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文釗／文 11月9日，北京大學朗潤園。一場事先邀約的辯論如約而至，這場對局的主角是張維迎和林毅夫。他們同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或許只是巧合。三年前，2013年11月9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正是這次會議上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這被看做歷史性的宣言——中國經濟從計劃到市場，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從輔助性、基礎性，直至確立其“起決定性作用”，記錄著這個國家跨越30多年的思想解放歷程。

歷史的繁復在于，在實踐和學術層面，關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爭議從未止歇。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借鑒日本經驗引入產業政策。在此前，類似產業政策的官方政策多已有之。1990年開始，中國經濟歷經波折，從治理持續過熱到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的苦戰通縮，在進入新世紀后，借力WTO，迎來了經濟增長的黃金十年。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后，中國經濟增長率從最高點的14%，逐步回落至6-7%的區間。20多年間，產業政策成為政府部門日漸倚重的政策選項，繼而作為宏觀調控的工具和手段屢試身手。有學者稱，除了一個時期的日本、韓國之外，中國可能是強調產業政策最多的國家。

張維迎和林毅夫的這場辯論，因而頗有隔空呼應的味道。

在擺脫數日之后，北京重被霧霾控制。這場3小時辯論開始前，川普贏得美國大選的消息正在刷屏。張維迎和林毅夫的公開辯論，讓很多人想起哈耶克和凱恩斯之爭——發端于1930年的經濟學世紀之戰：政府是否應當干預市場？80多年過去，世界場景幾經切換，意外迭出。哈耶克和凱恩斯的理論在不同時代遭際各異，他們在各個時代的門徒延續著辯題，從未放棄。

一場中國產業政策之辯又將持續多久？多年以后，即使忘記了當時觀點，或許人們依然會記得這個瞬間：2016年初冬，一個霧霾彌散的下午，兩位中國經濟學人曾以如此“和而不同”的方式，為自己的學術主張公開而大膽地辯論，勇敢而堅定地捍衛自己的學術理念和價值，也捍衛對方自由而充分表達的權力。

面對面的碰撞

招牌式的溫厚笑容，臺灣腔的普通話。白襯衣外罩一件深色西裝。辯論場內的林毅夫一如既往地儒雅平和。辯論場內，林毅夫相信，大部分時間他是被誤解的，他歸因于傳播過程中的的刻板化和卡通化，“說我講的話我都不相信是我說的”。

張維迎誤解了我，他說。整場辯論中，“委屈”、“冤枉”這樣的詞匯出現了很多次。這些誤解包括對產業政策的理解，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理念，以及對于企業家精神的看待，等等。

張維迎保持了“批判者”的一貫犀利。他帶有濃重陜西味的普通話并沒有讓這種鋒芒削減。林毅夫“比較優勢戰略理論” 在邏輯上是不能自洽的；林毅夫“增長甄別法” 的謬誤。當PPT上出現這樣的標題時，會場一片笑聲。

雖著西裝，林毅夫和張維迎都沒有打領帶，或許這是刻意為之。

在林毅夫的定義中，產業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為了促進某種產業在該國或該地區的發展而有意識地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而張維迎所理解的產業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經濟發展或其他目的，對私人產品生產領域進行的選擇性干預和歧視性對待。僅僅從定義看，他們的起點是相似的。

張維迎和林毅夫各自的觀點是一以貫之的。林毅夫像一個布道者，繼續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闡釋著產業政策的必要性：我還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實現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也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還能夠繼續保持領先的發達國家。

張維迎站到了反方：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于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于人的無知，二是由于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最好的激勵機制也只能緩解人的無恥，不能解決人的無知。“所以我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任何企業吃偏飯！”

張維迎說，他和林毅夫的分歧是經濟學范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經濟范式，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的范式。張維迎宣稱，林毅夫的所有理論都是以新古典經濟學市場失靈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是靈丹妙藥，既能告訴政府應該做什么，又能告訴政府不能做什么。

張維迎確信米塞斯-哈耶克發展的市場理論是目前最好的市場理論。特別關鍵的一點是如何看待企業家。在米-哈范式里面，企業家是市場的主角，發現和創造市場交易機會是企業家的基本功能，正是因為企業家的創新，市場才能不斷地發展出新的產品，新的技術，并且由此推動了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的升級。

