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一詞最早出現在《左傳·宣公十二年》，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而《辭?！分袑τ?ldquo;民生”的解釋是“人民的生計”，即人們生活來源問題。在當前的中國，民生的內涵有了更多的內容，除了一般意義的生活保障，更體現出人們對共同發展和社會公平的訴求。
基 于對民生問題的研究以及長期實踐，我們看到，一些創新的解決方案正在實際的改變人們的生活。其中，既有基于對具體問題深刻理解的創新思想，也有整合資源、 社會化運作的創新案例；既有政府主導的制度設計，也有商業力量推動的模式創新和技術創新。這些有意義的創新，正在為更好的滿足來自于民生問題的需求和挑戰 提供借鑒。
國務院參事湯敏說，介于政府直接做和商業通過賺錢做之間的公共服務，中國社會有巨大的市場，教育、衛生、養老、環保等社會問題，都可以用非盈利的方式、通過社會創新來解決。中國需要創新，需要在社會領域里的一場革命，而這種革命，需要社會組織勇于探索。
從本期開始，《經濟觀察報》和飛利浦（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聯合推出“民生對話”系列訪談，在醫療、教育、養老、城鎮化、可持續發展等方面，邀請在各個領域探索創新的參與者，展開對話，啟迪思考。我們希望這些有意義的創新，能夠為這些民生問題提供鏡鑒。
——編者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宋馥李 實習生 李浩杰 2013年前夕，中國的新任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走進了河北省阜平縣駱駝灣村唐榮斌的家。在這個即將跨入新年的特殊時刻，習近平在唐家的炕頭上提出疑問：一年下來有多少收入？糧食夠不夠吃？過冬的棉被有沒有？取暖的煤炭夠不夠？
對于駱駝灣村的村民來說，北京距離很近，但其繁華和現代，卻與這里的落后恍如隔世。村民們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拿到些補助款，衣食無憂，不再為買糧發愁。
當北京的現代化和山區農村的貧困日益拉大，扶貧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按照農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純收入2300元的標準，中國尚有1.28億貧困人口，這是橫亙在中國城鄉之間的一道巨大鴻溝。
2011年，中國制定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和面向未來十年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如何讓這些人口盡快脫貧，成為一項高度的政治責任。這些連片特困地區，地處邊遠地帶，生存和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但發展問題凸顯，多為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
從自然地理條件來看，這些貧困地區包括青藏高原、沙漠化地區、黃土高原和西南大石山區，自然條件惡劣。到2020年，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的目標，仍十分艱巨。近十年來，對于大多數國家級貧困縣來說，扶貧款逐年增加，貧困面貌卻沒有根本性變化。單個縣幾十萬的貧困人口，按照貧困縣到貧困鄉，再到貧困村，再到貧困戶，層層分解之后，即使是上千萬的資金，到最后也都撒了胡椒面兒，形不成產業規模，今年扶了，明年還得扶。
對于駱駝灣村這樣的村莊，至阜平縣，乃至集中連片的貧困區，貧困程度極深，沒有產業支撐，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公共服務缺失，要真正找到擺脫貧困的道路，需要全方位進行扶貧開發的探索，尋求對癥的社會創新。
而社會創新，正是中國社會的短板。在社會實踐中，通過有意義的創新，給那些真正滿足實際需求的項目以可持續的支持，有待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民眾的共同參與和探索。
層出不窮的商業創新使整個社會的財富持續增加，人類的福祉也隨之增長。然而，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盡管地球上的財富一直以加速度增長，但一直困擾著人類的那些基本問題——貧困、疾病、劣質教育等等——并沒有隨財富的增加而減輕。經濟繁榮的陽光并不能照遍每個社會的角落。
