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甲午到一戰

徐藍/文

世界格局的變化

從世界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這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全球戰爭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因為這場主要由于歐洲列強的爭斗而引發的世界性戰爭，卻從根本上動搖了歐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實際結束了歐洲的全球霸權時代，并預示了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

1914年秋，當一個又一個歐洲國家卷入大戰的廝殺之際，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爵士就曾沮喪地說道：“整個歐洲的燈光正在熄滅；此生不會看到它們重放光明了。”他的話很有道理，因為它不僅是那個時代的寫照，而且其正確程度比他當時所能預見的還要大得多。

盡管從表面看來，當時的世界好像仍然是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英法等戰勝國是戰后和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和監督執行者；它們因獲得了更多的殖民地和委任統治地而使其殖民帝國再次擴大；它們由于操縱了20世紀第一個全球主權國家的政治組織國際聯盟而加強了歐洲對世界的控制。但是在這些表象之下的形勢卻完全不同，因為沒有一個發動戰爭的歐洲國家是真正的勝利者。

戰后的歐洲對世界經濟的控制力不斷減弱。戰爭使參戰各國的經濟慘遭破壞，歐洲不僅失去了大量的海外投資，海外市場也不斷萎縮，已不再像19世紀時那樣是世界工場和世界銀行家，這兩方面的領導權都在向美國轉移。大戰還給歐洲造成了極其慘重的生命損失：直接死于戰爭的軍人達900萬，受傷者2000多萬，終身殘廢者350萬，而德、俄、法、奧的傷亡人數就占全部傷亡的66.6%。戰爭使歐洲失去了幾乎整整一代最有才華和最具創造力的青年，在根本上損害了它的經濟發展前景。

戰爭對歐洲的政治打擊同樣沉重。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激勵了各國人民，并引發了戰后歐洲的革命高潮。當列寧領導的蘇維埃俄國在進行了極其艱苦卓絕的斗爭之后鞏固了社會主義政權的時候，歐洲便不再是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而是在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被一分為二了。

戰爭給歐洲造成的心理和精神創傷也極其巨大，它使歐洲人第一次深深懷疑西方文明的基本走向，并引發了極大的精神危機。在學術文化領域，發動了對歐洲中心論的猛烈批判。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極端殘酷性，也促進了歐美反戰與和平運動的發展，并深刻影響了兩次大戰之間的國際關系。

與歐洲的逐漸衰落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與蘇聯的不斷崛起。

美國作為一個“參戰國”而不是作為協約國的成員，在戰爭的關鍵時刻站在協約國一邊作戰，不僅使這場戰爭進入了真正的全球階段，而且完全改變了交戰雙方的力量對比，在保證協約國集團取得最后勝利方面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戰后的美國，挾其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優勢和政治上的威望，走出美洲，參與國際事務，不僅要與歐洲分享戰后世界秩序規劃者的角色，而且要領導世界。威爾遜總統提出的《世界和平綱領》，即“十四點”原則（主要內容有：戰后的世界應該是一個開放的世界；實行民族自決和門戶開放政策；消除蘇俄影響；成立國際聯盟等），就是美國企圖領導世界的第一次重要表示。

與此同時，在歐洲另一側的俄國，則通過十月革命的勝利使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使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登上了歷史舞臺。當一些歐洲人期待著威爾遜的指導時，生活在世界東方的一些民族則以馬列主義為武器，以十月革命為榜樣，以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為目標，進行著自己的革命斗爭。

美國與蘇聯這兩個幾乎同時崛起但又主張不同制度的力量不斷發展，不斷將追隨它們的力量集合在它們各自的旗幟之下，使19世紀爭雄世界的歐洲列強相形見絀，使以美、蘇為兩大力量中心的兩極格局初露端倪，盡管它在當時還很不清晰。

除此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戰勝國為重新瓜分世界、維護戰勝國利益和維持戰后和平而對世界作出的安排，即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但是，這一和平安排并沒有帶來永久的和平與安寧。僅僅20年之后，更大規模的戰爭就再度來臨。致使和平如此短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存在的各種矛盾與弊端。

首先，關于戰爭的罪責問題，它激起了整個德意志民族的強烈復仇心理。一戰是兩大帝國主義集團共同挑起的，但是戰勝國卻根據強權政治原則，明確規定德國及其盟國應當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這自然就給它們堂而皇之地掠奪戰敗國提供了法律依據。根據這一條款，戰勝國對戰敗國簽訂的一系列條約極為苛刻，其掠奪性駭人聽聞。

因此，戰敗國認為，以《凡爾賽條約》為代表的和平解決方案是一個“強制的和平”，這個“從德國勒索而來的簽字畫押在道義上對德國沒有約束力”。不僅如此，它還在戰敗國中產生了深遠的心理影響。德國雖然被迫接受了《凡爾賽條約》，但從未承認過自己的失敗，并對該條約充滿仇恨。巴黎和會剛剛結束，德國的復仇主義者就喊出了“打倒凡爾賽條約”的口號。