而新古典經濟學是沒有企業家的市場，因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已經使得企業家毫無用武之地。雖然新古典經濟學也使用企業家這個詞，但是他的概念里企業家只是一個計算器。張維迎說：“我們在產業政策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與我們和企業家的不同認知有關”。

不過林毅夫認為，有些批評還是誤解。很多時候，他更愿意強調，張維迎與他的觀點的相同之處。和張維迎一樣，在為自己的研究辯護時，他也是一個毫不妥協的學者。

“張維迎反對的那些產業政策我也反對”。張維迎抨擊補貼政策時，林毅夫這樣回應。他問張維迎：“你究竟是在批我呢，還是在批我也批評的產業政策。”“我沒有講補貼，但是他一直批評補貼，把別人的罪過栽在我頭上，我太委屈”。

林毅夫重申：我所有的產業政策沒有一樣需要補貼，我是反對補貼的。他強調自己所講的產業政策主要是幫助企業解決基礎設施，勞動力供求上的限制條件，改善金融環境等等，并非是補貼。

林毅夫的“有限市場和有為政府”是被一些經濟學人批評最多的。他們認為，“有為政府”假設政府是全知全能的，從而為政府的不當干預打開了方便之門。在思辨會現場，張維迎的評論是，林毅夫對市場失靈濃墨重彩，對政府失靈輕描淡寫。他沒有回答，為什么政府官員比企業家更有能力和激勵判斷未來。

林毅夫覺得自己不是在說由政府而非市場選擇企業——在他的框架里面只有一種情況是政府選擇，即涉及國防安全的情況，其他都是企業選擇——有相當大的程度多是企業已經要進去（某個產業）了，政府去了解企業有什么困難，幫助企業來解決他解決不了的問題。

他希望傳媒能夠傳播完整的觀點：不然的話講維迎是政府派，我是市場派，維迎講發展要靠市場，我就講經濟發展靠政府。我要有市場，但是也要有政府。

在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框架中，需要有為政府，部分原因是，即使根據要素稟賦和后發優勢看到了潛在的商業機會，在進入一個產業時，很多時候第一個吃螃蟹的企業家也是無能為力的，比如相應的軟硬基礎設施不完善。林毅夫認為，一般企業家不愿意做這些事情，所以要政府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而且，政府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以激勵，比如稅收優惠等等。

張維迎的反駁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為自己想品嘗美味佳肴的冒險沖動，而不是因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補貼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業家的冒險精神。

不過林毅夫還是認為，1980年之后的世界各國的實踐證明，企業家對搞基礎設施沒有積極性——唯一感興趣的是移動通信，因為自然壟斷并且收費很容易。他說，上世紀80年代世行最大的部門是基礎設施部門，但是此后認為基礎設施是市場的責任，結果1990年代后，發展中國家到處是基礎設施瓶頸，發達國家基礎設施則普遍老舊。當他2008年到世行的時候，世行已經沒有這個部門了。

新結構經濟學的“兩軌六步法”可以理解為一套操作指南，幫助發展中國家根據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發現可以進入的潛在優勢產業，通過推動這些產業的發展實現資源的富集，改變要素稟賦并實現結構升級。但是包括張維迎在內的一些學者認為，正是這套做法將政府置于主導者地位，為企業家和創新者制造了有形無形的障礙，妨礙了市場公平。

林毅夫看來，這是又一種誤解——老說政府選擇產業，不是讓企業家選擇，林毅夫說，在他總結的“兩軌六步法”中，只有一種是政府選擇的，那就是跟國防安全有關的產業，其他都是企業家主動選擇，政府幫他解決他解決不了的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問題，“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希望有共識，不然你老是批評我沒說的事，把罪名加在我頭上，我覺得我好冤枉。”

——你一直講說不要給企業家設立障礙，我的框架里好像沒有一點是給企業家障礙的，基本都是企業家主動愿意介入的。只要企業家發現進入了要繼續做大做強有困難了，或者是新的企業要進入有點障礙了，政府要幫助他了。林毅夫說，你反對不讓企業進入一些產業，我也反對。

