世紀前，導師與研究生的關系更加親密無間，如同半個家人。難得的是，他們在十年浩劫那樣的磨難時，依然尊師重道，一直保持聯系與問候。父親對他們的研究也是全力幫助，陳鐵健先生1979年發表《重評｛多余的話｝》和后來的《論西路軍》都是具有開拓性的文章，也因此曾經承受很大壓力，但是他得到了父親的堅決支持。

父親去世后，所有的文稿都交給陳鐵健先生整理，其中大部分收入《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2008年出版后頗受好評。去年陳鐵健先生又為我的散文集《在生命這襲華袍背后》作序，其中提到考上研究生后，適逢我幼年多病，李義彬先生和他三天兩頭帶我去醫院。對于我說來，他們也不僅僅是父親的學生，還是更為親密的長者。1981年在長春學習日語時，李義彬先生已被父親從吉林大學調入北京，留下兩間小屋。冬天的時候我幾乎每天都去住在那里，和他的次子小和時不時對酌。那段冰天雪地里的溫暖時光記憶猶新，然而十多年前小和卻歸道山。

楊天石先生是著名民國史大家，尤以研究蔣介石著稱。他在座談會上說，曾經有媒體采訪問他，一生中誰對他的生命和學術影響最大，他的回答是李新。楊天石先生早年畢業于北大中文系，有志于研究，卻被打成“走白專道路”，分配到中學教書，18年后才被調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參與編寫《中華民國史》。我去年曾拜訪他的辦公室，辦公室里堆滿了書，幾乎沒有落腳的地方，挪開堆在椅子上的書我才能夠坐下。三十多年沒有見面，楊天石先生當年頎長挺拔、神采飛揚，如今也已年過八旬，但精神矍鑠，依然是江南口音，娓娓道來，整整說了兩個小時。原來他一直住在研究所附近，幾十年來只要沒有其他安排，每天上午到辦公室，讀書寫作直到晚上十點左右。他說得很平靜，淡淡的，然而80年代到現在發生了多少變化啊，回想起來，恍如隔世。能夠從那時到現在一直堅持書齋生活的人并不多見，何況他還時不時卷入或被卷入各式各樣的紛爭中。研究歷史，首先如傅斯年所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其次如范文瀾所言，“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去斯坦佛大學胡佛研究院讀蔣介石日記的人不止楊天石先生，但是很少有人像他那樣花十個半月時間把53年日記一個字一個字看完，還手抄了很大一部分。

原本要來出席座談會的還有耿云志先生，因微恙做罷。耿云志先生是大陸近40年來胡適研究的第一人，也是1972年父親出任《中華民國史》主編、成立民國史研究組時的元老，從1975年開始研究整理胡適已逾40年。他撰寫的《胡適與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發表在《歷史研究》1979年第5期，是改革開放以來重新評價胡適的第一篇文章。

另一位原定要出席也未能來的是黃修榮兄，他是父親在文革后招收的諸多研究生中最年長者，今年已經75歲，夏天回國時見到他，滿頭銀發，說起來他是我北大歷史系的大師兄。最年輕的一位是汪朝光教授，和我年齡相仿，是當今著名民國史學者，也是這一天座談會的主持者。他的名字我已經聽父親和家人說了30多年，至今緣慳一面。另一位久仰大名卻從未見過的是章百家師兄，他不僅是父親的研究生。還是我北大同系同專業的師兄。

我因為在芝加哥的日程安排沒有能夠參加這次座談會，只看到一些錄像片段。雖然只看到很少一部分，做為后人，對各位師友的發言和汪朝光兄的精彩主持點評自然十分感激。他們由于父親的淵源，又是在百年冥誕這樣一個時刻，難免過譽。其實，在我這樣一個也是學歷史出身的人看來，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早已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是當代學人的佼佼者。大抵父親并沒有留下多少有分量的個人研究著作，而是領銜主編了若干大部頭的通史著作。誠如汪朝光兄所言，父親是民國史這一學科的開拓者，有組織能力且擅知人用人。他想必很高興看到，晚年最付出心血的事業歷四十多年而日益成為顯學；不過我想他更值得欣慰的，是門下弟子和晚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吧。

