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文

在過去的10多年里，中國社會輿論中爭訟最為激烈和持續的焦點話題之一，是一個普通人看似幾乎插不上嘴的專業科學問題：轉基因農作物應不應該商業化？

而有關轉基因問題的論戰，現在越來越異化為不同政治立場之間的紛爭，乃至謾罵。它實際上已經完全脫離了最初的科學研究和食品安全范疇，淪為一場迷失了目標的情緒化、標簽化的戰斗。

一

2013年11月，中國檢疫部門突然宣布拒絕接受進口自美國的60萬噸美國玉米和玉米產品，因其中檢測出未經中國政府批準允許進口的先正達公司 (Syngenta　AG)研發的MIR162轉基因玉米。自那以后幾個月來，中國已陸續退回了超過100萬噸美國玉米以及一些相關產品，如含有MIR　162的玉米干酒糟等。由于中國是美國玉米出口的第三大市場，這一行動導致美國農業陷入了巨大混亂和震動，并一度引發國際市場玉米價格劇烈波動。

美國輿論對中方的這一舉動有諸多揣測，例如有些觀點認為，中國是試圖利用貌似合規的手段來毀約，因為最近幾個月以來國際市場上的玉米價格比簽訂這些合同時已明顯降低。但從中國的立場看，這是在保護自己的正當利益，雖說現在還很難說這種主張能否得到WTO的理解和支持。

這件事情，亦可視作中國政府對于當下社會上風起云涌的反轉基因聲浪的一種側面回應。

自2013年下半年開始，在洶洶民意面前飽受挫折的中國政府和專業人士又一次鼓起勇氣，力挺轉基因商業化。

當年7月，61名兩院院士聯名上書國家領導人，請求盡快推進轉基因水稻產業化。在之后的幾個月里，他們聯合社會上的轉基因支持者在全國幾十個大城市陸續組織了一系列“轉基因大米品嘗會”，以推廣科普知識。

10月中旬，國家農業部在其官方網站上發表農業專家的文章，駁斥一些人稱吃轉基因食品會導致“絕育”、“致癌”之類的不實言論。在此前后農業部和其他相關等政府部門還通過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官方媒體先后發布一系列聲明，組織各類宣傳活動，力陳轉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如同過去一樣，這些“正面宣傳”立即遭到了反轉基因人士的激烈反擊。如果說10多年前風行于歐洲的“反轉”主要源于對有機農業和自然農作物的追求的話，這種理念一經傳入中國，其動力變得更加復雜和多樣。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官方和科學家不擅長與民眾溝通，也為“反轉”聲音提供了重要的空間。

事實上，這場時斷時續的輿論拉鋸戰已經打了10多年。為了喚起更多人注意，反對一方不斷喊出一些聳人聽聞的口號。他們還將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形容為“國民自殺計劃”、“民族的噩夢”……擁護的一方則大多端出許多高深的科學原理及實驗數據，并指責反對者“缺乏科學素養”、“意氣用事”……

二

這場按理說應當局限于由生物學專家組成的學術小圈子（或最多擴大到相應的政府管理部門）的意見分歧，究竟是怎樣一點一點演化為一場全民辯論，進而使辯論雙方的話語日趨極端化的呢？我在閱讀大量相關材料，并對它們作了一些簡單梳理后發現，這場規?？涨暗拇筠q論基本上是在三條雖互有關聯、但性質截然不同的主線上展開的——

爭論的最初核心是安全，它又由兩個大問題構成：轉基因農作物（特別是轉基因水稻，因為它大多數中國人的主要糧食）的大規模商業化推廣是否會危害人的健康？是否會危及生態環境？

一望便知，這是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壓根沒有資格參與討論的前沿科學領域。事實上，參與者也多為從事生物科技研究的專業人士。但從他們用以支持自己觀點的經驗數據竟是如此南轅北轍這一點上，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到，直到今天，這在全球民間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當然，持“無害論”的科學家正日益據主導地位。因為自轉基因作物問世并大量種植的20余年起間，尚未出現一起不安全記錄。2013年6月20日，國際農業領域享有最高聲譽的“世界糧食獎”首次頒發給轉基因作物研究者——美國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首席技術官羅伯特·傅瑞磊（Robert　Fraley）以及另兩名轉基因研究者。