林毅夫認為，張維迎把企業家精神的應用范圍定義的太窄了。不是只有企業家才有企業家精神，學者有，政府官員也可以有。

盡管林毅夫同意張維迎有關企業家追求壟斷利潤的判斷，但是他們的結論卻截然不同。林毅夫認為，企業家對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有積極性，因為它有壟斷保護，但是對基礎科研是沒興趣的，因為基礎科研的投入非常大，周期非常長，風險非常高，雖然政府做也會有95%的失敗，但是如果政府不做，企業家不做，發達國家就停止了。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還有可以參照的東西。

最終，再次回到政府與市場命題時，張維迎重申了最近兩年他不斷闡釋的觀點：在市場當中，政府最重要的職責是保護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這包括基本人權、財產權和知識產權?，F有的所謂市場失靈，是市場理論的失靈。

林毅夫從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出發，假設每個人都是理性的，追求自己的目標。而政府官員的目標，其一是能夠繼續執政或得到升遷，其二，如果能夠繼續執政，不受到挑戰。他希望青史留名，讓人家記住他是個好官——這是新結構經濟學基于理性的假設。如此，問題在于如何讓一個政府官員同時滿足這兩個目標？

林毅夫認為，如果能夠為他所管轄的地區帶來繁榮和社會穩定和更大的發展，老百姓會支持他。但是問題在于，官員為達此目標所采取的措施往往妨礙了目標的實現，甚至導致惡性循環——新結構經濟學希望提供一個框架，政府在追求自身目標時，能夠給國家給社會帶來進步，此時個人利益與國家、社會和大眾利益一致。即使是一個初步的框架，林毅夫希望如果官員照方抓藥，成功的概率可以高一些，失敗的概率小一些。

無論林毅夫和張維迎，都致力于用經濟學關照中國現實。也許這是他們最大的共同點。3個小時的辯論中，兩位學者不止一次地在這一問題上停留。當林毅夫建議張維迎，在運用理論時要考慮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轉型國家，很多方面跟發達國家條件不一樣。這時，張維迎反駁：說我在脫離中國，這樣的指責我不接受。“我認為所有理論都完全地根深蒂固地來自于中國的土壤，因為我關心中國的問題。”

兩個學者，半個世紀

張維迎1959年出生在陜北吳堡縣農村。那是在中國開始“大躍進”的后一年，貧窮是打在中國和他的家庭身上最為深刻的烙印。

張維迎比林毅夫小7歲。

出生于1952年的林毅夫，從小生活在臺灣宜蘭。盡管也有過貧苦的記憶——他曾在文章中回憶說，有時候放學回家不敢問家中何時開飯，因為很可能沒得飯吃。但林毅夫親歷了臺灣經濟改革和起飛的過程。1978年祖國大陸恢復高考時，林毅夫已經在臺灣拿到了企業管理的碩士學位。

此后，對于兩個年輕人來說都是改變命運的一年。張維迎進入西北大學經濟學系。1979年5月，國軍連長林正義游過了冰冷的臺灣海峽。他改名林毅夫，就學于北京大學。

1982年，張維迎西北大學經濟學系本科畢業，他選擇繼續上研究生。同一年，林毅夫遠赴美國，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經濟學專業讀博士研究生，師從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1987年，林毅夫學成歸國，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后第一位從海外歸國的經濟學博士。這時候張維迎已經在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從事改革理論和政策研究。

林毅夫回國后，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任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農村部副部長，一直至1993年9月。時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是被稱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林毅夫的學術聲名最早來自于他對中國農村改革的實證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部分體現于那本《中國的奇跡》，對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使得他兩度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幾乎是同一時期，張維迎先是到牛津大學進修一年，此后又重赴英倫，1994年獲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起因于對國內所有制討論的關注，他花費四年時間研究“為何資本雇傭勞動”，這是他的博士論文《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的初心。

大學生、體制內智囊機構的學者、海外求學接受系統的西方經濟學訓練、大學教授，張維迎和林毅夫殊途同歸。雖然他們從這個國家截然不同的歷史中走出，卻又幾乎在同一時點，在1980年前后，一起走進同一段歷史，見證和陪伴了中國改革開放此后的進程。

這是歷史的際遇。

1994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立，林毅夫和張維迎同為創始人之一。這是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兩年之后。這位老人以自己的方式又一次喚醒了這個國家的人民不安分的心。