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社會創新亟需趕上來。國務院參事湯敏說，介于政府直接做和商業通過賺錢做之間的公共服務，中國社會有巨大的市場，教育、衛生、養老、環保等社會問題，都可以用非盈利的方式、通過創新來解決。中國需要社會創新，需要在社會領域里的一場革命，而這種革命，需要社會組織勇于探索。
青海玉樹地震后，中國扶貧基金會在玉樹開展了以解決震區災民生計，尋求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等一系列扶貧模式的探索。近日，記者專訪了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他的經驗和思考既包含了豐富的實踐工作之后的反思和創新，也是對問題深入洞察后的系統性安排。解決貧困問題，不是簡單的贈與或者社會關懷，也不是粗放式的資源調配和政策傾斜，而是以共同發展為終極目的的系統性改善。真正解決貧困的挑戰，最有意義的不是短期的改善，而是通過創新讓更先進的系統得以導入和持續運轉。
拾遺補缺
經濟觀察報：中國扶貧基金會作為一個公益組織，做扶貧模式的探索和創新，對全社會來說，探索的意義是什么？
劉文奎：我剛進入中國扶貧基金會工作的時候，一個詞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叫做拾遺補缺。拾誰的遺補誰的缺呢？當時主要是指政府，一些政府沒顧得過來的、不方便做的、沒有經驗做的，由民間組織或者社會組織通過探索創新，來幫政府做，這是我最初對中國扶貧基金會定位的認識。
后來，隨著對扶貧基金會了解的增多，我覺得作為民間組織，它的優勢就在于靈活性。我們的社會有很多問題，解決一個問題有很多種方法，到底哪種方法最有效？得有一個不斷實踐、試錯、積累經驗的過程。這個過程誰來做呢？政府來做的話，因為必須兼顧公平，政策的覆蓋面大，帶來的實驗成本更高。但是基金會是社會組織，有這樣的便利，只要和捐贈人商量好了，朝著一個方向嘗試，一旦方法成功了，就在解決這個社會問題上做了貢獻。
所以，在一定的探索實踐基礎上，找到真正有效的辦法，然后進行推廣，這是我們社會組織的價值所在。
經濟觀察報：就扶貧工作來說，我們的探索，怎樣與政府部門的扶貧工作結合？
劉文奎：就扶貧問題來說，政府希望解決，社會公眾和企業也希望去解決。而我們的作用，就是可以將這幾部分的資源進行整合。要整合的話，必須先有共識，就是你通過什么方式去做，把這個方式拿出來，提出解決方案，得到了各方的認可，那這個時候，政府的資源可以投進來，企業的資源可以投進來，甚至學界的力量、公眾的力量也都可以投進來，這樣一來，問題就可以解決。
比如，玉樹地震的災后重建，是一個需要各方共同討論的工作。光靠我們自己也不夠，所以我們參與的重建工作，也要納入到青海省的整體規劃中，在這個的框架下發揮我們的特長。我們在模式上的創新，方法上的實驗，就結合起來了。
扶貧漏斗
經濟觀察報：扶貧模式的探索，最早開始于什么時候，動因是什么？
劉文奎：基金會的探索到今年已經有10年了，基金會在2004年的時候，開始進行嘗試。主要是通過把村民組織起來，組成合作社，發揮他們的能動性，在外來資源援助的情況下，把資源利用的更有效率，更有可持續性。
如果從這種探索的動因來說，就更早了。中國扶貧基金會是1989年成立的，當我們做到2003年的時候，發現一個現象，我們稱之為“扶貧漏斗”。你知道農村用的磨盤吧？磨米或者磨面的時候，上面有一個漏斗，谷粒要漏到磨孔里面，然后磨碎它，但漏斗不能放太多糧食，太多了就互相擠住漏不下去了，每次必須少放點。“扶貧漏斗”就很像這盤磨。我們做了很多年的扶貧，也做了很多的項目，發現只解決了一點點問題，很多年后再去那個村，發現沒什么根本變化。你雖然做了很多，但每次都是一點點零散著做的，就跟那個漏斗一樣，每次放一點就漏下去了，看不到明顯效果。
我們也在反思，到底怎么扶貧才能見效？能不能真正幫人家脫貧？反思的結論就是：能不能給漏斗加個底，我們別每次做一點兒了，能不能集中優勢資源，同時做幾個項目，真正讓一個地方改變面貌。
經濟觀察報：對扶貧模式的探索，扶貧基金會經歷了一個怎樣的探索過程？其中的經驗和教訓各是什么？
劉文奎：2004年，在貴州大涼山，我們開始做社區綜合發展項目，從原來的單一一個項目，變為同時推進幾個項目，比如教育、衛生、計生項目，那是我們最早的探索。
到2008年的時候，扶貧就看得見效果了，項目試點的地方，村民的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但我們又發現一個問題：貧困人群參與度不夠。因為什么都是我們外來人去做，他們就被動參與。等項目結束，我們走了，那些項目的效果就打了折扣，沒有可持續性。