反方陣營當中其實并沒有什么人反對進行生物轉基因技術的科學研究和小規模實驗，他們激烈反對的只是它的大規模商業化。“反轉”人士的最有力說法是，“現在找不到轉基因的害處，不代表就真的沒有，這要經過一代甚至幾代人之后才有可能真正知道”。

然而很快，爭辯的主戰場就由“是否應當謹慎對待一項新技術”這樣單純的科學態度問題，轉移到了國家糧食安全——甚至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安全本身——問題上。

2013年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彭光謙在《環球時報》一個專欄上發表了文章，對北京方面批準更多轉基因糧食貿易提出了一系列質問，暗示西方國家通過轉基因食品制定陰謀控制中國糧食安全的戰略。彭光謙寫道：一旦天下有變，西方切斷我們的糧食供應，13億人喝西北風嗎？

出人意料的是，農業部以一種高調話語對此予以回擊。國家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林敏在其回應彭光謙的記者專訪中不僅駁斥了后者提出的所有質疑，還直接將其視“轉基因作物是美國設計的危害中華民族的陷阱”這種陰謀論批為冷戰思維的遺產。

這種爭鋒相對的局面，也折射出中國國內對于轉基因問題的尖銳分歧。

如果彭光謙少將還僅僅是公開表達了一種陰謀論的話，互聯網上那些支持他的網民走得比他遠得多。在他們看來，孟山都就是“美國用來對付中國的生物武器”。

經驗告訴我們，在中國，凡事一旦陷入到這個邏輯里，為數不少的人身上正常的理性和判斷力就會頃刻間喪失殆盡。就像孟山都公司的董事長、首席執行官休·格蘭特（Hugh　Grant）自己所說的那樣，“我們很難贏得一場情緒化的辯論。”雖然全球科學界主流對轉基因技術的安全性是認同的，但許多反轉基因爭論是宣泄情緒而不是討論科學。

如果說，到這一步基本屬于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里常見的公共意見表達的話，那么再接下來，這場爭論差不多就完全陷入了“沒有道理可說”的境地，它們大多混雜著對國家現行決策機制的正當批評與對一些關鍵人士的惡意猜測和陰暗揣度。至此，一場科學辯論最終演化成針對把持國內政、學、商三界、勾結外部勢力、出賣國家利益的一小撮“權貴”的大批判。

高舉反轉基因旗幟的綠色和平組織經常說，很多轉基因水稻研究團隊中的成員都有雙重身份，他們既是國家機構的研究人員，又是種業公司的股東。它指控他們不斷從國家的各個層面推進轉基因水稻商業化，有著明顯的利益驅動。

此外，在這條戰線上還衍生出另一個許多人——尤其是城市白領——極為牽腸掛肚的“支線”話題，那就是將來一旦商業化后轉基因食品的信息披露，即公眾是否有權詳細地了解自己購買的是不是轉基因食品或者其中含有多少轉基因成分？網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這種“知情權”不能被漠視或忽略。當然，實際操作起來恐怕也不是想象得那么簡單。

三

作為人須臾不可離的食物，轉基因糧食的商業化引起如此軒然大波，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從糾結在上述這三條戰線上的大多數紛擾聚訟中，我所看到的是：它們當中的大多數意見實際上與轉基因作物及其商業化毫無關系，后者充其量只是一些人用來表達其政治主張的中介物。

科技進步能夠造福于社會，也可能為禍人間，這是一條毋庸爭辯的簡單的大道理。但究竟應該如何對待一項具體的新發明？這個問題恐怕最終還是得托付給該領域內的科學家。因此，就我在上面列出的第一條戰線來說，真正的問題是普通民眾對我們這個社會中科技權威的極端不信任。

