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黃怒波/文 最近“土豪”這個詞很流行。曾經有人采訪我問我怎么看，我說這個“土豪”和過去的“土豪”不一樣。過去是一種被掠奪的對象，是革命的對象?，F在是幽默的，中國政治式、文化式的幽默。但確實中國處在一個“土豪”的階段。我有時候也說我是個“土豪”，因為我們還未被現在的企業倫理馴化。但我認為，要走出現代企業倫理出現的諸多困境，僅有“土豪”是不夠的，因為“土豪”本身就是這種困境的一部分。
杜維明老師談到“儒商”，“用今天的話說，儒商就是關切政治、參與社會、注重文化的企業家。”請注意，他沒說商人，是企業家。“他們是企業界的知識精英和公共知識分子，是對世界大勢特別自覺，而且有公共意識的一批知識分子。”做到這個特別難，要做到杜老師說的這個標準，就差不多成為上帝了。我的看法是，“儒商”應該是為富且仁，為富好禮，關鍵是具有時代特征的貴族氣質。這個貴族氣質在中國社會是特別缺乏的，中國從來沒有貴族，都是奴隸，或者奴才。所以，貴族氣質在中國是要擔當、要承擔、要謙和、要平民化。這是中國社會當下極度缺乏的資源。
西方商人的概念
我想，必須先從西方角度來講一下關于西方商人的概念。我先從現代性講一下。尼采把“上帝”殺死了，他說的是“毀滅性創新”。尼采特別愛講“毀滅”，為什么？因為他從現代性判斷，認為西方社會已經走入虛無主義，讓他失望透頂。所以他希望“超人”出現。從而，他在政治信念上主張“貴族激進主義”，懷有道德優越感及有“天職”的使命感意識，堅稱“我一定要當毀滅者”。目的是什么呢？是“超人”，期待“超人”的出現拯救人類。
海德格爾也同樣表達了對現代性的不滿，他說，“我認為技術的本質就在于我稱為座架的這個東西中，座架的作用：人被坐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著、要求著，這股力量是在技術的本質中顯示出來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由此，他十分悲觀地感嘆：我們都是無家可歸的，“無家可歸的狀態實基于存在者之離棄存在。無家可歸是忘在標志。”誰對此做出了補充回應呢？馬克斯·韋伯。他認為：“現代性的出現首先是一種經濟秩序，即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創立。”因而，資本主義精神與啟蒙的主旨理性化合為一體。他的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結合后的體現為：至善就是掙錢，職業乃是天職，必須為之盡責的義務感。這個觀點非常重要，實際上，到此為止，資本主義的商人的合法性得到了確認，也暗合對尼采、海德格爾的“超人”及“上帝”的出現的回應。
到了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那里，尼采的“超人”經馬克斯·韋伯終于出現了。這就是具有新教倫理精神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企業家。熊彼特認為：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是社會的創新行為，可以形成新的經濟能力。由此，熊彼特把新組合的實現稱為企業，把實現新組合為本職的人稱為企業家。他指出，“企業家與只想賺錢的普通商人或投機者不同，個人致富充其量僅是他部分目的，而最突出的動機來自于‘個人實現’的心理，即‘企業家精神’，包括建立私人王國、對勝利的熱情、創造的喜悅和堅強的意志。”要做到這樣的“精英”行為，企業家必須具備預測能力、組織能力及說服能力。大家看看，到了這里，我們就找到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秘密，也看到了現代性終于培育出了時代的“超人”與“上帝”。在這個意義上，企業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稀缺資源。
“儒商”的來路
