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陳永偉/文 究竟為什么有的國家富裕，而有的國家卻貧窮？究竟有哪些政策可以讓貧窮的國家變得富裕？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很多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結構是決定國家貧富的關鍵，因此用政策改變經濟結構就可以讓窮國變得富有；再如，在上世紀末，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華盛頓共識”，認為有十個方面的因素決定了國家的發展水平，因此從這十個方面推進經濟改革就能讓窮國實現向富國的轉變。

但尷尬的是，所有的經驗后來都被證實為并不具有普世意義。已故經濟學大師保羅·薩繆爾森曾遺憾地承認，“關于國富國窮問題，我們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一致的答案”。

丹尼·羅德里克教授的《一種經濟學，多種藥方》是又一部探索“國富國窮”問題的著作。和以往學者不同，羅德里克將解釋國富國窮的原因和尋找讓窮國變成富國的政策方法視為兩個問題。

其中，前一個問題可以用“同一種經濟學”，也就是新古典經濟學來回答從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出發，羅德里克提出幾條讓國家富有的“第一等級原則”，如產權保護、市場競爭、恰當的激勵、堅挺的貨幣等。在他看來，一個國家要富有，以上幾條原則是必須遵守的。

而對于第二個問題，羅德里克則認為，需要根據實際情況，為各個國家開出“不同的藥方”——盡管讓國家富有的原則是共同的，但是實現這些原則的路徑卻并不唯一。

既然讓窮國實現富裕的政策藥方可能是多種多樣的，那么在現實中應該如何對“藥方”進行具體的選擇呢？

在羅德里克看來，選擇的過程應該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借助“增長診斷法”，識別出那些影響增長的“硬約束”。第二步是進行政策設計，因地制宜地、有針對性地消除阻礙增長的“硬約束”，讓經濟增長得以啟動。而第三步則是推進制度建設，用更完善的制度結構來保持前期政策的結果，使得長期的增長得到維持。

需要指出的是，羅德里克在書中特別強調了啟動增長和維持增長的不同。相比之下，啟動增長是較為容易的，只需要一些有限的改革就可以實現，而要維持增長則困難得多，它需要依賴一套健全的制度基礎，以保證經濟能夠抵御各種沖擊、保持生產的活力。

那么，究竟什么樣的制度才能維持經濟增長呢？羅德里克認為，這應該是一種充分尊重“本土知識”的“市場支持性制度”。他在書中強調，在市場和市場支持性制度之間并沒有一一對應的關系，那些忽略“本土知識”，憑空設計出來的制度往往是失敗的。而要實現“本土知識”，就必須依靠參與性的政治體制，將民主作為制度建設的“元制度”。

在充分尊重“本土知識”的前提下，羅德里克提出了一個頗具爭議的觀點，即產業政策對經濟發展會起到關鍵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中所指的產業政策和通常意義上講的產業政策存在著微妙的差別：它不是指由政府獨立制定和強制推行的政策，而是由政府和私人部門共同合作、共同發現的結果。羅德里克認為，這種形式的產業政策可以有效地協調外部性，彌補企業力量不足的缺陷，從而有效推進經濟增長。

在對增長和制度問題進行了詳細探討后，羅德里克又對全球化問題進行了分析。

按照傳統的貿易理論，全球化是能夠讓世界各國的福利同時得到增進的大好事，但羅德里克卻對此提出了質疑。他在書中談到，現階段的國際貿易體系事實上是由先進國家主導的，作為參與者的發展中國家，其實很難從全球化過程中同時實現效率、公平和合法性。而從經驗上看，目前的全球化也沒有拉進窮國和富國之間的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拉開了兩者的差距。

基于此，羅德里克呼吁，與其一味強調全球化，不如讓貿易體制給發展中國家留出更多的空間，讓它們能夠推行符合國內實際的增長戰略。

應當肯定，在眾多探討“國富國窮”問題的著作中，《一種經濟學，多種藥方》是相當杰出的一本。全書以一種務實的態度，對發展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成敗進行了很好的總結與回顧，并提出了很多頗有價值的見解。不過，書中的很多觀點，也確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

一是關于改革路徑和順序的選擇?，F實中，阻礙經濟發展的約束可能來自很多方面，選擇什么樣的順序對這些約束進行突破是非常重要的。在書中，羅德里克歸結了五種可能的路徑：（1）全面改革、（2）進行盡可能多的改革、（3）次優改革、（4）針對最大扭曲進行改革，以及（5）針對“最重要的約束”進行改革。在他看來，根據第（5）種路徑進行改革可以最大幅度減少改革的成本，從而讓改革更有效地推進。

