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元/文

1972年，和無數懵懂的年輕人一樣，17歲的敬一丹在小興安嶺成為了一名知青，之后成為了一名工農兵學員。她當時的理想是成為一名老師，她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一名國家電視臺的主持人，甚至經歷了中國輿論監督精彩年代。無論是《焦點訪談》、《東方時空》還是《聲音》，在當時以批判與監督的銳度著稱的央視新聞評論部，敬一丹以一種溫厚與深沉的氣質在新聞前沿度過最有價值的職業時光，她把這種情感與視角歸因于她的知青歲月，年輕時的經歷。

今年5月，敬一丹與她的大學同學將工農兵學員的記憶編纂成書。這本《我，末代工農兵學員》記錄了個體命運在那個獨特年代的沉浮，他們無力在歷史的洪流面前抉擇自己的命運，然而在無數的細節里，卻有著自己無可替代的痕跡。這或許也是個人記憶最寶貴的地方，親歷者的記述有著“舉輕若重”的力量。

在上海書展期間，《經濟觀察報·書評》專訪敬一丹，請她分享她的知青歲月與她所經歷的電視媒體的黃金時代。

訪談

經濟觀察報：《我，末代工農兵學院》這本書聚焦了一代人的青春，您覺得知青的經歷對您最大的收獲是什么？有人說知青是“失落的一代”，也有人說“青春無悔”，你怎么看？

敬一丹：在任何一個時代用“失落”這個詞都有些偏頗，但我一般也不會講“青春無悔”。一個人，遇上哪個年代就有哪個年代的青春，很難稱得上是無悔，每個人青年時代的經歷其實都是不同顏色的組合。

經濟觀察報：出版這本書對于不了解這一段歷史的更年輕一代的讀者有怎樣的意義？

敬一丹：記憶是人的本能，但是淡忘也是很自然的。當一段不該忘記的經歷都被淡忘了的時候，那我們的青春，我們所經歷的，我們付出的代價以至于教訓不是白付了嗎？所以記錄應該是一種自覺。媒體人比其他職業的人更需要這種自覺，因為這也是一種職業自覺。如果我們的歷史被遺忘，如果我們這代親歷者不記錄，那年輕人就有權利來問我們這一代，你們為什么不告訴我們，你們為什么不記錄？

我的同事崔永元做了一件事讓我很尊重的事，就是他做的口述歷史的記錄。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存在于一個個體的記憶之中。工農兵學員這件事情也是一樣，全國94萬工農兵學員在文革后期長達七年的時間里是一個不能被遺忘的存在，今天的年輕人可能看起來有點模糊，如果我們這些親歷者能夠提供一些個體記憶的話，就會讓今天的年輕人逐漸看得清晰起來，不至于太模糊，不至于遺忘。

經濟觀察報：你年輕時代，有哪些書對你影響比較大，影響了之后的人生選擇？

敬一丹：我年輕時經歷了幾段書荒，小學四年級“文革”以后就停課了，上了中學以后剛剛復課的時候甚至連教科書都沒有，我現在和年輕人說的時候他們未必能理解什么叫無書可讀。

后來幸好我遇到一個特別好的語文老師，在那個無書可讀的年代，冒著風險把課外讀物借給我，而在那個時候他能借給我的課外讀物也只是《魯迅小說集》。他借給我的時候把這本書包上書皮，因為那時候連魯迅的小說我們都是不能看到的。我們只能看到魯迅的雜文，那是作為戰斗的武器去理解的。

后來我非常幸運的遇到了黑龍江省圖書館，恰巧在我所讀的中學的隔壁，從文革開始這個圖書館就關門了，所有的書都在書庫里封存著。書需要整理，于是我特別偶然地有這樣一個機會去幫忙整理圖書。當我第一次走這個圖書館的社科書庫時候，非常驚訝，不僅是因為那個頂天立地、布滿灰塵的書架，更是因為我在書架上看到的那些書名——《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紅與黑》、《巴黎圣母院》……這不都是當初被紅衛兵燒掉的書嗎？這書我能看嗎？