一些張維迎的學生說，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卻又始終在現實的風口浪尖上。1983年，一篇《為錢正名》的文章引起軒然大波。在發改委體改所，他的價格雙軌制改革的主張，從最初的不被接納，最終在一輪輪的討論中成為決策依據。在北京大學校長助理任上，他極力推動大學改革，幾乎把自己放到了所有北大教職員工的對立面。2004年，在與郎咸平有關國企MBO的論戰中，他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為國有企業的民營化辯護，直言“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 同樣背負了罵名。2006年，又是他，以一篇《理性思考中國改革》攪動著學界和整個社會的神經。他坦言，在目前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爭論中，情緒發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覺判斷壓過邏輯分析。文章大膽提出“對政府官員既得利益的補償”，又一次，他幾為千夫所指。

張維迎自稱 “上無領導，下無群眾，目無組織，心無旁騖”的“四無居士”。他愿意做一個具有真正獨立精神的思想者?；蛟S這種姿態讓他更容易被看做“批評者”。張維迎相信，經濟學家只有在他保持他真正的獨立精神、真正地充滿一顆自由的心的時候，他所提出的觀點才是值得重視的，才有可能對人類的進步作出貢獻。張維迎這樣為自己辯護：“我絕不是在為某一階層代言，我惟一的目的是，呼喚尋求一個公正的、制度化、法治化環境”

要求自己“儉良自律，溫讓待人，恭謹從事”的林毅夫的確是溫厚而平和的，在學術立場上他和張維迎有著相似的堅持和篤定。他們共同的同事汪丁丁在評價張維迎學術作品時曾說，一個理論家的思想總是連貫的，有自身傳統的。

這話放在林毅夫身上同樣合適。

這讓他們成為難得的辯論伙伴。上個世紀90年代，林毅夫和張維迎曾因為國企改革激烈辯論，被稱為“北大交火事件。”林毅夫認為，國企改革和發展的障礙不在于產權制度，而在于缺乏公平競爭的宏觀環境，因而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是國企改革的充要條件，而張維迎相信產權才是國企改革的關鍵，要讓真正承擔風險的資產所有者來選擇經營者，因而主張民營化。

林毅夫在2008年迎來了他職業和學術生涯的高峰。他成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高級副行長。這是首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者擔任此職務。由此，林毅夫可以從更廣闊的視野和空間近距離地觀察發展。在他卸任回到北京大學的時候，他拿出的是一個雄心勃勃的理論體系：新結構經濟學。他對新結構經濟學抱有極大的自信和期望，曾對同道者說：“我相信沿著新結構經濟學的方向去做研究，可能得到的不是一個諾獎，可能是三個五個，甚至是十個諾獎。但是我知道不會是我得到，肯定是在你們這一代或是在你們下一代。如果你們努力的話是在你們這一代，要不然就只在下一代”。

張維迎是比較早研究企業家理論的學者，盡管開始他還不是米塞斯-哈耶克的信仰者。第一篇關于企業家的文章發表在1984年9月的《讀書》雜志。30年后，在他的《經濟學原理》出版時，張維迎還是耿耿于懷地說，中國傳統的經濟學沒有給企業家地位。他主張企業家是市場的靈魂，是經濟增長的國王。他對傳統經濟學的失望也在于此，張維迎認為，“市場失靈”不過是傳統關于市場的理論范式出了問題，市場本身不會失靈，是主流市場理論失靈了，他因而試圖糾正傳統經濟學分析框架中存在的錯誤結論。

從某種意義上說，張維迎和林毅夫都是師門的“背叛者”——他們都相信西方傳統或者主流經濟學存在缺陷，不足以解釋和分析他們立身的經濟現實，他們致力于用自己的思考建立新的思維框架和系統，籍此對公共政策提供恰當的思想營養。

林毅夫是參與政府決策咨詢最多的經濟學家，常被看做“官方經濟學家”。不過林毅夫去年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曾說，我其實不太在乎別人的評價，我不是不批判，我一直在談問題呀，談問題怎么能不批判呢，但我不是為了批判而批判，我并不認為知識分子就應該反政府。一個完全思想解放的人，是沒有預設立場的、是實事求是的。

在《繁榮的求索》一書中，林毅夫如此自道：“我一直認為，一個人應該像李冰一樣，為自己所生活的那片熱土做一些促進繁榮、惠及千秋萬代之事；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像王陽明一樣，擁有獨立思考和知行合一的能力，并且即使在逆境之中也要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奮斗。這些努力為人生目標賦予了良好的意義。”

