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新望 十八大報告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關鍵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今年三月份以來，李克強總理在多個場所強調“要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要壯士斷腕”。

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新一輪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行動方案》中著墨最多的是減少政府干預，釋放市場活力；9月26日，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中山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和新一輪的經濟改革》演講中勸告政府“不能以宏觀調控代替改革”；另一位老資格的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在7月15日的《解放日報》撰文《十八大后的中國改革》，呼吁盡快改變“強勢政府加海量投資”的經濟驅動模式，重啟改革。

種種跡象表明，重新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將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中之重，深水區的體制改革和利益調整將邁出實質性步伐。一些國外媒體將之稱為“斷腕工程”。

中國經濟改革的兩大基本問題是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機制和發展多種所有制混合經濟，前者解決資源配置，后者塑造微觀動力。經濟改革當中的其它問題，諸如轉變發展方式、國企改革、城鎮化、收入分配、資本市場等等，都是這兩大問題所衍生出來的。但這兩大問題歸根結底，是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在討論的是“計劃與市場”，曠日持久的討論截止于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及隨后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F任國家領導人當中有多位曾參與這場大討論，如1981年王岐山與朱嘉明、翁永曦等合著《關于我國經濟調整與改革若干階段問題的看法》，1991年李克強、李源潮與厲以寧、孟曉蘇等合著《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一些財經界的領導也是在那場討論中開始展露身手，如周小川、樓繼偉、劉鶴、陳錫文、郭樹清、吳曉靈、李劍閣等等。

應當說，現在討論的“政府與市場”與上世紀八十年代所討論的“計劃與市場”，思路是連貫的，理論上是相通的。只不過近十年來，經濟體制改革步伐有所放緩，一些關鍵領域改革甚至出現倒退，以至于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某些內容在執行中被落空。目前，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依然存在，市場力量被抑制，發展方式轉變步履維艱。

當然，今天我們討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比當年討論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更有意義，理論上也更為徹底。計劃與市場的討論還是把市場當作政府手上的工具，而現在，政府與市場是平等關系，市場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抬升。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一個普世性古老話題，也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亞當·斯密發現了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斯密論證，這只無形之手使“人人為我”最終變成了“我為人人”。他提出政府除了提供國防、治安、維持和執行合同這些最基本的公共職能以外不應該再過多干預經濟活動。

與看不見的手、無形之手相對應，經濟學家把政府這只手稱為“看得見的手”、“有形之手”。有形之手又有三種情況：無為之手，扶持之手，掠奪之手。

與斯密一樣，大多數經濟學家主張政府應當成為“無為之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曾指出一個現象：“政府的失敗既可能是由于它們做的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們做的太多”。許多時候，政府不能解決問題，它本身就是問題。無為之手與中國道家治國理念不謀而合，無為者，無違也。

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宏觀學派主張政府干預，這部分經濟學家提出“市場失靈”和“外部性”的概念，認為政府應充當“扶持之手”，調節供給、創造需求以克服疲軟、解決就業、改善居民收入。

然而，如果缺乏民主法治的約束，政府的“扶持之手”則可能變成“掠奪之手”，這一度成為蘇聯等國家的噩夢。時至今日，我國經濟領域出現的一些問題就與政府這只手與民爭利和權利尋租有密切關系。

越位、缺位、錯位是政府與市場兩者之間經常出現的情況。重新定位的意思就是：缺位的地方要補位，如公共服務；錯位的地方要正位，如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越位的地方要讓位，如放開準入、放棄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形象一點說，重新定位就是舉起“無為之手”，用好“扶持之手”，截斷“掠奪之手”。

壯士斷腕，體現了改革者的決心和勇氣。該斷不斷，必受其亂，斷掉該斷的，得到的將是制度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