在這樣特殊的年代、環境，我就有了這樣的機緣，一下子走到了那么多書當中。每次收工以后，就可以悄悄的把書帶回去，那些天，那些晚上，當我翻開這些書的時候，就好象我眼前有另一個世界。當時我真是覺得文字有這么強的力量，面前有這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年代。就好像前面有一個大海，我已經能夠摸到大海的邊緣?，F在回想起來，在那個書荒的年代，讀書最多的那個階段是在黑龍江省圖書館，而對我影響最深的書也就是在當時讀的書，特別是在那時候讀到的《簡愛》，它讓我明白一個人的自尊與自愛有著那么強大的力量。面對這些書，我才意識到世界上還有這么豐富多樣的文字。而在這之前我們看到的文字多半都是大字報、大標語、大批判文章，把眼睛都看傷了。

經濟觀察報：你進入電視新聞行業的契機是什么？對電視新聞這個行業最初有哪些想象和新聞理想？

敬一丹：進入新聞的開端是在基層廣播站，工作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們天天在廣播站話筒前播出的不僅僅是廣播稿，還要分為消息、評論和通訊，這是偶然間省電臺的記者來給我們講課我才知道這樣一個常識?；鶎拥膹V播工作是一種最初的寶貴的積累。后來大學畢業之后，才開始我的職業之路。那時候我是傳統意義的播音員，在黑龍江省廣播電臺播音。那段時間我一直想考研究生，而在我準備考研究生的時候，其實我是在補課，在補上作為工農兵學員的那些缺欠，比如新聞理論、新聞業務。

雖然我們在成為工農兵學員的時候也開了這些課，但是作為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它是新舊交替之間的這樣一個產物，它帶有舊的痕跡，也能夠感受到一些新的氣息。我們那時候課程設置還沒有那么完備，所以很多課程是淺嘗輒止，走出校門時是“半飽”的感覺。

經濟觀察報：90年代《東方時空》、《焦點訪談》以深度和人文關懷著稱，你當時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個欄目？

敬一丹：那時的《東方時空》有《東方之子》、《生活空間》、《焦點時刻》等幾個子欄目，我最傾心、最喜歡的還是《生活空間》，就是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很多平民出現在鏡頭上的時候，我們自己也會覺得很貼近、既熟悉又陌生的這樣的感覺，那些主人公的故事是過去我們在屏幕上沒有見過的。這些人讓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個人的故事，而是呈現當時時代變革時代下中國百姓的一種面貌。

經濟觀察報：90年代央視有一批關懷底層、關注老百姓個人生活與感受的節目，比如《百姓故事》、《紀事》、《社會記錄》、《新聞調查》，當初您與您的同事們為什么會設想這樣一個源自底層的視角？在無數個人故事的講述中，又想呈現與發掘什么樣的價值觀？

敬一丹：這不僅僅是一個媒體的行為，是我們時代發展到了那一步，社會發展讓人們有了一種內在的需求。比如說，更尊重生命的價值，媒體更多地采用平視的目光，更有一種適合這個時代的語態來交流。當時央視新聞評論部的成就是多種因素凝結成的，這不是一個媒體的孤立行為。

經濟觀察報：你的另一本書《我遇到你》回顧了自己近30年的職業生涯，其中，讀者最有共鳴的內容時什么？

敬一丹：是《焦點訪談》當年的節目影響。我前兩天在蘇州在和讀者交流的時候，有一位年輕的女讀者，拿著這本書請我簽名，然后她說：“這本書要給我的爺爺，我爺爺年邁已經不認識我了，但是他認識你，他在屏幕上看到你的時候，從他的眼神，從他的動作能看出來他認識，他有反應。”她這樣說的時候，我非常動心，我就想，90歲的這位老人家一定是我們的忠實觀眾。

在《焦點訪談》最具鋒芒的時候，我們就是在他目光中成長的，這些人應該說是非常有力量的觀眾，他們的目光、他們的支持、他們的呼應、他們的共鳴就給我們一種力量。我退休的時候，也曾經遇到過讀者，他說我們感謝你們那些年為我們說話，他所說的，是指在輿論監督很有力量的時候我們說的那些話，而那些話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