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文

形勢似乎比預料的更加嚴峻。

在我結束這篇文章的前一天，5月13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今年4月份實體經濟數據：4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7%，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1.9%，1-4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7.3%。三項數據都繼續下滑，預示著這一“調結構”的過程絕非一蹴而就，很可能異常艱難而又一波三折。

伴隨著這些低迷數據的公布，5月13日下午，市場中開始瘋傳央行當天傍晚將要宣布下調準備金率的“內部消息”。這則很快即被證明被落空的傳言與其說是一種預期，不如說是許多市場人士——及其所代表的各類利益團體——的強烈期盼和呼吁。

但就在數據公布的前一個周末，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卻在“五道口論壇”上明確表示，短期經濟數據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政府目前不會采取大規模的刺激舉措。在同一個論壇上，央行前副行長吳曉靈更直截了當地說，她認為央行不會輕易下調存款準備金率。與宏觀經濟與日俱增的下行壓力聯系在一起看，這些表態充分顯示出新一屆政府對于“去杠桿化”的堅定決心。

這一次，那些寄希望于從政府繼續吹大泡沫中獲利的市場博弈者們恐怕會打錯算盤。文質彬彬的李克強總理和他的助手們也許不太可能輕易就范，因為他有自己對中國經濟病癥由表及里的系統診斷和藥方。

這很可能確實是一劑良藥。

新政府經濟政策的內在邏輯

2013年6月，時任巴克萊資本(Barclays　Capital)亞洲首席經濟學家的黃益平發明了后來被全球媒體熱炒的新詞——“李克強經濟學”（Likonomics），用以指稱新一屆中國政府的經濟調控整體思路。

按照巴克萊的概括，與“安倍經濟學(Abenomics)”的著名的“三支箭”一樣，“李克強經濟學”也有三根支柱：不刺激、去杠桿化和結構改革。巴克萊對“李克強經濟學”持高度贊同立場，認為它是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正確道路選擇，是一種用短痛來換取長期利益的良方，會對中國缺乏競爭力的金融系統和習慣于得到政策和資金補貼的國有企業造成強烈沖擊。巴克萊預計，這有可能會把中國經濟推向所謂“臨時硬著陸”——未來三年里，中國某個季度的經濟增速會驟降至3%；但那以后便會迅速回升反彈，未來10年中國經濟仍將保持每年6%-8%的快速增長。

“李克強經濟學”這個名詞一經被提出，便在金融市場和經濟學界引發了熱烈討論，對于其核心內涵的詮釋也是五花八門。其實，作為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新總理駕馭經濟的能力的確被國內外寄予了極大的期待。

有一種觀點很具洞見地指出：李克強這一屆政府上任后的一系列政策主張，宣告中國已告別被凱恩斯主義統治了將近20年的宏觀經濟政策。新政府從減少管制、破除壟斷、激活民間等理順市場的“結構問題”切入，帶有濃厚的供給學派色彩。

但是，如果將新政府的經濟政策歸納為“不刺激”、“去杠桿化”和“結構改革”三點，恐怕過于簡單粗糙，也沒有揭示出新經濟政策的內在邏輯。

從一年多來李克強自己在各種公開場合表達的內容來看，改革，毫無疑問是新政府最重要的內涵和抱負。李克強說得最多的一句話便是：改革是最大的紅利。但誰都明白，一方面，過去10多年里積累下的堆積如山的問題和矛盾已迫使中國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而另一方面，改革的任務千頭萬緒，進入“深水區”后各種利益盤根錯節，疲弱的外部經濟環境又顯示當下未必是改革的最佳時機。因此，改革面臨著“再也拖不起”和“欲速則不達”的悖論。

在我看來，新一屆政府在推進改革方面的最大特點是：它并不試圖畫出一張完備的藍圖，推出所謂“一攬子”整體解決方案，而是遇到發展瓶頸時一個一個地去攻克。當然，這一項一項的具體改革舉措中又是有優先和重點的，因為有些改革具有某種“樞紐”功能，抓住了這個“牛鼻子”，就能夠順勢推動其他諸多改革。

李克強在今年5月1日出版的《求是》雜志上發表的《關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問題》一文，全面完整地闡述了他的改革觀。文章提到了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等各項重要改革。不過，從過去一年多來的政策實踐來看，新政府的改革重點顯然聚焦于兩點：第一，以簡政放權為抓手的政府職能轉變；第二，以利率市場化和開放民資進入銀行業為代表的金融改革。

對于前者，我們看到，短短一年多時間里，國務院已分批取消和下放了多達上百項行政審批；按照承諾，到本屆政府任期屆滿時，將取消或下放目前尚存的1000多項行政審批中的三分之一。而對后者，商業銀行貸款利率浮動下限去年已經取消，按照周小川等人近期的說法，實現完全的利率市場化為期也已不遠；而從各地的村鎮銀行到更大規模的民營銀行，孕育了多年的國有銀行一統天下的壟斷體制的打破，看來也終于看到了曙光。

