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陳杰人/文 據《新京報》報道，針對浙江律師吳有水等14人希望公布全國31省份社會撫養費收支預算信息的要求，國家審計署9月2日在其管網發文稱：對社會撫養費的關注度不夠，近年未組織過全面審計，也未能全面掌握這些資金的底數以及相關惠民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

對于審計署的這個態度，筆者認為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又有需要批評的一面。社會扶養費來自于對超生者的處罰，且數額巨大，作為公共資金的“看護者”，審計署居然“未組織過全面審計”，這實在說不過去，嚴格地講是一種失職；不過，審計署對公民的信息公開申請并沒有采取回避的態度，而是坦陳實情，這個誠實的態度是積極的一步，我相信隨著公民和媒體的進一步追問，審計署應該會啟動全面的專項審計。

現在的問題是，在審計署那里是一筆“糊涂賬”的社會扶養費，到底糊涂在哪些方面？我們稍作分析，興許或窺見這筆糊涂賬背后的一些端倪和真相。

根據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41條的規定，違反規定生育的，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扶養費，而繳費的標準則由各省區市的地方法規規定。從全國的情況來看，各地對違反計劃生育的人員，包括符合生育條件但未辦理生育證的，以及不符合生育條件而生育的（俗稱超生），都規定了征收社會扶養費的標準，這些標準每個省不完全一致但大體類似，比如，對于超生一個孩子的，遼寧規定按照夫妻所在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10倍征收；湖南規定按照超生夫妻雙方的上年度人均純收入的2～6倍征收（亦即一個人的4～12倍征收）；內蒙古規定按照夫妻雙方收入的2～5倍征收。

筆者不止一次和多地的鄉鎮干部交流過，在湖南的農村地區，超生一個通常實際征收2～5萬元，在內蒙，通常實際征收1～3萬元，在北京，則超過8萬元。湖南某鄉鎮的書記告訴我，全年下來，該鎮大約能征收150萬元，好的年份可達到200萬元。按照湖南的行政區劃數目計算，該省每年大約征收25億元左右，考慮到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我估計全國每年征收社會扶養費約為350～500億元（該數目屬于經驗性推測，沒有實際統計依據，如不夠準確，歡迎權威部門分省市區公布實際數字，但本人謝絕以此為由定“尋釁滋事罪”）。

按照立法的原意和目的，社會扶養費的性質，本意是對于那些未按計劃出生的人口，占用了社會資源，因此需要補交社會扶養費，那么，這筆費用應該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說白了，應當用于公民的生活和撫養，比如養老支出、人口服務、資源補償，等等。但實際情況是，至少在部分省區市，社會扶養費已經成為鄉鎮級政府最重要的“預算外財源”，因為鄉鎮政府的人頭經費都是財政預先確定，工資直接打到卡里，而鄉鎮沒有稅收權，現在也無法向農民收取費用，該級政府的其他開支，包括公款吃喝、干部獎金、各類補貼等，大多在社會扶養費中列支。所以說白了，對于很多鄉鎮政府而言，社會扶養費的最終用途，不是撫養民眾，而是“撫養基層干部”。

還有一個問題是，對于稅收、財政資金，審計部門、紀檢監察部門盯得緊，監督嚴，對于其他的財政轉移支付資金，審計也把關較多。唯獨對于這筆社會扶養費，政府系統內部都明白其性質，知道它是很多鄉鎮政府的唯一額外財源，所以睜只眼閉只眼，懶得去較真。事實上，如果真的對這筆錢的用途和使用詳細情況認真審計，我敢打賭問題一定最多。

從這個意義上看，社會扶養費，無論其實際用途還是實際數字，其實并不是真正的糊涂賬，關鍵問題還在于政府是不是較真，是不是原意揭開這個鍋蓋。筆者希望，既然社會扶養費的立法目的是提高社會撫養能力，平衡社會資源的占比，那么，還是應該讓這筆錢用于它應該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