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胡中彬 忽如一夜春風來，引導基金突然遍地開花。“最近半年以來，我感覺最深的一個變化就是在創新創業的引導下，政府資金大批地涌進LP市場里。”深圳創新投資集團（下稱“深創投”）投資總監曹旭光稱。

深創投是國內最早深耕國內政府引導性創投基金的機構之一，多年來，它與全國數十個地方引導基金都有密切的合作，它的感觸無疑是市場最新趨勢的一個縮影。

在地方經濟轉型、財政資金使用方式轉變等大背景下，各地引導基金開始紛紛涌現，數量急劇攀升。

而與引導基金往往幾億元便規模不小不同的是，眼下，政府設立引導基金的規模亦節節攀升，十億元級別上的比比皆是，動輒數十億、上百億元規模者也數量不乏，政府引導基金的開始成為私募行業一個越來越重要的LP角色。

引導基金之春

“我們在今年3月份跟佛山市政府簽下了20億元的母基金，政府全額出資，未來希望能達到100億元；另外，4月份深圳市也給了我們一個深圳市政府引導基金，未來三年總的規模是1000億元。今年320億已經到位了。”曹旭光稱。

而在政府引導基金管理者眼里，這樣的變化亦十分明顯。

作為政府引導基金的實際操盤者，浙江金控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浙江金控）總經理助理范慧川也同樣有這樣的感受。“我們從事這一塊業務比較早，前面幾年應該說是規模也比較小，關注度也沒有這么大，從去年開始，浙江省200億相當于直接‘砸’過來了，規模擴張實在太快了。”

浙江金控是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下屬政府基金的投資管理運作平臺。去年5月8日，浙江省政府正式審議通過了《關于創新財政支持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設立政府產業基金的意見》，而據此意見，浙江省政府當年設立了200億元的產業基金。正是有這一個龐大的產業基金落地，浙江金控運作的引導基金規模實現了迅速的增長。

不僅僅是浙江，全國多個地方都開始出現這類“巨無霸”的引導基金。去年年底，湖北省發起設立湖北省長江經濟帶產業基金，該基金由湖北省財政出資400億元發起設立引導基金。吉林省在去年也專門設立產業發展引導基金，初定規模為100億元。

不過，在中央層面來看，亦是對引導基金的模式青睞有加。國家在去年新設立了兩支引導基金，一是總規模為400億的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引導社會各方面資金參與超過1800億；二是總規模600億的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撬動社會資金千億以上。

引導基金作為一種由政府出資設立、旨在引導民間資金設立各類商業性創業投資子基金的政策性基金，有利于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放大作用，引導產業發展，而這也正是政府設立引導基金的初衷。

以湖北省長江經濟產業基金為例，引導基金將通過繼續吸引社會資金的方式，發起多只母基金，其總規模為2000億元左右。母基金再通過發起子基金或直接投資的方式實現對外投資，力爭放大到4000億元，最終帶動約1萬億元的社會投資投向實體經濟。

而據吉林引導基金方面透露，目前吉林引導基金已經投資了25只基金，總的規模約為300億元，而其中引導基金的出資額度約為45億元，杠桿效應亦十分明顯。

事實上，清科集團研究中心發布的報告也注意到，各地方政府紛紛積極主導設立政府引導基金，形式上變得更加多樣化，設立主體也由省級單位逐漸延伸至市級及區級單位。

市場化轉變

原本并不活躍的政府引導基金，突然成為了私募募資市場的主角，政府引導基金的規模在短時間之內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

根據清科集團旗下私募通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12月底，國內共成立780支政府引導基金，基金規模達2.2　萬億元。2015年新設立的政府引導基金為297支，基金規模1.5萬億元，分別是2013年引導基金數量和基金規模的2.83倍和5.24倍。這一數字說明，接近7成的引導基金都是在去年所設立的。

在曹旭光看來，政府資金可能會成為私募股權市場中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出資人。而對于政府突然集體青睞引導基金模式的原因，曹旭光認為一是國家近兩年一直在推進創新創業，創新創業現在非常熱；另一個原因是，政府在轉變資金使用方式。“原來政府的錢是通過科技系統、發改委系統、經信委等系統直接支持企業，或者是政府通過設立國有投資公司自己來做投資，這些年下來感覺效果不是太好?，F在政府改變了使用方式，通過設立引導基金的方式，將資金的覆蓋面放大了。”

事實上，這一轉變的信號是從兩年前開始的。

2014年年中，國務院正式決定大幅增加國家創投引導資金促進新興產業發展，要求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應著力按照“市場化運作，政府引導”的原則，轉變既有財政政策支持產業發展的模式，大力發展引導基金。而去年年底，財政部也正式出臺了《政府投資基金暫行管理辦法》，要求各地財政部門應建立全面的績效考核制度，讓引導基金發展進入到新的軌道上。

在一位業內人士眼里，和以往不同的是，當前地方政府紛紛加碼引導基金，并非是由于政策強行推動，而更多的是地方政府自身的需求所導致的，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壓力顯然增加了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在引導基金的實踐中，無論是中央還是到地方，市場化運作的機制并不完善，各個地區的地方引導基金也受到了主管部門管理運作水平和專業能力方面的制約，效果參差不齊，如在引導基金的遴選標準、投資策略限制、基金存續期限、退出方式等方面尚有提升和完善之處。而在多年探索之后，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亦意識到，市場化的運作模式對引導基金的實際效果影響至關重要。“國內政府引導基金的一個通病是，人才引進受機制上的限制，很難引進。我也老是開玩笑用情懷去加強團隊的凝聚力和專業性。”范慧川也坦言。

而在業內人士看來，近期成立的一些政府引導基金的市場化程度正在逐步提升，諸如一些引導基金從最初的立項到最終的設立也開始通過和外部第三方專業顧問合作的方式進行，而基金設立后的運作中，也開始從市場上尋找專業人才進行管理，如上述吉林引導基金設立后一直在市場上為其核心職位尋找專業人士的加入。

中金公司董事總經理陳十游日前也透露，中央設立的新興產業的創投引導基金亦是通過外部專業機構委托管理的方式進行運營，目前中金公司已經通過招標遴選，成為了該引導基金的管理機構之一。

而隨著政府引導基金紛紛涌入私募市場，資本的急劇增加亦開始讓這些引導基金之間有了競爭的意味，尤其是對于優秀基金管理人的爭奪也頻頻出現，這也倒逼了引導基金市場化運作的力度。“我們之前和一個地方政府引導基金洽談合作，他們負責人就一再強調其出資的能力、決策的效率、投后管理的能力等方面的優勢。”北京一家創投機構合伙人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