二

如果僅聽座談會的發言，不免一種在緬懷一位書齋里的前輩學者的感覺。然而這次座談會的地點是北京永年會館，會場掛的橫幅是“紀念永年城解放70周年暨李新百年誕辰座談會”，提示著父親的前半生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歷。

1947年10月5日，國民黨在冀南最后一個據點永年城被攻克，守軍被全殲，父親時任中共永年縣委書記兼圍城指揮部政委。他從1946年到1948年當了兩年永年縣委書記，指導當地土改、征兵、打仗、恢復經濟等。據其回憶錄，他與本地干部關系融洽，有時被上面批評有些右傾。離開永年以后，父親和幾位當年的同事一直有來往，八十年代初還曾經去永年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出謀劃策。

我從七十年代初就熟悉永年的口音，雖然后來因為時空的遠離，到現在還是有些地方聽不明白。讀他的回憶錄，可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是殘酷的戰爭。父親在永年曾經歷遭遇戰，在幾十米的距離內短兵相接，幸得大部隊趕來支援才脫險。困守永年城的王澤民、許鐵英兩支部隊原本是當地土匪和鹽商出身，有奶便是娘，早期曾經抗日，但很快就投降做偽軍，抗戰結束后被國民黨第11集團軍司令孫連仲收編。由于民憤很大，王、許拒不投降，國民黨委任的縣長楊異才是中共叛徒，因此也堅決負隅頑抗。永年城破后，楊投井自殺，王、許突圍逃走，被趕上擊斃。攻克永年城時，父親去參加中央會議不在，由于圍城、破城的長久與艱辛，群情忿激之下，違背俘虜政策，槍斃了被俘的軍官，導致后來攻打元氏時遇到更頑強的抵抗，永年縣委因此被中央批評。

母親在1946年和父親結婚，不久就隨他趁著顛簸的平原鄉村嫁新娘鐵輪轎車來到永年。第二年，她在動蕩中生下了一個兒子，但是還沒有滿月就夭折了。這個孩子本應是我的長兄，我卻連他的名字、或者他是否有過名字都一無所知。父親從來沒有提過他。我上高一時和母親兩個人住在永安南里，大概她覺得我已經長大，在某些安靜的夜晚，她會回憶并告訴我久遠的往事。她提到第一個孩子夭折時很平靜，反而是我聽了以后有些難過。

與父親是實際領導者這一角色不同，母親更多是一個旁觀者。她甫抵永年，就參加了公審漢奸憲兵隊長宋品忍大會，目睹宋被殺的全過程。憤怒的群眾力量，想必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女性天然的同情心和親和力，她很快就用那時的話語講“和群眾打成一片”。雖然母親出身于幾代官宦之家，自幼生活優渥，但她一直上教會學校，注重樸素自律，遂能很快適應生活條件的簡陋。近三十年后我見到她“坐村”所在村的婦女主任，當年和母親同吃同住，久別重逢，十分親切。這位婦女主任身材結實，說話豪爽，煙癮很大；而母親一直瘦弱，從年輕時就戴著眼鏡，說話溫文爾雅，一望而知是來自大城市的知識分子。

父親也是從年輕時就戴眼鏡，看上去也像是知識分子。他口才很好、下筆如飛、能寫一點舊體詩詞，因此被視為黨內才子，還有一個清談家的外號。他實際工作的歷練其實很豐富，從19歲到延安后，父親當過《中國青年》雜志助理編輯、西北青年救國會第二劇團團長、中共北方局青委書記、組織科長，還在豫東做過杞縣縣委書記獨當一面，其時年方26歲?？箲饎倮?，他參加過中共軍調代表團，在北平時他與社會上層、青年知識分子交往頗多，鼓動了相當多的人去了解放區。著名作家王蒙在他的回憶錄《半生多事》里詳細記述了他在11歲半時見到的第一個共產黨和聽到的全新話語。據說父親是在翁獨健先生家第一次見到母親，母親顯然是被他的話語所影響，不僅去了解放區，而且不久就嫁給了他。