按照熊彼特的理論，社會企業家就已經成了現代社會的一個中堅力量，這是人類歷史發生的巨大變化。那什么叫“儒商”呢？“儒商”是個既古老又特殊的概念。除了子貢之外，我不太認為以前的社會有儒商階層存在。子貢是孔子的弟子，“孔門十哲”之一。經孔子教導，他從“貧而不諂、富而不驕”上升到了“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給今天的我們樹立了儒商典范。當然，我覺得春秋時期，是存有市場經濟因素。但是，到后來，商人的地位日漸低下。為什么？因為國家經商了，商人們只能靠官商勾結而謀生了。后來的商人有的可以稱作為“士”，“士為知己者死”，為誰死？為皇帝死?；实劢裉煅缯埼伊?，我明天跳江都行。為什么？因為他僅有依附關系，這個時候就沒有市場的概念。中國的商人從來沒有獨立過，即便你同時也可能有知識分子情懷。為什么？因為你要靠體制分一杯羹給你。只有到了改革開放的時候，鄧小平同志偉大的“九二南巡”真正把市場經濟引進來的時候，中國的商人才有了自己的些許地位。
中國的改革開放引進了市場概念，是被動之后積極的歷史姿態，中國接納了現代性進程，產生了具有市場意義的商人階層，我也戲稱之為“土豪”。但到現在為止，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要寄希望于新的改革。
所以這是儒商面臨的挑戰。在改革開放的時候，像我這樣一大批的人，從機關走出來了，我們這些人受到過儒家傳統文化的教育，而且經歷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階段，愿意回頭探討中國歷史的進程，這樣的人才去做了商人。我們發現一個問題，其實從基尼系數上來看，我知道現在貧富差距最大的是中國香港，再一個是美國，中國內地還不算貧富差距最大的。所以現在是全世界人類出現了貧富差距極大的現象，這帶來的就是我稱之為“全球性的現代性困境”，誰也逃不了。全球化、現代化，最后都要走到現代性困境里來，在中國的當下表現得非常充分。“92派”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從體制脫離，進入到市場，成為具有創造性破壞意義的企業家的出現，代表了中國社會的企業家精神釋放。至此，完成財富積累的這代企業家已經成為既得利益者。社會的現代性困境產生的危機感、貧富差距的背景下的革命情結，成為超越企業發展的重大問題，承擔成為企業家開始考慮的社會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兼具傳統知識分子道統任務及市場創新任務的儒商構成了中國社會的精英身份，同樣成為稀缺資源。
總結一下：
當我們探討了西方企業家的前世今生后，是不是可以試著肯定，今天我們所談的儒商，從商的部分其實來自于熊彼特所總結的企業家精神。1980年代改革開放后，一代企業家在西方企業管理理論教育下出現，一個重要特征是競爭意識越來越強，狼性越來越足，具備了十足的經濟動物特征。市場意識趨利性以及對法制環境的渴求與依賴與西方企業家并無二致。這是所謂儒商的企業家特征。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利益訴求多元化，貧富差距急速擴大，中國毫不例外地陷入現代性困境中。由此，中國企業家面臨破壞性創新道德難題。對商業倫理的呼應日益凸顯，儒商，就成為一個被關注的概念。金融危機的發生，導致人類的貪婪本性暴露無遺。對所謂進步的疑問，也引起了對社會精英——企業家的質問。作為回答，西方企業家已無從擔當了?？空l呢？儒商。為什么呢？因為我們有一套歷經幾千年沉淀的儒學體系。從這種理論體系孕育的中國企業家既具有破壞性創新的市場精神，又背負兼善天下的儒家情懷，具有超越新教倫理背景下的西方企業家的可能性。那就是，我們是“市場”的，又是“天下”的。我們是“破壞性創新”的，又是“仁義禮智信”的。這是一種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已無關緊要。
“儒商”的歸路
我們完成了原始積累，但財富都是哪里來的？作為受過儒家訓練的一代企業家們，在思考這個問題。同時這也是全世界的一個精神問題了，金融危機之后，大家都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現代性困境在西方社會是沒有出路的，我不認為人類有希望。那么從企業目前的倫理上來說，不可能有出路，為什么？就是競爭，就是“狼性原則”。那么在這個時候，我們也在考慮，我們是不是有自己的企業管理學。