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有企業愿意支持我們，我們得以在以往的基礎上繼續探索。這時，我們經過前幾年的反思，認為應該把農民的主體性發揮出來，建立可持續經營的組織。所以在四川，我們引入外來能人搞產業，讓當地村民都參與進來。這個效果比以前好多了，村民的積極性更強了。但還有問題，就是當地人的主導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我們引進的外來的能人，有的水土不服，一些項目，沒有得到預定的收入。
2010年玉樹地震，結合玉樹地震的災后重建，我們又有機會做進一步地探索，把原來的問題規避掉。這一次，我們進一步修整了項目模式，強調要充分發揮農民的主動性，同樣建立合作社，但是要讓他們自己選項目，自己經營，沒有“能人”，就在經營中培養能人，這就是我們在玉樹做的四個生計類項目。
經濟觀察報：現在來看，這樣的探索是否成熟了，能否大范圍推廣？
劉文奎：從2004年到2013年，可以說這個模式逐漸成形。但是在玉樹這個項目完成后，我們覺得還是有不足，雖然總體上已經達到預期目標，以合作社為主體的投資項目都穩定盈利，村民得到了實惠，大家的能力得到提升，但村民們得到的收益是不均衡的。另外，在關注經濟收入的同時，還要關注環境、關注文化、關注村民能力建設。
所以此次雅安地震災后重建，我們總結近十年的探索，提出美麗鄉村計劃。不僅要解決漏斗問題，要給他足夠的資源，建立村民的組織，經營過程中要讓所有的人受益，避免貧富差距擴大。作為村民組織的合作社，除了做經濟組織，還要做社會組織，要對村莊做整體規劃，不僅要生活富裕，村容環境也要美，最終實現收入能夠增加，村民的素質越來越高，文化生活越來越豐富。
經濟觀察報：將捐贈善款用于扶貧模式的探索，捐贈企業是否能理解和支持？中國扶貧基金會如何做這樣的溝通工作？
劉文奎：在2004年，我們開始探索的時候，要說服一些企業把善款用于探索并不容易，對這個認識的轉化是相當長的過程。對善款的使用，企業更認可把錢用來買食品、買書本，解決實實在在的生活和文化需求。
像這種對扶貧模式的探索。第一，有的企業聽不明白，也不想花心思來琢磨；第二，聽明白了也不愿意支持，因為畢竟有風險。所以，我們做最開始的社區綜合發展項目時，沒有找到愿意捐贈的企業，是和國際組織合作的，德國米索爾基金會提供了資金，支持我們做這個嘗試。第二個探索階段，也是談了好多的捐贈企業，最后只有外資企業諾基亞愿意支持我們。
等到第三個階段，這時的探索已經有了初步的經驗，我們才有了和本土企業加多寶在玉樹的大規模合作，加多寶很支持我們的創新，但項目探索仍然是有風險的，這就需要我們和加多寶溝通。我們需要講清楚，項目有可能很漂亮，也有可能失敗。有了充分的信任之后，即使是失敗了，企業才不會認為是因為你腐敗而失敗，而是因為經驗不足或條件不成熟而失敗。那么這樣的失敗也是有價值的，會為未來的成功鋪墊道路。
經濟觀察報：扶貧項目的探索，你覺得最主要的經驗是什么？
劉文奎：這個項目最大的產出，就是村民自立了，有了自己的組織，學會了合作經營。為什么一定要將他們組織起來？你看，社會的巨大財富，都是企業經營的，它的基本原理就是現代企業制度。
通過股份制，產權和經營權分離，這是現代企業制度最核心的東西。農民如果不通過合作的方法，誰也不會把自己的資產拿出來交給別人經營，農民始終是各自經營，一盤散沙，形成不了規模，不能享受社會分工帶來的好處，這是農村貧困、農民貧困的最本質原因。
所以，我們把合作社引進去，其實是把現代企業制度引入進去，讓所有的農民都有股份，讓最有能力的人去經營，有了收益分給大家，通過這個機制，把分散的資源集中起來，把最好的資源整合起來，讓農民學會合作經營，這才是最大最重要的經驗。
理念倡導
經濟觀察報：這十年的探索下來，我能體會到，這個過程也伴隨著企業和社會公眾對扶貧事業以及公益事業的認識的轉變。你怎么看這種轉變？扶貧基金會如何引導這種轉變？
劉文奎：實際上，對公益理念的傳播，是非常重要的一塊。讓公眾認識到社會需要更多的人參與公益，不僅僅是公益資金的問題，還有一個社會風氣和氛圍的問題。當大家都來參與，都不把別人的事當成和自己沒關系的時候，這個社會的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在推廣“人人可公益”的理念時，我們和銀行合作，開展月捐，降低捐贈門檻，你每個月捐10塊、100塊都行，讓更多的人能夠參與進來。包括我們推出的愛心包裹，跟郵局合作，在遍布城鄉的郵政網點，人們可以很容易很便捷地參與公益捐贈。