反轉基因人士中很多人也許并不知道，迄今大多數轉基因農作物所“轉”的最多的是抗病蟲害基因。也就是說，種植這類作物可以大大降低農藥的使用量。所以專家們哭笑不得地說：“有些人老是強調轉基因未知的、潛在的風險，卻忽視了化學農藥現實的、直接的、甚至是致命的威脅！”

在第二條戰線上，那些一心保衛“糧食安全”和牽掛“民族危亡”的人，真正反對的也根本不是轉基因農作物的商業化，他們反對的是向外國人敞開中國市場。我甚至可以很有把握地說，如果世界上的大多數轉基因專利掌握在中國手里的話，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會立刻轉變成轉基因商業化最熱心的擁護者和推廣者。

實際上，目前世界上至少有四家大公司在轉基因作物領域展開競爭，沒有一家能夠形成絕對的壟斷地位。拿美國孟山都公司來說，它在中國公眾中贏得的巨大名氣不是因為它的中國業務，而是因為圍繞轉基因問題爭議。事實上，在孟山都近150億美元的營業收入中，中國僅占1%。而且，作為全球最大的種子公司，孟山都當前在中國的業務集中于傳統育種，與轉基因基本無關。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為西方人的稻米食用量很小，不管是一馬當先的孟山都還是其他三家，都尚未從事水稻的轉基因研究。中國國內已經開展的水稻轉基因試驗幾乎全都是中國科學家自己在做，也就是說，作為大多數中國人的主食，未來轉基因水稻的技術命脈是牢牢地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里的。

至于在第三條戰線上因懷疑權貴們吃里爬外、暗箱操作、錢權交易而與前兩種人結成“統一戰線”的“同志們”，他們反對的其實是目前中國的政策和決策形成過程中不民主、不透明和不受民眾約束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假設農業部以同樣“偷偷摸摸”（用他們的話來形容）的方式否決了一項轉基水稻商業化的申請，他們或許一樣會堅決反對。

近年來，綠色和平組織等反轉基因團體的確抓住了中國轉基因科研中的一些不檢點，成功地在民眾中激發起了對轉基因的更大疑慮。例如，在2012年8月曝光的“黃金大米事件”中，研究者在隱瞞真相的情況下向湖南省衡陽市一所小學的72名學生提供了跨國公司先正達集團研制的轉基因“黃金大米”。而在此之前，綠色和平組織還在湖北揭露未經許可擅自擴大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的行為，并最終迫使湖北省政府鏟種這批轉基因玉米。在這些事件中，反轉基因團里準確地抓住了相關部門涉及違反規定或程序的事實證據，并在現有法規、科學倫理的框架內提出質疑。然而，歸根結底，在這些事件中人們關心的其實是自己的公民權利——如知情權、監督權——怎樣在政府決策過程中得到體現？

通過解剖轉基因水稻這只麻雀，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一個原本邊界十分清晰的科學問題在中國當下特定的民主法治還存在不足的政治環境以及民族主義思潮風起云涌的思想環境之下，是如何被放大、扭曲和模糊化的。然而，以一種“政治掛帥”的思維方式對待萬事萬物，不僅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很可能造成許多新的更大的問題，包括政治問題本身。

四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什么是真的問題？

中國的轉基因生物研究起步并不算十分晚，在某些局部領域的技術——例如轉基因水稻——甚至并不輸給技術領先的美國，但中國轉基因技術的商業化歷程卻是歷盡磨難、一波三折。

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政府批準孟山都公司的轉基因棉花在中國種植。因其抗蟲害的有效性，它在幾年之間就迅速覆蓋了幾乎全部的中國棉花地。不過，進入新世紀之后，中國科研機構自己研發的轉基因棉花種子因為更高的性價比而將孟山都的轉基因棉花差不多盡數擠出了國門。目前中國90%以上的棉花都是轉基因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轉基因技術挽救了中國原本粗放落后的棉花產業。

