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新改革經濟學》在京首發。

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自從十八大之后，新一屆政府履新已滿一年。經過高層的不斷走訪、公開表態，高層的改革思路日益明晰。

作為一部系統反映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全面改革的研究成果，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表示，《新改革經濟學》是提出了市場紅利、收入倍增紅利、反腐紅利、生態紅利、創新紅利和城鄉發展一體化化紅利的改革紅利新觀點。

這其中包括的思路有，告別刺激政策，不再飲鴆止渴；把控上下區間、避免大起大落；厘清政府邊界，重回市場軌道；正是經濟減速，提高增長質量等。

此前一天，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全文披露。這對今后的執政思路提供更為清晰的方向。時值改革開放35周年，《決定》提出綜合改革方案。

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至今，中央共召開7次全會均與改革有關。不過改革主題只涉及某一方面。

連玉明認為，這次《決定》包括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以及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尤其是對市場的作用，發生了從基礎到“決定”的變化。

盡管如此，對于《決定》也有難以盡如人意之處。有學者指出，刻意“回避”政治體制改革，使經濟改革只能局限于局部的修補，使市場經濟的建設依舊會受到體制內部的種種掣肘。而城鄉二元格局尚未突破，也使產權難以確立，三農問題無法得到根源性的解決。

一位不愿具名的學者認為，中國政治精英高層與民間企業的結盟已經使高層權力結構板結化。中國需要的是牽一發動全身的制度改革。而作為學者，不應違背自己的良知和獨立立場，而妄言成就，忽視真正的問題。不過，由于是全會的決定，也就意味著面面俱到，哪個方面都要照顧到。這還需看改革的下一步過程，才能在歷史的視野里評價《決定》在現今中國與中共歷史中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