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肯尼斯·羅格夫/文 或許投資者們已對每年一度，迄今已是第三年的美國年度債務上限僵局感到習以為常了。但隨著這場短期性滑稽劇演變為常態，出現長期性政府失能的風險也日漸凸顯——而聯邦政府的關閉恰好體現了這一點。

奧巴馬總統針對政治敲詐的抱怨是有道理的。美國國會不應把違約威脅——這堪稱對經濟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迫使對方讓步的常規手段。但不幸的是，由于奧巴馬已經有過在國會極端行為逼迫下做出讓步的歷史，有關債務上限的討論也因此變得不僅僅是一場短期政治斗爭了。

圍繞著美國政府債務上限的斗爭正逐漸演變成一場更深刻的總統與國會雙方憲法權力之爭。如果任其持續下去的話，這場斗爭將極大削弱政府在未來做出重大經濟決策的能力。

當然，這種政治上的禮樂崩壞并不是美國獨有的，所有國家都會存在某種程度上的政治失能，在這方面美國還得花上一些努力才能趕上（或者超越）意大利的政府癱瘓史。但如果國會繼續劫持美國經濟政策的話，這將會為經濟的長期繁榮蒙上陰影。

至少現在來說，世界其他地方都擁有幾乎無限的信心——這在極低的借款利率上體現了出來——認定美國有能力去收拾好自己內部的爛攤子。沒人能想象一個擁有如此多獨特經濟優勢的國家會冒這樣的風險，用自身導致的違約來傷害自己。

但這次情況有所不同。奧巴馬需要迫使其共和黨對手屈服，但卻無法確保后者會照辦。在過去屈服的是奧巴馬，因為他知道即便一場災難性的債務違約主要歸因于國會里的共和黨人，自己還可以在下一場選舉中承擔一些指責。如今沒有了連任壓力，奧巴馬會更傾向于冒更多風險，希望能維護好自己卸任后的經濟遺產。

那這筆遺產會是什么呢？盡管聯邦政府也做出過一些破壞性的魯莽決策，美國經濟依然展現出了強大的復原能力并看上去變得更為強勁。當然，奧巴馬也跟所有人一樣希望看到這一趨勢繼續延續下去。但不幸的是，一場美國債務違約，即便只是技術上的，也將產生一系列威脅經濟復蘇的不可預見后果。

大多數新聞報道都集中在負面預算扣押手段所導致的各類短期紊亂之上，但真正的風險其實更隱藏在更深層次。沒錯，即便出現了不必要的違約，美元依然會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原因只不過是還沒出現合適的替代貨幣而已——顯然不是當今的歐元。但就算美國保持了其儲備貨幣特權，美元的價值也會大打折扣。

發行全球儲備貨幣的特權為美國帶來的巨大的優勢，不但減少了美國政府支付的利息，還降低了美國人的所有利息支出。大多數統計都顯示這能為美國帶來每年超過1000億美元的好處。

19世紀的英國也曾享有這一“最高特權”——這是曾任法國戴高樂總統財政部長的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首先提出的。但隨著國外資本市場不斷發展，英國的大多數優勢都逐漸消失，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甚至幾乎不存在了。

同樣，這一切最終將發生在美元身上，尤其是在亞洲資本市場逐步發展深化之后。即便美元能長期占據最高地位，它的統治也無法保持強大。但一場不必要的債務違約將急劇加速這一進程，導致美國在未來幾十年內為公共和私人債務額外多支付幾千億美元。

諷刺的是，這場債務上限的斗爭并不是真的與債務有關。共和黨人在自己掌權時可不是債務鷹派。上一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及其副總統競選搭檔保羅·萊恩（Paul Ryan）在2012年競選中提出的減稅和增加軍費綱領就將在未來十年內為美國增加數萬億債務。而這場債務上限的爭論其實是與政府的規模及管理權限有關。

美國無疑要為不斷攀升的公共負債——以及火上澆油的持續增加的養老金和醫療衛生支出——感到擔心。盡管那毫無根據的政治說辭聲稱高債務有助于長期增長，但學術研究依然一面倒地駁斥了這一說法。

當然，美國人同時也應當對留給子孫后代的教育和基礎設施——更別提自然環境——感到擔憂。但最重要的是他們要留下一個公民政治決策的遺產。而這個有效政府的必要特質如今正在搖搖欲墜了。

（作者系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現為哈佛大學經濟與公共政策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