但自那以后將近20年里，中國就再沒有批準其他任何一項轉基因糧食作物的商業化種植。2009年，經過中國科學家長達10多年的不懈努力，國家農業部向兩種抗蟲害的轉基因水稻（華恢1號與Bt汕優63）和一種轉基因玉米頒發生物安全證書。發放安全證書是對科學家轉基因生物技術研究工作及其成果的評價與肯定，有了這種證書就可以在國內進行田間實驗，并不等同于允許商業化生產。但一晃5年就快過去了，它們至今也沒能獲得商業化生產的許可，這三張證書也將在今年過期失效。

難怪生物科學家悲嘆：“與幾年前相比，中國的轉基因技術商業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遠了。”

最近一年多來，政府方面推進轉基因技術商業化的決心似乎重新燃起。2013年6月，農業部批準進口美國孟山都公司和德國巴斯夫公司(BASF　AG　)生產的三種轉基因大豆。8月，第一船獲得中國政府準許的阿根廷轉基因玉米進入中國……但正如我們后來看到，這些舉措將有關轉基因的爭論再度推向白熱化。

目前，中國允許種植的轉基因作物只有棉花、西紅柿、木瓜和菜椒，還允許轉基因玉米、大豆、油菜籽和棉花進口。但政府迄今為止未批準過任何一種轉基因糧食種子進口到中國境內商業化種植，國內也不允許轉基因糧食作物種植。此外，政策不允許外資企業在中國開展轉基因種子業務。

2010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曾經提出，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要“繼續實施”“抓緊開發”，并要求“在科學評估、依法管理基礎上，推進轉基因新品種產業化。”但到了3年后的2014年初，農業部負責人在面對媒體時卻稱，在轉基因研發成果的產業化問題上，中國至今仍沒有制定明確的時間表。

過去近20年里，轉基因技術最為關鍵的產業化一步在中國始終無法邁出，而造成這一困境的最大原因便是近年風起云涌的“反轉”浪潮。但有一個事實卻是無法回避的，無論那些“反轉斗士們”多么不愿意看到，那就是轉基因農作物和食品已全面進入中國人的生活——目前中國大豆的進口依存度超過80%，而這些進口中的90%是美國的轉基因大豆，它們大多被用于生產中國人傳統上喜歡的大豆制烹飪用油。

再來看看國際上的情形。

素來站在反轉基因戰斗最前沿的保守的歐洲（從很大程度上看，中國的“反轉運動”實際上正是綠色和平組織成功地從歐洲輸入的），近年來立場也出現了明顯松動。2000年，經歷數年爭執，世界貿易組織裁定歐盟對轉基因食品的禁令不符合國際貿易規則，這是歐洲人在這一問題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最近6、7年來，歐盟明顯加快了批準轉基因作物的速度。目前歐洲允許進口的轉基因作物已有大豆、甜菜、土豆等，其中僅轉基因玉米就有20多個品種。就在今年2月，一種新的轉基因玉米、美國杜邦先鋒公司的TC1507在一片爭議聲中獲得歐盟的批準，盡管在此之前它遭到絕大多數歐盟成員國的反對。

放眼全球，眼下已經有大約1.7億公頃的土地使用了轉基因種子，約占全球現有耕地總面積15億公頃的11%。轉基因技術在南北美洲和非洲的許多地區已大規模產業化。

五

2013年5月25日，就在享有崇高榮譽的“世界糧食獎”里程碑似地辦法給孟山都公司的科學家之前一個月，全球多個城市爆發了針對孟山都的示威游行。據游行的組織方聲稱，52個國家和436個城市都曾舉行集會和游行。很明顯，孟山都在農業生物方面的一家獨大局面，在全球多國招致了壟斷種子專利的指責。

