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向東 保育鈞曾先后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等職，目前的身份是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

他被認為是中國民營經濟的吹鼓手。他被調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的時間是1996年，時值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正式確定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基本目標。此后的十余年，中國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推動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與完善。這些是中國現代商業繁榮的前提和基礎。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中國從原來不足10萬戶的個體工商戶、鄉鎮企業，一步步發展到今天超過1000萬戶的民營企業。民營企業數量占據了中國企業的絕大多數，民間資本占全社會資本的比例超過60%。但是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仍面臨諸多障礙，雖然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仍然道阻且長。

保育鈞見證了這一變遷歷程，甚至在一些事件中，他就是當事人。他認為，中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需要觀念和政策的雙向改革，改革的當務之急是擺正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進一步激發商業和市場的活力。

今年年初，保育鈞在一次座談會上遇到了國資委的官員。他說，改革最應該改的就國資委。他呼吁中國應該進一步推動觀念的解放，國資和民資不應該對立，因為它們都是“新的公有制表現形式”。

11月5日，保育鈞接受了經濟觀察報的專訪。訪談中，他回顧了過去30多年間給中國帶來商業解放的標志性事件，也表達了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部署的下一步改革的期待，這既是考驗，也是轉機。

一步步松綁的30年

經濟觀察報：商業的解放離不開市場的變革，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給中國的市場環境帶來了怎樣的變化？

保育鈞：這次會議最大的突破是提出中國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此后，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央提出要引進資本。當時很多人聽到合資這個詞都嚇了一跳，但是鄧小平提出來，合資好，中國可以試試。所以1979年6月，中國出臺了《中外合資企業法》。緊跟著，引進了建國飯店、長城飯店、白天鵝飯店等合資項目。搞建國飯店的時候，我們還是按照筒子樓的設計，里面都沒有洗手間，外國人一看都笑了。我們只知道怎么干招待所，卻不知道怎么搞賓館。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不到20天，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請五個老工商業者在人民大會堂吃火鍋，這就是著名的“五老火鍋宴”。鄧小平對這些著名的老工商業者說，現在要搞經濟建設了，有人的，人要動起來；有錢的，錢要動起來。當時全國的工商業者都心花怒放，但是最初卻并沒人敢真正動起來，還是有點害怕。

當時榮毅仁最年輕，他提出他來辦，但是國家出錢。于是1979年下半年，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中信集團前身）辦起來了。國家給了他100個億。到了1980年之后，當時的天津市副市長王光英又搞了一個光大銀行。

這期間，中國有將近2000萬的下鄉知青紛紛回城，但找不到工作。后來，中央提出可以搞個體工商業。于是就出現了很多個體工商業主。此外，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也解放了農村的勞動力市場。

其中也有一些曲折。比如，1982年全國開始打擊投機倒把等經濟犯罪。當時溫州抓了“八大王”（五金大王胡金林、礦燈大王程步青、螺絲大王劉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舊貨大王王邁仟、目錄大王葉建華、線圈大王鄭祥青、電器大王鄭元忠），但到了1983年，在中央提出搞活農村流通的意見下，把“八大王”給放了。此后一直到1998年，“投機倒把”這項罪名才正式取消了。

后來，圍繞著農村、農業，中國一大批個體工商業者、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是當時都沒有想到的。到了1984年，農村的改革開始走向正軌。

經濟觀察報：對城市的改革是什么時候開始的？

保育鈞：1984年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標志著中國的改革開始從農村轉向城市，主要的做法是搞活國企，簡政放權，給國企松綁。以承包為特征的中國國有企業第一個改革浪潮開始出現。此后，中國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和教育體制改革，催生了一批民營科技企業，聯想、四通都是當時沖出圍墻的代表。

1988年，十三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開始進行價格改革，這就是價格“闖關”。之前中國實行的是價格雙軌制，在這種環境下，當時的商業經營，誰能搞到計劃內的商品，誰就能發財。所以，鄧小平提出，要并軌。