在筆者看來，究竟選擇什么路徑推進改革，不僅和各國面臨的現實約束相關，還和其經濟體量、發展階段、對外聯系等因素相關。

例如，后來被人們廣為詬病的“休克療法”，最初在玻利維亞等國的改革實踐中是相當有效的。這可能是因為這些國家經濟體量較小，原本發展水平又相對較高，因此在短期內依靠一定的援助或對外貿易就足以抵御全面改革所造成的動蕩。

反觀中國經濟的改革歷程，其實也沒有先對“最重要的約束”進行改革，而是采取了一種更加類似羅德里克所說的次優改革的路徑。在初期，通過雙軌制、增量改革等方法，盡可能讓改革先啟動起來，在盡可能不對既得利益者造成損害的前提下，做大經濟總量。

誠然，這樣的改革路徑可能導致在改革后期遭遇不少遺留問題，需要依靠重點突破加以克服。但在改革的初期，它對于凝結改革共識，啟動改革卻是極為關鍵的。從總體上看，其福利效果未必會比先第五種路徑來得更差。試想，如果在改革初期，我們就拿“最重要的約束”開刀，盡管它可能會讓絕大部分群眾的福利得以改善，但改革本身卻很可能因為觸及了某些關鍵人的利益而流產。

二是關于產業政策問題。羅德里克指出，在推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私人部門的力量是相當有限的。在這樣的背景下，盡管企業家們可能發現潛在的商機，也難以將商機轉化為實際的經濟成效。同時，他還認為，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各產業部門的協調，而社會上的企業家很難實現有效的協調。綜合以上原因，他認為政府應當通過產業政策來履行助推、協調等職能。針對一些學者指出的，政府可能由于信息劣勢而在產業政策上犯錯誤，羅德里克強調了兩點：其一，犯錯并非政府獨有，私人部門也可能犯錯。在他看來，只要政府能建立機制，讓失敗者及時退出，就可以盡可能避免失敗的產業政策所造成的損失。其二，產業政策的制定不應該是政府的主觀意志，而應該是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合作。在他看來，只要有參與性政治體制的保障，政府就能制定出充分尊重“本土知識”的產業政策，有效推進經濟增長。

但在筆者看來，對于產業政策，可能還需要采取更為審慎的態度?？陀^的說，產業政策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它恰好符合了時代發展的方向，那就可能對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推進作用；但如果它與時代發展的方向有悖，帶來的危害也將是巨大的。而產業政策是否能符合時代的發展，很大程度要依靠運氣。誠然，如羅德里克所言，企業家和政府都可能犯錯，但所謂船小好調頭，單個企業家的錯誤，其危害是較小的；而國家層面的產業政策一旦出錯，其損失就會不可估量。

那么，我們是否有可能像羅德里克建議的那樣，依靠政府和私人部門的合作，探索出好的產業政策呢？事實上非常困難。

其一，從理論上看，企業家對未來的判斷會存在巨大的差別，政府的產業政策究竟應該根據誰的觀點制定，這本身就是個問題。我們知道互聯網產業已經是各國的支柱性產業，但如果退回幾十年，又有哪些企業家會看好這個產業的發展呢？甚至連比爾·蓋茨這樣優秀的企業家都曾經很不看好互聯網的發展，如果當時美國政府按照他的建議制定了產業政策，恐怕現在我們就很難享受到互聯網所帶來的便利。

其二，從經驗上看，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的產業政策，都很少是政府和私人部門一起發現、制定的。例如，羅德里克在書中援引了韓國、臺灣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來論述產業政策的作用。但事實上，這些國家和地區產業政策最有效的階段，恰恰是參與性政治制度缺乏、政府撇開“本土知識”，獨自主導產業政策的時期。誰又能保證，這些產業政策的成功，不是由于運氣所致呢？

另外，還有一點要指出的是，羅德里克認為，私人企業家缺乏發展產業的力量和協調能力，這可能是嚴重低估的市場的力量。在最近幾年中，我們一起見證了電商平臺、分享經濟等新產業、新業態在中國的蓬勃興起，但這些產業和業態又有哪些是借助政府產業政策興起的呢？而反觀政府支持的光伏等高科技產業，我們恐怕不得不發出一聲嘆息吧?？偟膩碚f，《一種經濟學，多種藥方》確實是一部經濟學的理論佳作。盡管這部著作也不可能對“國富國窮”問題給出完整而正確的答案，但它啟發我們應當在堅持理論原則的前提下，用一種更為務實的角度去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而這種思考的方式，很有可能是我們最終破解“國富國窮”問題正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