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宋馥李 6月的青藏高原，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山草甸上，冰雪消融，正是采挖蟲草的時節。

賈國祥和賽多多杰也到了最忙碌的時候。作為貴德縣鄉村發展協會和貴南縣婦女發展協會的負責人，他們要在貴德縣和貴南縣的多個藏族村莊里跑動，通過各個村莊的村委會，了解資金需求。每年這個時候，海南州的藏族牧民們，就會分赴果洛和玉樹等地區采挖蟲草，藏民們常常需要貸款，用作差旅費和承包山坡草場的費用。

這些貸款額度均不大，有的一萬元，有的兩萬元，以一年為期還款，年利率一般為10.8%。因為手續簡便，在一個藏族村莊里，往往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村民都會貸款。還款也不是問題，擅長采挖蟲草的藏民們，一般不會空手而歸，挖到手的蟲草，近些年日漸昂貴。

貴德縣卻加村的達洛家，便是賈國祥的貸款戶，今年，兒子和兒媳早早就離開家到果洛地區了。達洛說，采挖蟲草是收入的大頭，集中采挖的一個月里，一般能收入一到兩萬元，占到全年收入的一大半。

作為公益性組織，賈國祥和賽多多杰發放貸款的資金，來源于宜信的宜農貸平臺。從2013年開始，他們已經形成了穩定的合作關系。借由這個渠道，將宜農貸平臺上籌集的資金出借給他們，解決了藏民們的借貸難題。

2009年，宜信通過互聯網金融的方式，將來自城市的出借人與貧困地區信用良好、需要資金支持的農戶對接，以小額貸款的形式將資金引入到農村，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便是重要一站。

在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的背景下，這是一次“將城市資金引入農村”的有益探索。在更為宏大的7000萬人口脫貧大局下，農村金融如何發力，更是一個期待求解的問題。

破局農村金融

談農村金融，要從一個社會實驗說起。

1992年，經濟學家茅于軾在山西臨縣龍頭村資助交不起學費的孩子時，無意中萌發了嘗試幫助農民脫貧的小額貸款念頭。1993年9月，龍水頭村開始發放小額貸款，這是中國最早的小額貸款項目之一。

起初，操作非常簡單。茅于軾自己掏了幾千塊錢，寄給了村民雒玉鰲，讓他借給有需要的村民。這個信貸實驗分為扶貧基金和付息基金兩種。其中，“扶貧基金”用于治病、治傷及求學，可貸款一年，不收利息，期滿時只須還本金；“付息基金”用于生產，如買化肥、經商、出門打工等，可借款6個月，要收息，月利息為1%。

2006年，茅于軾在山西省永濟市創辦了富平學校，富平學校一直與當地的農村合作社合作開展直接針對農民的小額貸款服務。后來，進一步演變為資本金為人民幣3000萬元的小額貸款公司，在一處農家院落里開始了業務經營。經濟學家茅于軾、吳敬璉、國務院參事湯敏、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先后來到這里，并給予了積極評價。它一度承載了諸多經濟學家們社會理想：為農村金融趟出一條路來。

相比于后來風起云涌的小額貸款公司和普惠金融，富平實驗的規模并不大，不過，作為早期探路者，它為農村小額貸款趟出了兩條重要的結論：農村小額貸款是可以盈利的；貸款給農民風險可控。

這兩條基本結論，為普惠金融在農村的實現提供了支撐。幾乎同時期，孟加拉國銀行家尤努斯的小額貸款實踐，也享譽了全世界，這更加佐證了小額貸款在商業世界的生命力。

而在二元經濟結構下的中國，農村的金融借貸問題尚沒有解決途徑。1949年以來，農業反哺工業長期被定為國策。為了發展工業，金融業一直在不斷地從農村里面提取大量資金，去做大基建工程和大工業項目。結果是工業發展起來了，基建先進了，農村沒有與時俱進，城鄉差距在不斷擴大。

要讓資金流向農村，就要扭轉資金長期以來由鄉到城、劫貧濟富的慣性。2008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展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小額貸款公司也曾一夜之間勃興于民間，成為當年的一道奇異景觀。

茅于軾曾這樣看待小額貸款的意義：如果把城市里的錢吸收起來，去農村做小額貸款，可以一舉數得：城市的流動性過剩問題解決了，農民的金融問題也可以得到緩解。

作為實踐者，唐寧認為：中國的普惠金融大有可為。宜信的小額貸款客戶可以通過三個階段獲得賦能，從而改變自己的生活。首先是信用獲取、信用建立、小額資金的獲取，其次是多樣化服務，然后是能力建設。

互聯網金融來了

金融的本質是由債權人與債務人構成的雙向信用關系，在中國，以國家信用背書的傳統銀行體系充當了超級中介，也壟斷了這一生意的巨大利潤。通過P2P模式所進行的撮合交易，形成陌生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可以一舉跨越傳統金融那道看不見的鴻溝。

近幾年，在城市異軍突起的互聯網金融P2P平臺，如雨后春筍一般爆發式增長，短時間內已經呈現出蓬勃態勢。當互聯網金融的移步農村，農村小額貸款有了新的機遇。

2009年，唐寧開始了這樣一個嘗試，通過互聯網金融的手段，以小額貸款的形式，將城市的資金引入到農村。宜信與諸多農村小額信貸機構合作，推出宜農貸公益理財助農平臺，這一平臺的核心理念便是“出借而非捐贈”，出借人和宜農貸平臺收取一定利息和服務費，100%的借款資金都直接發放到借款人的手中，使得借貸更有可持續性。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宜信與貴德縣鄉村發展協會和貴南縣婦女發展協會兩家機構，建立了資金合作關系，有宜信的宜農貸平臺，提供年利率2%的低利率資金，向農戶提供貸款，中間的利息差，用于協會的運營。