一提到轉基因的爭論，許多業界人士都難免會聯想到中國的棉花與大豆這兩個截然相反的標本，并以“棉花之勝”與“大豆之殤”來說明科學技術產業化的極端重要性。

前文已經提到，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在“轉基因”對于絕大多數國人來說還只是個陌生的科學詞匯的時候，中國政府就批準美國孟山都公司的轉基因棉花在中國種植。雖然這些洋棉花種子一度占領80%以上的國內種植面積，但依托本國遼闊的市場，國產的價廉物美的抗病蟲轉基因棉花品種迅速崛起。前后不到10年時間，它們就將孟山都的產品幾乎全部趕出了中國。眼下，中國棉農種植的轉基因棉花中，國產種子占據了90%以上。

反觀大豆，正是因為中國政府遲遲不批準轉基因種子的商業化種植，致使國產傳統大豆在于廉價的美國轉基因大豆的市場競爭中節節敗退。直到20世紀最初幾年，中國大豆還能夠做到基本自給。從2004年起，中國大豆進口量已超過國內產量。之后更是一瀉千里，作為全球最大的大豆進口國，中國去年的進口量達到6340萬噸（其中絕大部分是轉基因大豆，約三分之一來自美國），國內產量僅為1300萬噸。

令人擔心的是，中國的玉米產業眼下正在一步步重蹈大豆政策方面的戰略失誤。隨著飼料需求的急速增長，自2010年起，中國從過去的玉米凈出口國變成凈進口國，進口量呈爆炸式增長。而中國進口的玉米中有90%以上來自世界上最大的轉基因種植地——美國。因此，農業專家憂心忡忡地指出，如果再不批準轉基因玉米的種植，那么用不了幾年，來自美國的轉基因玉米將會全面擊潰國產的傳統玉米。

我在這里可能需要稍微作一點解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國加入WTO時承諾過遵守它的相關法律，也就是必須開放大豆、玉米等國內農產品市場。美國由于采用了轉基因技術，其大豆和玉米相對于中國的傳統生產方式具有顯著的價格和質量優勢，用一句俗話來說：它們又好又便宜。而WTO沒有規定過可以針對轉基因技術設立什么特殊的進口門檻，這就意味著，你只能任憑美國的廉價轉基因大豆和玉米同本國的傳統大豆和玉米放在一起賣。如此一來，誰將被淘汰不是一目了然的嗎？只有那些愿意為了逃避轉基因而出額外高價的高端消費人群才能拯救一小部分傳統大豆和玉米，但這注定只可能是一個小眾市場。

在今年兩會期間的新聞發布會上，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說，中國正試圖進入轉基因市場，但更希望發展自己的轉基因技術來滿足不斷增加的農產品需求。如果真的想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們的確有必要從棉花與大豆這正反兩個例子中去汲取經驗教訓。實際上，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已經證明，這是一切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的必由之路。

然而，對韓長斌的決心形成驚人的反差，反對轉基因的巨大輿論聲浪不僅大大地拖了轉基因商業化的后退，也已經嚴重影響到中國轉基因生物的科學研究。同樣在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透露，過去4年，中國對轉基因生物 (GMO)的科研資金投入減少了80%，從2010年時的20億元減少到2013年的4億元左右。

我并沒有興趣在這里開藥方，但我想，就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而言，如果我們真正本著試圖解決問題的建設性態度來考量，最終還是只能從食品與環境安全評估、商業壟斷審查、商品信息完整披露等幾個方面去著手——如果法律法規是齊備的，那就促其落實；如果還有漏洞，那就促其完善。我還相信，只有在這些具體事務上一步一個腳印地取得扎實成果，才是改進國家宏觀政治狀況的最有效和最可取之策。

令人遺憾的是，據我從一些媒體上得到的信息，雖然那些正義之士不斷高喊的“反帝”、“反腐”口號確實迫使中國政府和中國農業部一再作出退讓。但在問題的另一面，由于商業利益的驅動，與此同時，從湖北、海南等地近年來陸續查獲的情況來看，無證轉基因農作物的種植和交易正在迅速擴張和蔓延。很難想象，這就是反轉人士希望看到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