應該說，政府職能和金融體系的確是當下阻礙中國經濟潛能進一步發揮的最大障礙。前者在于解放民間的經濟活力，后者則有助于理順中國經濟長期以來的資源錯配痼疾。在這兩個領域里推動改革，對其他改革的“外溢效應”未來將會逐漸顯現出來。

而在長期和短期關系上，李克強稱，要在轉型升級與保持合理增長速度之間找到一個“黃金平衡點”。在今年的兩會壓軸記者會上，李克強坦承，中國既要穩增長、保就業，又要防通脹、控風險，還要提質增效，治理污染，“多重目標的實現需要找一個合理的平衡點，這可以說是高難度的動作。”

這就引出了新政府中關于宏觀調控方面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即所謂“區間論”。就我所注意到的來看，過去一年里，李克強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把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

關于這個“合理區間”的具體含義究竟是什么？2013年9月夏季達沃斯論壇在中國大連舉行前夕，李克強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對此有過清晰的定義：中國政府明確了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上限”和“下限”，防止過度波動。明確“下限”是要穩增長、保就業，GDP增幅今年在7.5%左右。明確“上限”是要防通脹，今年CPI漲幅3.5%左右。使經濟運行保持在這一合理區間，切實防范金融風險，可以給市場和社會一個穩定的預期。

有一點看來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李克強在另一個場合明確指出的，穩增長說到底就是為了保就業。因此，“上限”和“下限”的剛性含義并不是GDP數據，而是失業率和通脹率。一季度的經濟數據顯示，盡管宏觀經濟繼續下滑，但城鎮失業率數據卻比上一季度反而小幅回落，顯示了中國勞動力市場強勁的“抗壓能力”。有分析人士認為，服務業的擴張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制造業放緩對就業的不利影響。近來還有經濟學家認為，就業與GDP之間并不存在成正比的正相關關系，因而建議中國政府未來可以將經濟增長的“下限”進一步下移。而5月1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4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升1.8%，比3月份的2.4%大幅下滑，且低于預期。

上述兩個數據均說明，經濟運行正處于新政府預設的“合理區間”之內。照這么看來，市場有什么理由期待和要求政府出臺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呢？

“穩增長”新思路

過去一年里，無論是李克強總理還是央行行長周小川、財政部長樓繼偉，都在無數場合不厭其煩地向市場喊話：中國不會為一時的經濟波動采取短期強刺激政策。就在不久前，李克強還曾經再次說，如果不是用改革的辦法，而是采取短期刺激政策，今后的日子會更難過。

事實上，如果想要讓GDP增幅重新回到9%甚至10%，并非多么大的難事。但如同我在本文的上篇

（《經濟結構調整起航 （上）》，見2014年5月5日出版的 《經濟觀察報》 “觀察家”版）中指出的，新一屆政府決意從根本上扭轉中國經濟“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危險局面。因而，提高對經濟增長放緩的容忍度，是這項艱巨的“再平衡”結構調整戰役的首要前提。

在上一輪擴張政策下形成的過剩產能和扭曲結構至今尚未得到消化和矯正的情況下，再來一輪新的刺激，表面上雖然會在短期內使經濟增長數據好看起來，但肯定并不利于中長期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

當然，不刺激，或者說“不在短期內推出強刺激”，并不等于政府對經濟運行采取袖手旁觀或放任自流的不作為態度。李克強和周小川等都明確表示過，一旦經濟運行“滑出下限或超出上限”時，政府將會采取必要措施。事實上，去年夏天以來，在經濟運行尚未滑出下限但出現明顯下行趨勢時，中國政府已經陸續出臺了一系列“微調”政策，以期達到“穩增長”的目的。

去年7月，在一輪人心惶惶的“錢荒”過后，政府大力推動“盤活財政與貨幣存量”的行動。這是因為，一方面，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多年來的財政收入超高增長勢頭已到強弩之末。另一方面，因各方面的原因，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央行管理的國庫內沉淀的財政資金已突破3萬億元。很明顯，這是一種著眼于在不繼續吹大泡沫的基礎上提高資金流動效率的舉措。

隨后，國務院各部委醞釀并推出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業的財稅金融政策，其中包括：從2013年8月1號起，對小微企業中月銷售額不超過2萬元人民幣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和營業稅納稅人暫免征收增值稅和營業稅；通過擴大中小企業集合債券發行規模，規范清理商業銀行收費，加大信貸支持、支持設立民間小微金融機構等方式，來加強小微企業融資服務，緩解它們的融資困難。