第二個問題，我們重新思考中國的社會，應該往哪里去。在這兒我就想回到我們探討的儒商以后的出路問題?，F在出現的是世界性的失序，右翼勢力的興起、金融危機、民族沖突、生態危機在世界不同角落不斷上演。新教倫理已經不夠用了，它再用簡單的至善就是掙錢的理論，無法再往前走了。為什么？因為要掙錢就要競爭、要競爭就是狼性原則，這個東西在現代社會就被證明是有問題的。就是要看到啟蒙的惡果，啟蒙的負面性表現得無限充分。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人徹底墮落了。所有的人都是貪婪的，華爾街多么貪婪，當然中國的“土豪”也貪婪。普世價值被工具化、被神化。資本主義精神現在走到了一個困境，你的文化是不是唯一的？你是唯一的，你把全世界人類帶向深淵，此外，歷史是不是終結了？前途何在？所以，當西方中心論和歷史終結論被破除之后，是不是人類存在著一個需要證明的共同指向呢？
我覺得中國的“儒商”在這個時候提出來，就有責任價值了。在儒家理論、倫理里，要注入市場精神。市場，是一個競爭的概念，是一個開放的概念，它最能體現自由、平等、民主、正義。一定要有市場，沒有市場只有壟斷，那只有極權，什么都別想。
新時期的“儒商”已經由杜維明先生定義了，那么應該和能夠干些什么呢？我試想：
第一，在儒家理論框架下完成古典主義啟蒙任務。
我不認為啟蒙完成了，我也不認為我們必須打倒它。我們要承認，商人們過于恐懼和迷信權力，從心里并不承認和相信民主平等，在一個社會普遍尋租的時候，商人是受害者，又是受益者。然而，社會的代價是自由、民主、平等的喪失，社會就分成有錢的人和沒錢的人、有權的人和無權的人、有自由的人和喪失自由的人、高貴的人和低賤的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承認：古典主義啟蒙任務在中國的當下有必要推行。作為儒商來說，有責任跟這個社會共同建設一個正義的社會結構，避免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鐵籠現象”的繼續出現。那么商人要做到自身人格的維護。既然要講自由平等、民主正義，你不能有了錢了，變成土豪了，就官商勾結，不管平民百姓。在這個時候，先保持商人自身的人格尊嚴，離政治遠一點，離權力遠一點。這是在古典主義啟蒙當中商人自己首先應該體現的。
第二，進行反啟蒙的啟蒙清理。
我們對過去一定要進行清理。這啟蒙對不對？從主題上來說它是對的，它是人類共同的財富。但是，我們要反對啟蒙當中帶來的惡果的東西。反對理論工具化，警惕宏大敘事神話導致極權現象，從而讓市場蛻變為背書，要開始考慮誰被落下了，以及什么被讓渡了。從中國當下的現代性困境出發，我們有理由提出來的，我們也深受其害啊。物質這么發達，人的精神都分裂了。我們現在越來越富了，越來越不自由了。整個社會都在抱怨，互相罵，成當下時代的“時髦”了。為什么？人的心靈失落了，沒有地方可去了。那么儒商要做的就是擺脫新教倫理帶來的“叢林法則”。不是說你打贏了就是爺，競爭要有度。這個時候要和諧，跟自然要和諧，跟社會要和諧，跟你的競爭對手要和諧。所以，那種斷言，那種中國必須補課的啟蒙神話迷戀是要反對的。
第三，“與上帝和解”，開始儒家倫理為核心的歷史新啟蒙。
我們把上帝殺死了，我們覺得人了不起，什么都能干，突然發現人比上帝更壞，所以兩次世界大戰為什么都是從德國起來的？實際上，我們要看到，就是因為從尼采呼喚“超人”的出現，到海德格爾的“上帝”的等待，再到馬克斯·韋伯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合法性肯定，然后到熊彼特完成了資本主義經濟市場的強人——企業家精神的建立，企業家終于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以至于走向了反面，操縱市場，操縱社會，導致了一系列大的金融危機。這就是華爾街金融危機的根源，這就是啟蒙的惡果，這就是現代性困境。而且這種困境是無解的。如此下去，人類是沒有出路的。在這個時候我們要講“天人合一”，就是跟上帝和解。中國的儒家就是這樣。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回到“人”本身來，回到中國的儒家倫理體系來，我們希望最后的結局就是——人要詩意地棲居。儒商要培養自身的貴族氣質，回歸社會，謙卑自省，與大眾和解，最終跟上帝、天理和解。