三

剛剛過去的10月3日，舉行了隆重的慶祝人民大學80周年校慶活動。讀到報道我一愣，人民大學不是1950年10月3日成立的嗎？不過我馬上反應過來，這是從1937年陜北公學的成立算起。陜北公學后來變成華北大學，合并了北方大學后成為華北聯合大學。父親的人生轉折點始于1948年去華北聯大工作，不過他自己當時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本來他已經被調任華北局青委書記，但是他不想再做青年團工作，就主動申請和不想去華北聯大工作的榮高棠對調。

我不知道父親想去大學工作是否與母親有關，讀過燕京大學歷史系的母親多少讓父親感覺有壓力。他們二位都是很好強、自我主張也很強的人，由此可以想象，父親很早就感到知識充電的必要性。不過這只是我的推測，他的回憶錄僅僅提到母親很高興去華北聯大，“覺得大學里都是知識分子，有道理總可以講通”。母親不是黨員，卻被地委下令參加整黨，而且被刁難。原因父親沒有提及，從上下文看應該是由于地委某些負責人與他的關系。

父親在回憶錄和平常談話中并不怎么諱言派系的存在，他和他的老朋友們聊天時，彼此都會使用“某某是哪個山頭的”這樣一種語言。地方上如此。學校也一樣。人民大學由華北聯大和華北革命大學合并而成。從一開始原華北聯大和原革大就因為辦學理念和人事互不相能。陜北公學創校校長成仿吾調走后，父親成為唯一來自原華北聯大的黨組成員，所幸他深得吳玉章校長知遇。

在華北聯大和后來的人民大學，父親一直是教學行政領導，沒有人把他看成做學問的知識分子。人民大學是紅色大學，像父親這樣半路出家闖進來的不在少數。我小時候住的人民大學宿舍里，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相對而言并不太多，老一輩學者更少，有相當多經歷復雜的資深革命者和紅色知識分子。由于人民大學這樣一種特殊的環境和獨特的科目配置，父親得以一邊主持教務工作，一邊開始從事中國革命史的教學與教科書編撰。他對歷史向來很有興趣，雖然沒有接受系統教育，但是博聞強記，裝了一肚子野史。

非始料所及的是，原本出于興趣的教科書編撰，竟然成了他進入學術界的敲門磚與后半生的起點。父親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險些落馬后萌生去意，離校閉居東廠胡同1號院內八角亭編寫《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因這部書的完成他被評為三級教授。1962年，他辭去所有職位調入近代史所任研究員，輔佐范文瀾編寫《中國通史》。

遷入社科院宿舍以后，與博學鴻儒頗有接觸，更覺得父親不怎么知識分子，倒有些領導才能，深知照顧同儕、獎掖后進的重要性。這樣的能力多少來自他早年的從政經驗，尤其是在永年任縣委書記的那兩年。這種能力用于集體編撰巨制史書，卻也是適得其所。

父親在受命編寫《中華民國史》后，重視程度遠過于其他。他曾經說過，研究歷史首先要有史料，這一點民國史相對更有優勢，不像黨史，很多資料還沒有解密看不到。在他去世后，編撰了38年的《中華民國史》終于完成了。

1998年底父親第二次中風后，神智和生命緩緩枯萎。雖然臥床延續了五年多，但他實際上工作、生活的時間都屬于二十世紀。在父親的世紀里，發生了新文化運動、戰爭與革命。父親在新文化運動的沐浴中長大，經歷了戰火，選擇了革命之子的道路。這個世紀“學術”與“革命”同為關鍵詞，學術往往被淹沒，許多人從書房走向革命。父親一半出于自我選擇、一半誤打誤撞地走上一條相反的道路，最后回到了書房。

1999年夏天我回國看望父親，他已經說不出話，眼神也有些渙散，緊緊地抓住我的手。

那是他最后一次認出我。

（作者系作家，現居美國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