此后，國務院還陸續出臺包括加快棚戶區改造和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等多項政策微調。市場最寄予厚望的當屬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2013年7月31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重點加強市政地下管網建設和改造，污水和生活垃圾處理及再生利用設施建設，燃氣、供熱老舊管網改造，地鐵、輕軌等大容量公共交通系統建設，城市配電網建設，生態環境建設等六大領域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今年4月，國務院又宣布了新一輪“微刺激”措施。其中包括：采取市場化發行住宅金融專項債券，重點用于支持棚改及城市基礎設施等相關工程建設，同時將設立鐵路發展基金，加快鐵路尤其是中西部鐵路建設。與此同時，將小微企業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實施范圍的上限，由年應納稅所得額6萬元人民幣進一步較大幅度提高，并將政策截止期限延長至2016年底。

直到最近，央行推出金融服務“三農”發展措施，并定向下調縣域農商行和農合行的存款準備金率；此外，國務院首批推出80個基礎設施示范項目面向社會公開招標。

……

與人們擔心的重復上一輪“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相比，經濟學家認為，本輪“微刺激”體現了以下三個方面的顯著不同——

首先，這一輪的穩增措施規模很溫和，項目也都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其中最容易引發爭議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大多也都是補短板和惠民生的項目，不會造成重復建設和產能擴張。

第二，本輪“微刺激”中，貨幣政策充當的是次要角色，任何直接、激進的政策放松都沒有動用，因而不太會從整體式提升中國經濟的債務水平。也許是為了打消市場的錯誤預期，央行在4月21日下調縣域農村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以后還破天荒地專門解釋，此舉只是加強金融對“三農”發展支持，引導加大涉農資金投放的結構性調整舉措，并不意味穩健貨幣政策取向的改變。

第三，本輪“微刺激”并非簡單的總量調控，它本身即包含了重要的改革內容，例如，將民間投資和市場機制——最典型的是借債券市場之力——引入長期以來由政府壟斷的公共設施；接下來，政府還將進一步縮減投資核準范圍，下放核準權限。

簡言之，在穩增長方面的所有具體措施都基于兩條基本原則：第一，這是一種具有明確針對性和具體性的零敲碎打和“擠牙膏”式拉動，一開始便排除了任何一攬子的“大手筆”計劃的可能性；第二，任何穩增長的“微刺激”政策都僅僅是為了“托底”、而非“推高”經濟增長率。

這種新型宏觀調控政策的好處在于有的放矢，且不會造成“顛覆性錯誤”，不會走回頭路，給未來增添更大的困難；壞處則在于它不可能像“四萬億”那樣贏得立竿見影的“眼球”效果，其益處可能要過相當長時間才能逐漸顯現出來。

最艱難的考驗還在后面

新一屆政府的經濟政策從最初提出至今已將近一年，這一年來它的成效究竟如何呢？

眼下，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談論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和再平衡。問題在于，這意味著什么？或者說，中國經濟究竟失衡在哪里？需要怎么平衡和調整？

如果要對當前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作一個簡單概括，我們大抵可以這么說：中國經濟是典型的投資拉動和出口導向型模式。這是一種要素驅動的難以維系的粗放式增長模式，而且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實踐也告訴我們：隨著深陷危機中的歐美發達經濟體購買力的下降，中國出口型經濟模式已經搖搖欲墜。

從這個意義上看，所謂結構調整和再平衡，就是要從投資拉動和出口導向型朝著以消費為基礎并且由服務業引導的更為均衡的經濟模式轉型；由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轉變。

因此，目前中國需要進行多方面改革，但其中兩項尤其緊迫和重要，那就是提高消費和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放眼世界，目前中國的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是世界上所有大經濟體中最低的，中國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僅遠低于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甚至也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兩個問題反映出一系列的相關經濟和結構性問題，未來幾年在這些方面的結構改善尤其迫切。

這也就是李克強總理為什么一再強調城鎮化是中國經濟未來的首要引擎的原因，因為城鎮化是擴大就業進而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基礎。

不過，一年來的數據顯示，盡管中國政府作出了許多容忍更低增長的努力，但它并未換來太多“再平衡”的實際效果。

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幅從2012年的9.6%降至7%，也低于整體經濟增幅。而本文開頭就提到的，今年前四個月的數據也顯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不僅沒有增長，還在繼續下降。換句話說，中國經濟仍未擺脫舊引擎。

撇開一些難以清晰量化的灰色因素不談，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容忍低于8%的經濟增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放慢經濟增速可以使中國經濟擺脫對大規模投資的依賴，轉而更多地依賴消費。但如果消費者的收入增速不夠快，這樣的經濟再平衡將困難重重。

今年是“十二五”規劃的第四年，從目前的總體情況來看，中國完成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目標已無懸念。但所有的指標都顯示，在整個十二五期間，中國的結構失衡問題是在加劇、而非緩解。

本屆政府要頂住在當下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必然要遇到的壓力，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使得結構調整后的中國經濟未來具備更好的可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