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沈聯濤 肖耿/文 新制度經濟學之父羅納德·科斯（Ronald H. Coase）逝世了。這對于探索有效框架以理解中國正在發生經濟轉型的中國經濟學家來說，這是一個重大損失。隨著中國不斷邁向高收入水平，科斯的遺產將十分關鍵——即他關于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在塑造市場和推動經濟發展方面作用與見解。

科斯以其兩篇開創性的論文改變了經濟學家關于制度對經濟影響的看法。他1937年寫的《企業的性質》一文將交易成本的概念引入了對企業結構、功能和邊界的討論。1960年他撰寫《社會成本問題》，指出政府可以通過明晰產權來治理經濟活動的負外部性，如交通擁堵及污染。

晚年的科斯關注點轉移到資本主義和市場制度在中國的興起與形成。在科斯看來，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開始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與企業共同塑造的制度演進試驗。

這一制度演進正是一組中國學者（包括我們）去年發起的一項佛山案例研究的核心。佛山臨近廣州，位于珠三角中心，人口700萬。我們發現，佛山很可能是檢驗科斯觀點的一個理想案例。

佛山毗鄰香港，并借助這一優勢穩固地嵌入全球供應鏈中——驅動其名義GDP的快速增長，從1978年的約13億人民幣增加到去年的6709億人民幣。私營部門貢獻了佛山GDP的60%以上，主要生產家用電器、機械設備、建筑材料、紡織品和食品。佛山擁有世界最大的燈具和家具批發市場，并出口到世界各地。

根據中國社科院的研究，佛山是中國最具競爭力的地級市，在全國所有城市競爭力排行榜中位居第八（包括直轄市及省會城市等）。這一成績部分要歸功于佛山地方政府在市、鎮、區等各層級進行的制度創新。這些創新使佛山從1979年之前市場幾乎消失的狀態快速成長而進入了城市化、工業化和全球化的軌道。

佛山的發展為中國如今面臨的核心挑戰提供了重要思路：如何將基于制造業的低附加值經濟轉變為由創新推動的高附加值經濟。盡管此前的發展模式帶來了前30年的成功（從GDP增長的角度），但也產生了大量風險和失衡，包括環境惡化、社會不平等、債務過度、工業產能過剩和國有部門臃腫等。佛山的經驗表明，城市可以在糾正這些失衡、推動中國經濟轉型方面起到關鍵作用。

傳統上，中國的城市是環繞城墻的集市及鄉土社會的權力中心。事實上，“城市”這個詞由“城”和“市”兩個字構成，不愧為一個貼切的詞組。如今，“城市”體現著政府主導為建立強大市場而采取的集體行為（城）與私營部門在城市內和城市間為盈利而競爭的個體行為（市）這兩個層面的活動及其互動。

從硬件基礎設施角度看，中國最有活力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和佛山，已可以與巴黎和芝加哥等西方大都市媲美。但因缺乏管理“硬件”所需的“軟件”，其硬件的效率難以充分發揮。在科斯看來，這里的軟件就是有效的產權基礎設施（支持高效、公平和創新性市場所需要的法律、程序和行政管理能力）。

市場的全球化所導致的消費者生活方式和偏好及勞動生產力的趨同使世界主要城市能夠為全球市場進行專業化生產。但是，由于政治、社會和經濟體制的地區差異——這些差異通常體現在本土歷史和文化的特殊性中——市民行為及態度仍存在很大區別。在存在差異的情況下如何確保市場平穩運行的責任落到了政府頭上。換言之，市場是全球網絡，需要本土化的城市作為樞紐；而城市則需要政府來協調全球化的供應鏈及有效提供市場運行所需的公共產品。

中國經濟的高增長過程包括了至少四大供應鏈的重建：全球制造供應鏈（主要由私營部門運作）、基礎設施供應鏈（主要由國有企業運作）、金融供應鏈（主要由國有銀行組成）以及政府服務供應鏈。佛山這樣的城市正是從這些供應鏈網絡之間的有效協調中受益及成長起來的。但還有第五個重要的供應鏈——人才供應鏈——在中國仍處于被忽視的狀態。佛山的經驗表明， 除非吸引到最優秀的人才，城市無法發揮它們的潛力。

根據科斯的思路，對中國發展的分析需要聚焦在本土思維的政府與全球思維的市場之間的復雜互動。一個重要的教訓是，與單純的自由市場思想相反，減少政府并非意味著增加市場。擴張的市場恰恰需要強有力的政府，但政府的目標應更明確，例如，著重于發展產權基礎設施、投資及培育人才市場、并實施可支持高質量增長秩序的宏觀經濟政策等。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至今都還沒有充分揭示如何同時實現高效GDP增長、包容性社會和生態可持續性。如果中國能夠有效利用科斯的制度經濟學思路來構建有效的經濟、社會、生態發展框架及秩序，將有望實現這三者之間的重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