這其中還包括我們去年在“國際消除貧困日”之前，搞的“體驗六塊三”行動。這些活動，本質上不都是為了籌款，而是公益理念的倡導。什么是“六塊三”行動，根據國家對貧困設定的標準，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塊錢就是貧困人口。對很多人來說，貧困的概念很抽象，那我們就試圖具體化，用2300元人民幣除以365天，這就是我們貧困人口一天的開銷，那么你來體驗一下，用6.3元的消費過一天。理念的推廣本身也需要創新，那么通過這樣的活動，對于參與的人來說，體會是非常深刻的。
經濟觀察報：我注意到，中國扶貧基金會的國際化探索，對于中國人來說，仍然是一個嶄新的領域，我們國際化的初衷是什么？
劉文奎：說到國際化，這也是我們深感有壓力的地方。因為很多人罵我們，說國內還有那么多窮人，你去非洲做什么公益。這個理念必須扭轉，不能太小家子氣。
20年前的時候，中國也很窮，那時有很多國家的公益組織來幫助我們，并不是說人家那里沒有窮人了，人家也有窮人、也有流浪漢，你能說他們不應該來？中國現在的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不能只從自己利益考慮，這不符合我們的國際地位，你能說因為我們還有窮人，所以誰都不能管？
所以，我們試圖做這樣的理念倡導，我覺得媒體也應該做。我們不能老抱怨我們的企業在外投資老是碰壁，不能抱怨中國的游客在外面老是遭白眼。你應該問問，樹立我們的良好形象，我們做了什么？不僅國家應該有這個意識，我們的公民也應該有這個意識。那么，中國扶貧基金會有意識做國際化探索，把公益事業做到全世界，大家應該呵護和鼓勵。
在國際化的道路上，扶貧基金會可能提出來最早，也建立了專門的機構來探索，包括怎么做、在哪兒做、資金怎么籌集等一系列問題。這就是很大的探索，雖然現在還沒摸出路子，但我們還在探索?，F在，扶貧基金會在蘇丹有落地的項目，在其他的國家也在研究，因為缺乏資金，暫時還難以開展。接下來，我們會做一些關注饑餓的項目，因為你只要去非洲看了之后，就會覺得真的應該去做，這些關系著生命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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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利浦資助的校辦養豬場：
臨近中緬邊境的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縣，很多家庭以種植橡膠樹為生，生活習慣是每天兩餐。2002年，飛利浦捐資興建了翁嘎科鄉班弄村的希望小學。
不過，在2010年的一次學?；卦L活動中，飛利浦企業社會責任的工作人員發現，學校里住家的孩子因為上學早，普遍沒有早飯吃，而住校的孩子，則因為學校還沒有校餐補貼，同樣沒有早飯可吃，孩子們普遍在饑腸轆轆中上課，到上午三四節課時，便無心聽課。
觸動于這樣的現實。飛利浦以“讓孩子吃上早餐”為目標，發起一次社會創新。他們希望，通過校辦養豬場這種社會企業運營的形式賺來的錢，來補貼孩子們的早餐費用，從而改善當地孩子貧血和身材矮小的現狀。
2011年，在飛利浦的資金幫扶下，校辦養豬場應運而生。作為項目執行方，國際非盈利機構“互滿愛人與人”在經過一年多項目評估、前期采購、技術培訓后，項目在2013年9月開始贏利。每頭母豬每年產仔兩次，每次平均成活8只，小豬養兩個月后賣出，平均價格450元。每月除去人工工資和飼料等成本，大約每月可以結余3300元給在校的孩子們購買雞蛋，剛好滿足全校學生在校期間的需求。
比起飛利浦企業社會責任的其他項目，班弄小學的養豬場雖然項目投入并不是最大，卻是從輸血到造血的根本轉變，且對周邊村民的經濟、生活有帶動作用，這種方式對于改善當地小學生營養，進而改變當地的貧困面貌等長期存在的問題，將更有效果。
甘達運輸隊：
玉樹地震的傷痛過后，位于震中玉樹州結古鎮附近的甘達村，面臨著重建家園、尋找生計的雙重困難。許多遷入新居的藏民，面臨著生計上的困難，如何穩定地就業和維持生活，仍是艱巨的挑戰。2010年，甘達村被選為建設性扶貧的試點村，中國扶貧基金會在這里進行產業扶貧試點。
在甘達村等試點村，捐贈款并沒有發放到村民手中，受捐贈的村莊需要先成立獨立于村委會的合作社，用該款項統一投資某一產業。受捐贈的村民們并沒有拿到錢，而是拿到了這筆錢的股權。這筆錢要做什么？則要由村民選舉出來的合作社理事會，根據自己村的特點，應地制宜進行討論和決定。
甘達村最終選定了購買卡車，成立運輸隊。中國扶貧基金會始終堅持讓村民們參與其中，自主決定、自主經營，通過發揮自身技能獲得收入。中國扶貧基金會對產業項目只擁有建議權，唯一的否決權是：運輸隊不能擅自將車輛賣掉，拋棄這種股份制經營方式。
2011年3月，運輸隊正式投入運營。此時，玉樹地震三年重建正值高潮，運輸隊在此時進入市場，很快便實現了效益，甘達運輸隊當年就實現了盈利，為村民們分了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