與此同時，新生的魏瑪共和國也由于被迫接受了《凡爾賽條約》而成為被仇恨的對象，從而造成了共和國的脆弱。人們懷念帝國，希望出現一個強有力的鐵腕人物“重振國威”。正是在整個德國社會各階層中不斷蔓延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持續高漲的復仇主義，形成了納粹黨發展的土壤，并成為30年代希特勒得以上臺執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凡爾賽體系的領土安排，在引發新的民族矛盾的同時，卻實際加強了德國的地緣政治的潛在戰略優勢。戰勝國一再標榜以民族自決原則處理領土問題，并為此而幾乎改變了歐洲的每一條疆界。但它們主要是根據掠奪戰敗國和自己的需要，包括滿足戰時簽訂的各項密約來實行這一原則。因此盡管一部分歐洲國家的領土基本上在民族的基礎上重新加以劃定，可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國都產生了諸多的民族矛盾，從而造成了中歐的巴爾干化。這種情況，顯然將成為東山再起的德國為打破凡爾賽體系而挑起新的國際爭端的溫床。實際上納粹德國正是倚仗自己的這一優勢，利用民族問題和領土問題，不斷挑起事端，使新的大戰步步迫近。

第三，美國退出歐洲政治并拒絕參加國際聯盟。美國作為20世紀迅速崛起的重要大國，在建立凡爾賽體系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問鼎世界領導權的努力卻受到了極大挫折。從此美國置身于凡爾賽體系之外，對歐洲實行了在政治上不承擔義務，但力圖謀求經濟利益的所謂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在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的挑戰已對和平形成現實威脅的情況下，美國的孤立主義是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未能及時建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該體系對蘇聯的根本排斥與敵對。蘇俄作為一戰后崛起的橫跨歐亞大陸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影響凡爾賽體系建立的重要因素。帝國主義列強最初以消滅蘇俄為目的，繼而以孤立蘇俄為目標，從一開始就把凡爾賽體系變成了反蘇反共的工具。

這種敵視蘇聯、防止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擴大影響的根本宗旨，在以后20年中并未改變，從而使西方民主國家在30年代法西斯的侵略擴張日益猖獗之時，失去了在東方鉗制德國的這一最為重要的國際力量。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曾尖銳地把凡爾賽體系稱為“勝利者所做的蠢事”，此話頗有見地。

第五，該體系實際加強了日本在遠東的潛在軍事戰略優勢。英美在戰艦基地方面對日本的讓步潛伏著相當大的危險，造成前者喪失了在靠近日本水域擁有有效作戰基地的可能性，而日本海軍在新加坡以北的水域實際占有絕對優勢。一旦發生戰爭，香港和菲律賓就會成為日本的囊中之物，這是日本在戰略上的勝利，并為后來的戰爭所驗證。

正是凡爾賽-華盛頓體系與生俱來的上述弊端，使一些嚴肅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家認為，該體系是產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溫床，“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種種勝利成果中生長出來的”。

大戰與中國

自鴉片戰爭以后，古老的中國就被逐漸納入到資本主義的世界殖民體系當中，飽受民族屈辱和苦難。列強圍繞瓜分中國的爭斗和中國人民的抗爭，也成為亞太地區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日本在中國的進一步擴張帶來了機會。日本借列強忙于歐戰無暇東顧的“天賜良機”，幾乎獨占了中國東北的市場，并以“英日同盟”為由很快對德國宣戰，迅速占領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租借地青島和所謂的保護領地膠州灣并拒絕交還中國，隨后又以自己已經陳兵山東的有利時機，于1915年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要求。

但是，這場大戰也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幾個重要變化：民族資本主義獲得發展；新文化運動廣泛開展，人們的思想得到啟蒙，民族主義得以在中國快速傳播；自民國以來一批接受過西方教育的職業外交家開始走上外交舞臺。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通過“以工代戰”的方式加入協約國一方作戰，不僅使中國能夠第一次以一個戰勝國的身份參加相繼在巴黎和華盛頓召開的建立戰后國際秩序的大型國際會議，也使中國開始成為構建戰后新的亞太地區國際格局與國際秩序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力量。

巴黎和會是中國新外交的第一個舞臺。中國的第一代職業外交家開始以國際法為武器，為恢復國家的主權與列強斗爭，并在收回山東主權未果的情況下沖破“始爭終讓”的慣例，堅決拒簽凡爾賽和約。這是中國外交的第一次大進步。

華盛頓會議是中國新外交的第二個舞臺。中國不僅收回了山東的主權，而且在涉及列強對華政策方面，將尊重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與行政完整的原則寫進九國公約，成為以后中國反對日本侵略、爭取國際援助的國際法基礎。從此以后，中國繼續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爭取民族完全獨立的道路上前進，崛起之勢不可阻擋。

綜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是世界歷史的轉折點，也是20世紀中國崛起的轉折點。今天，在亞太地區共同發揮重要作用的中、美、日三國，應該成為推動亞太地區和平與發展、合作與共贏的正能量。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