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中的中國自然有轉型的特點，其中之一是，計劃經濟時的戶籍制度仍然保留，但人口基本可以自由流動。于是，在資源集中的大中城市，形成了大規模的流動人口。這些流動人口又得不到遷入地的各種戶籍所附著的福利、公共服務，因此往往會被城市管理者甚至一些市民認為是負擔。

其實，外來人口的貢獻之大恐怕超出我們的想象。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工作人口”。比如，北京的建材、家裝、家居市場巨大，卻少有北京人，基本都是外地工人，多少年來北京一直在大興土木，“大型工程”中成千上萬的建筑工人幾乎都是外地農民工?；蛟S有人會說，這些都是技術含量最低的勞動，是知識含量低的勞動，別看人雖多、勞動強度雖大，但創造的GDP其實不高。“IT”“白領”無疑是知識含量高、技術含量高的職業，外地人也占相當部分。如今藝術也成巨大的“產業”，798和通州宋莊那些光怪陸離的藝術家們大多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北漂”。所有這些“外來人口”，從胼手胝足的農民工、為利奔波的商人到前衛時尚的藝術家和白領，為北京創造了巨額財富。但他們的所享受的各種福利待遇普遍較“本地人”低不少。

外來人口不僅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而且是文化的創造者。

上海出生，香港長大，就讀于香港大學和美國的波士頓大學，修社會學、政治學和傳播學，早在1976年就在香港創辦過甚具特色的《號外》雜志，還當過電影制片、編劇，甚至客串過演員；曾在臺北呆過六年，現在長居北京的陳冠中，提出了城市文化發展的“汗血論”、“雜種論”。雖然他是個“全球人”，但香港畢竟是他的故鄉。他在《城市九章》中承認，他的香港，是“半唐番城市”，一半華、一半夷，一半中、一半外，一半人、一半鬼。英國紳士的下午紅茶，在這里演化成為香港本土符號的大排檔中的奶茶，還有什么茶餐廳、豉油西餐；當年加入了西洋透視法和顏料的嶺南畫派在香港成正果，粵劇在香港也加進了不少西洋樂器和曲譜，享譽全球的港式電影從不刻意“抗拒”、“抵抗”好萊塢，港人對跟風模仿甚至不感汗顏，但香港電影最終還是自成風格，不是好萊塢。因為“你說我是半唐番，我承認，但是你別忘了我的汗和血”。

“汗和血”，是他的文化理論的重點。即“勞動價值和再生產，只有汗血論才能破各學說中的原教旨論和中心論”。在文化的傳播甚至“殖民文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甚至更多地有本地各代人辛勤勞作、創造的“汗和血”；本土與外來文化融合后的“變體”已不再是原來的幾種文化的機械結合，而成為一種渾然一體的“創造物”，通俗地說，就是“雜種”。雜種已不可能分出原來給予這個生命的每個個體。“還原就是毀滅，就是死亡。”所以，“汗血論和雜種論同樣新生在地人的勞動生產，是解放的文化觀”，從那種自命為“偉大”的文化觀中解放出來：“現在還有很多反動的、壓抑的意識形態和帝國霸權在愚弄我們，因為很多錯誤的‘偉大’思想仍很活躍，如各類的文化原教旨主義、源頭優越主義、血統純粹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各類文化沙漠的論調，各類界定香港文化只是某些‘偉大’源頭原末流的論調，各類認為香港只是國際文化的競技場而本身并沒有自己的文化的論調。”“絕大部分的各類文化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都曾是半唐番，雜種就是正種，邊緣從來就是自己的中心，異端才是人間正道。”

他的城市“汗血論”與“雜種論”，不僅國與國之間的往來這樣，國內不同地域間人們的來往也是這樣。

在這種文化觀下，他承認北京不宜居家“過日子”這一大家的“共識”，但又不能不承認雖然“有一百個理由不該在北京生活”，但他還是想生活在北京。因為北京參加時尚派對、時髦餐館可以不打領帶！北京的那些由光頭、長發組成的“文化圈”，光怪陸離，形形色色，來自全國各地，放眼望去好像都是“京漂”、“北漂”。其實，當中很可能就有在寫字樓上班時西裝畢挺、緊打領帶的“白領”。大家都在文化圈混，有的混出了名堂，有的只是混了又混。當代北京，提供了“混”的空間與可能?，F在，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混混”也越來越多，北京的文化元素自然更加世界化國際化，更加色彩斑斕。“混”的人越來越多，北京已不僅是政治上的“首都”，也成為中國的波希米亞首都。頗有些人混得滋潤，時不時又想過一過布爾喬亞生活方式。既要波希米亞又要布爾喬亞，于是“波布”（BOBO）在北京流行起來。有位在北京的美國記者一直納悶，這詞在美國其實沒什么人說起，怎么在北京就成了時髦呢？而上海，每天必須衣著光鮮地只有布爾喬亞沒有波希米亞。兼收并蓄的北京文化，越來越“雜種化”，開始有些闊大恢宏的文化盛唐氣息了。

北京如此，上海、廣州、深圳等大都市大都如此。然而，某些城市管理者甚至一些市民不是把這些“外來人口”看作巨大的財富，不看作是本地文化的多元發展的資源，而是視為巨大的包袱，甚至看作是對本地文化“純凈”的破壞者；不是把他們看作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而是視為本地資源的純消耗者，不是把他們看作GDP的重要創造者而是視為外來的“沾光者”甚至“麻煩制造者”，所以對他們缺乏必要的理解和尊重。在這種觀念主導下的政策制定往往是“管、卡、壓”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服務則相對匱乏得多。一句話，他們作為財富創造者和納稅人的權利沒有得到相應的保障，長久下去，必然影響城市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