一場未完的對局

在11月9日這場公開辯論之前，林毅夫和張維迎就產業政策已經有多次爭論。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8月。11月9日雙方公開辯論之前，這場“張林之爭”已經在更大的范圍內引起了關注和討論。

10月，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和林毅夫在微信和郵件群內的爭論在微信朋友圈中流傳開來。爭論圍繞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展開。田國強認為，新結構經濟學中提出的增長和發展框架主要是基于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而提出的，沒有涉及到現代市場制度建立的至關重要性，而這種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在世界上很難找到長遠成功的先例。要真正成功實施，需要解決看似容易，其實難以做到的一些前置條件：首先政府需要有能力去鑒別自己國家的比較優勢是什么，繼而決定去推動哪些產業部門的發展。

田國強如此發問：問題是政府能做到么？這樣政府推動，一擁而上的產業導向是資源配置有效的嗎？由于信息和激勵的問題，政府官員能否勝任在具體產業方向選擇和協調中的作用，以及是否會超出自己的能力行事?？峙麓鸢敢不臼欠穸ǖ?。

林毅夫則認為，田國強的評論有欠嚴肅。國強在評論新結構經濟學之前，只是看到別人在網上對新結構經濟學中的“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的不完整介紹，而這只是新結構經濟學的一個運用，而他就據此對整個新結構經濟學做評論。

就在準備與張維迎辯論之時，林毅夫仍在與田國強就“有為政府”你來我往地寫文辯論。

另一位非?；钴S的經濟學人，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劉勝軍則在文章中稱林毅夫的理論是“路燈謬誤”——丟了錢的人在路燈下尋找，僅僅因為那里有燈光，而不是因為那里是丟錢的地方。他認為林毅夫的“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的實質乃是“有為政府論”。此論一出，那些對“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本就心猿意馬的官員立即拿到了理論盾牌。

林毅夫則表達了“對小編標題黨的無奈和挫折感”。這多少可以解釋為何在11月9日的思辨會上，他幾次提到傳媒的報道。對學術同仁，他這樣解釋：比如我和小凱的爭論，小凱的觀點是先進行了共和憲政的改革后再發展經濟，我的觀點是邊發展經濟邊進行制度改革，但是到了媒體上的標題則變成小凱主張制度改革，我主張不需進行制度改革。

在林毅夫看來，他和張維迎的產業政策之爭同樣也遭到了曲解。

——在復旦楊小凱紀念會上的爭論，維迎認為政府做的必然是都說錯的，只能依賴市場，我則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既要有市場也要有政府，到了媒體上我的話被解讀為經濟發展需依靠政府。

——在這次產業政策的討論中也是同樣。維迎認為產業政策就是計劃經濟必然失敗，我認為產業政策固然有許多失敗的例子，但是在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變遷中必然有市場失靈的地方，因此，應該研究成功失敗的原因，并探討減少失敗提高成功的概率的原則，并據新結構經濟學的框架提出了一些如何因勢利導幫助企業克服外部性和協調問題的建議，但在媒體中我則成了主張政府主導產業發展。

所以，11月9日，林毅夫還是說，他更希望寫文章，刀對刀，槍對槍，邏輯對邏輯。

雖然，這是一場“和而不同”的精彩論辯。雖然，不管爭論如何，產業政策還在中國經濟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

2016年3月發布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有三處提到了產業政策。在發展主線一章中，明確“產業政策要準”；在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一章中，提出要“完善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主，產業政策、區域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價格政策協調配合的政策體系”；在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一章中，明確“發揮產業政策導向和促進競爭功能，構建有利于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的準入條件、監管規則和標準體系。”

今年9月中旬，針對“產業政策是變相計劃經濟，政府不應該給任何行業制定產業政策”的說法，國家發改委官員回應，從目前的國際情況看，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個國家都在運用產業政策。該官員承認，我國現有的產業政策確實存在與新常態不相適應的地方，從目前產業政策的實施情況看，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難題。

在張維迎和林毅夫的辯論結束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這樣說，我們并不指望一場討論可以解決產業政策的爭端，1932年2月份那個寒冷的冬天發起的，凱恩斯和哈耶克之間的那場爭論現在還在進行著。

也許，發生在中國經濟學人之間，同樣跨越世紀的產業政策之爭，也會如此繼續著，還會是一場難了的對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