截至2016年06月，宜農貸已經與陜西西鄉、河南虞城、青海大通、甘肅定西、福建屏南等24家優秀的農村小額信貸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約160000多名愛心出借人陸續加入宜農貸助農平臺，累計出借金額超過1.9億元，惠及了約19000多名農戶。

世界銀行對小額貸款的研究表明，通常小額貸款的保本年利息率為15%-20%，這大大高出了一般商業銀行的利率。因為從供應方面看，資金供應的成本比較高，小額貸款每一筆的貸款僅幾千元或數萬元，只是一般銀行貸款業務的大約百分之一，而操作成本卻所差無幾。額小量大，必然帶來壞賬率比較高，即使是管理良好的不良貸款率也常常在3%左右。

尤努斯認為，農村小額信貸可以做到社會目標和盈利目標的結合，但是，是否能與商業利益結合，要看商業利益的訴求有多高。如果商業利益追求的是超額利潤，勢必犧牲社會目標；如果商業利益追求平均利潤率，則可以實現社會目標與商業目標的結合。

宜農貸似乎接近了這樣的標準，城市出借人以公益性的低利率出借資金，便帶有了明確的社會目標。而這一借貸模式本身，亦能形成一個完整的商業閉環，保障期可持續性。而建立這個閉環的，正是互聯網金融。

變局

互聯網金融給農村帶來什么樣的變局？

毛智軍是河北保定市的一個養豬場的總經理，他曾發過一個誓，再也不和朋友借錢。那是2012年，毛智軍的養豬場正處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幾百頭豬天天要吃飼料，等出欄還得到年底。為了貸款，他跑遍了保定市的銀行，無一例外都失敗了，養豬場沒有能抵押的不動產，豬欄里跑得豬是不算的。于是，他只好借遍了親戚朋友，還賣了房。

在最無助的時刻，一家名為“翼龍貸”的網貸平臺，成了毛智軍的救命稻草。在幾天的審核后，第一筆10萬元就快速到賬。那時，作為新興的P2P網貸公司，翼龍貸還沒有今天的知名度，能為農民提供無抵押貸款，常常讓人不敢想象。

在翼龍貸的風控評價中，毛智軍屬于優質客戶，有產有業，人緣不錯，他的養豬場穩定經營，是多個超市的供應商，具備還款能力。與毛智軍的養豬場頗多相似之處，這里有種植茶葉的、有培植蘑菇的，以及中糧大戶。他們往往是十里八鄉出了名的能人，具有良好的信譽和威望，產業經營能力良好。而他們，恰恰屬于被傳統銀行體系排除在外的客戶。

翼龍貸的業務員們，需要考察他們這些產業的市場前景，了解他們的為人。其實就是掌握毛智軍豬肉賣得好不好，有沒有賭博一類的惡習。而在鄉土的中國農村，了解這些信息并不難，付出的只是走村串戶的辛勞。

因緣際會，因為敢于嘗試的第一次，毛智軍后來成為央視報道翼龍貸的案例，翼龍貸和毛智軍的養殖場同時享受到了這次報道帶來的廣告宣傳和信用背書，由此得到了快速發展。如今的毛智軍，正在積極推動自己的企業掛牌新三板。

創立于2007年的翼龍貸，已經在全國1000多個縣區累計發放150億元人民幣的信用貸款，受益農民超過20萬戶。業務范圍方面，翼龍貸覆蓋了全國592個國家級貧困縣中的151個，占比超過全部貧困縣的四分之一。

在農村地區，傳統銀行的信貸，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成本高企，一筆貸款成本在三線或者四線城市大概要5000塊錢，這對于絕大多數在10萬元以內的小額貸款來說，是不劃算的生意。并且傳統金融針對農村的貸款審批期限非常長，手續繁雜，即便是那些有關系的能人們，也要經歷三審五審。

傳統金融在三農上的痛點，就是銀行風控體系的硬信息缺口。比如交易信息、各種不動產登記信息，征信記錄等，可是農民們沒有這些。農民有什么呢？那些村里的能人們，有著鄉土社會里的良好口碑，勤勞肯干有信譽。這樣的信息是軟信息，而這樣的軟信息是有價值的。

沒有硬信息，互聯網金融便可以在軟信息中尋找到商機，贏得一席之地，因為大部分的互聯網P2P農戶貸款是無擔保貸款，風控必須從軟信息里著手。而正是對軟信息的開發，為宜信宜農貸和翼龍貸這樣的互聯網金融平臺，提供了開拓農村金融的可能，城市的富余資金，才有可能流向農村。

當然，普惠金融并不是免費金融或優惠金融，是一項具有社會價值的商業化實踐，它會與不同類型的金融形成有效的補充?；ヂ摼W金融服務的目標對象，正是農村里那些愿意改變自己的生產、生活狀態的一群人。以商業的視角看，互聯網金融來到村里，讓村里的能人們與金融接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不論是采挖蟲草、還是養豬種糧，這些農民不再小打小鬧，成為了“承擔風險、面向市場”的經營者，既然是經營者，就會有各種風險如影隨形。

央行行長周小川這樣定義普惠金融：讓每個人在有需求時都能以合適的價格享受到及時、有尊嚴、方便、高質量的金融服務?，F實當中，普惠金融沒有明確的服務群體，原有金融體系滿足不了那部分群體，廣泛存在與農村，當金融讓農民里的能人成為經營者、企業家，這何嘗不是正在發生的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