第四，彰顯浪漫主義色彩推使儒家倫理為主導的新時代啟蒙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精神。
為什么叫浪漫主義？這是我最近研究的一個問題?，F代性、現代主義走到頭了，我們該怎么辦？我們回到一個東西，就是“我們的生活本來應該那樣美好的”，就是“浪漫主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要探討，儒家理論為主導的新時代啟蒙。這個當中啟蒙對人類精神應該歸到“仁義禮智信”。為什么？我們應該承認存在普世價值，但這個普世價值用什么樣的詞語來表達，用什么樣的文化來包容，我們可以探討。我認為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是能夠包容所有自由、公平、公正、民主這些含義的。所以應該回到一個“仁義禮智信”的人性的心靈的東西，“生活本該如此”，這是我們的理想國。
這個時候，儒商能夠擺脫“半人半獸”的角色。商人是人，但同時商人也是經濟動物，這是馬克思說過的。我們最后要涅槃，終成正果，到達彼岸。我們要從“半人半獸”回歸到儒商，從儒商擺脫這個困境。
另外，必須補充的是，在儒商的概念考古意義上，可以強調：儒商在肩負市場教化責任的同時，也要批判和反對儒學系統的原教旨主義，因為，極有可能在原教旨主義色彩下，儒家倫理首先被工具化。其實，這也是歷經幾千年儒學上升為儒教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大多數的歷史時期，儒學都被政治化，構成統治天下的法理系統核心了。其次，堅決反對儒家倫理的被神話。需要一種“祛魅”的歷史性清理，神話之下是尼采的“末人”，是“勞心者”用以教化“勞力者”的術。再者，一定要看到當下存在儒家倫理被世俗化的傾向。在儒學回歸的旗幟下，那種自覺或不自覺甚至是別有用心的以儒家的名義推動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思潮泛濫的人或行為，都對儒學系統、儒家倫理的回歸造成極大傷害，從而釀成歷史、民族悲劇。綜此，二十一世紀儒商階層的建立和出現實屬不易。但也許，恰恰是因為二十一世紀的儒商正好既擔承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場“英雄”角色，因而是國際的，指向未來的，又在儒家倫理回歸方面擔承現代性構建、普世性解釋的“中介”角色。因而，儒商在二十一世紀可能會是體現人類進步的希望所在，是那個終能到達彼岸的先行者。
當然，也希望這樣的儒商不要成為另一種神話。
結語
尼采在1882年2月19日給勃蘭兌斯的信中說：“您在‘現代性’觀念問題上所做的工作，使我得到了最樂于接受的恩惠。因為，說來也巧，今年冬天，我恰恰也正盤旋于這一最主要的價值問題之上。我像鳥一樣飛翔于高高的天際，盼望著能以盡可能非現代性的眼睛考察現代世界的一切。”這個“非現代性的眼睛”特別有意思。我現在在研究佛教。我曾在扎什倫布寺向我的老師請教，我說我們這個社會眼花繚亂，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佛經那么多年了，它不會改嗎？我的老師告訴我說，永遠不會改。突然我就明白了，確實存在一個永遠不變的世界的，但我們又生活在一個瞬息萬變的、波特萊爾所說的短暫的現代性的世界。尼采為什么說這句話？我認為，他是要回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也就要回到我們儒家理論的探討，就像圣經一樣，一個標準放在那兒，也是不變的。我們現在用不變的理論體系，用這個眼光，回頭看看我們這個世界到底是多么骯臟，多么惡心，那么明天應該是什么樣的？
在這個意義上，重歸傳統的儒家倫理體系，以非現代性的、非功利的歷史眼光來解釋考察現代世界、現代中國，可能會真的成為儒商在二十一世紀自覺或不自覺的神圣天職。
實際上，要一句總結的話，應該這樣說：儒商是具有儒家理論修養及天下情懷，同時具有市場創新精神的熊彼特意義上的二十一世紀企業家，是時代的精英，是社會的稀缺資源，對社會經濟發展文明推進具有典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