但是這次改革并不是太成功，價格改革的初期，引發了全國的物價飛漲。此后，中國再次開始搞治理整頓，改革出現了局部倒退。隨后的鄧小平南巡為今后的改革定了調子：中國改革的目標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經濟觀察報：這意味著改革的市場化方向更加明確，此后有哪些具體的改革措施？

保育鈞：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來，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深化對外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進一步改革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等。這標志著，中國的改革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軌道。

國企原來吃財政，后來吃銀行，到這時什么都吃不了了，必須要面對市場。當時還進行了一系列的財稅體制改革、匯率改革。這時，國企身上的矛盾就開始暴露了。國企改革開始提上議事日程，國企開始迎來關停并轉、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的大潮。伴隨著這股大潮，中國出現了大量民營企業家，民營企業得到空前發展。

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更進一步確立。

民營企業這幾年沒順當過

經濟觀察報：這之后，中國民營企業發展迎來了比較好的政策環境期，但是在落實層面呢？

保育鈞：2002年之后，黨的十六大對民營企業的提法和理論上已經有了一系列突破。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地發展國有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和支持民營經濟。二者要統一，不能對立，這是總的基本原則。第二，提出了市場經濟按勞分配和按市場要素分配相結合，解決財富分配的問題。此外，國家承認私營企業主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是社會主義的新的主要階層，還有保護私有財產權的確立。這是一系列的重大突破。

照理說，此后民營企業應該有一個重大發展。但是，民營企業在實際中碰到了“四難”：市場準入難、融資難、稅費重、權益保障難。所以后來就出臺了非公經濟36條，這個出來之后觸動了國企的利益。其實，在意識形態上，我們還沒有很好地看待國有資產和私有資產。國企改制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國有資產流失現象，加劇了這種擔憂和分化。

回過頭看，1992年到1997年是中國民營企業發展最快的幾年，這時候開始出現機關干部下海的情況。一直到2002年，這十年，整體上看是“國退民進”，因為國企自身矛盾和對新市場機制的不適應越來越凸顯，而大批的民營企業，在思想和體制解放的大背景下，發展得很快。

最近這些年來，國務院先后出臺過兩個鼓勵民營經濟的文件，都是很好的政策推進，但是由于各種限制，沒有很好地落實。民營企業發展，還存在很多的體制和政策障礙。

經濟觀察報：現在，民營企業的發展存在怎樣的機遇和困難？

保育鈞：短期看，中國經濟的增長還是要靠投資拉動?，F在有效的投資就是靠民營企業，靠政府投資和國有企業投資，不僅效率低下，而且難以為繼。所以，形勢逼迫著中國進一步改革市場環境，釋放民間資本的紅利。不靠民間投資，中國要實現到2020年兩個翻番的目標會很難。

從理論上和政策上講，現在民間投資的障礙基本上都不存在了。但現實中，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的發展有很多看不見的障礙，下一步要通過改革來消除這些障礙。

經濟觀察報：現在有很多種叫法，比如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公有制與混合所有制等。如果市場經濟是改革的目標，那該如何協調或處理這種截然不同的劃分標準？

保育鈞：民營企業其實是新時期的新的公有制。以公有制為主體沒有錯，但是如果看待民間資本還堅持過去的舊有觀念和思維，肯定不行。應該給公有制經濟新的定義和解釋。民間資本其實是社會資本，是新的公有制。

新一屆政府已經認識到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的重要性了，但是能不能在強大的利益集團面前取得突破，很考驗本屆政府。

經濟觀察報：你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有什么期待？

保育鈞：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李克強總理講，對于民營企業，國家不僅要相信，而且要依靠。“中國依靠民營企業”這種話，過去沒有人講過。

改革的阻力不會小。當前的財政、稅收、投資等問題，其實都是涉及到政府的改革。只有抓住這個主線，才能夠把握十八大三中全會的核心精神。才能夠進一步推動中國商業的解放，發展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