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
(美)托尼·朱特
林驤華 譯
商務印書館
嚴杰夫/文
2009年,重病中的托尼·朱特在紐約大學做了一場艱難的演講。國內引進的首部朱特作品——《責任的重負》的譯者章樂天提到這場演講時說,演講的主題沒有離開過“失敗”:“社會民主的失敗,民族和解的失敗,歐洲和北美互相理解的失敗,最終是人類翻過現代史這一頁的努力的失敗”。陷在對新世紀滿滿失望之情中的朱特,最后留下一個驚人的判斷:“我們生活在一個以往的年代。”而這句判斷成為朱特晚年作品《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的最好注腳。
《重估價值》里包含了朱特于1994年到2006年寫就的20多篇評論文章,這些評論文章涉及的議題包含了公共知識分子、戰后歐洲社會的變化、以色列以及中東問題、美國的外交政策,甚至于經濟全球化。從內容上來看,《重估價值》里探討的問題似乎不過是《戰后歐洲史》的余韻,但細讀之下,我們會發覺朱特在前者中做出的思想貢獻,顯然不亞于后者。
相對于《戰后歐洲史》立足于歷史的敘事而言,《重估價值》盡管也是對過去作出的反思,但它的立足點分明是當下。在這20多篇文章里,無論是在紀念戰后歐洲所存在的那個“知識分子國度”,還是在反思法國、英國、 比利時、羅馬尼亞和以色列這些歐洲國家的轉型失敗,甚或于評判美國近半個世紀內作出的各種昏謬的外交決策,朱特都是在回答開頭提到的那個問題:盡管身處和 平年代,為什么當下我們的世界卻沒有能夠變得更好,而是在反復地淪于失敗。朱特認為,這種失敗的根源正在于,走出了20世紀的人們,過于急著將20世紀丟棄,急著將“它的各種爭端、各種理論教條、各種理想、各種恐懼在記憶里悄悄地抹去”。人們相信,“我們從過去所學到的一切就是不要再重復它,更加不會信奉 冷戰時代共產主義的過時制度及其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外表。”
看著這一切的朱特,終于不得不提醒我們重估20世紀,去反思那些被遺忘掉的人和思想,去拾回在泥沙俱下的時代里被錯誤扔掉的那些觀念和責任,去正視那些已經犯下的錯誤、走錯的路。在朱特看來,在20世紀最后的30年中,起碼有兩個現象是值得思考和重視的:一個是知識分子群體的消失,一個是國家的 作用逐漸受到質疑。
在《重估價值》里,朱特花了兩章的篇幅來評價20世紀的10位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中,馬內·斯帕勃和阿瑟·凱斯特勒已經只被很少一部分人記得;而普萊里·萊維盡管還擁有廣大的讀者,“卻不是以他希望的方式”;即使是還算大名鼎鼎的阿倫特和加繆,恐怕也沒有多少人能夠真正理解他們的思想。之所 以不斷地提起這些知識分子,朱特并不是想要沉湎于對20世紀“文人共和國”的懷念之中,而是想帶領我們去重新認識和評判這些知識分子的精神遺產。
更重要的是,托尼·朱特的個人經歷與這些知識分子大多相似,甚至可以說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早年都投身于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服膺于社會主義理 論給他們構建的愿景。但隨著理想的幻滅,他們又紛紛退出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運動,轉向社會民主派的立場。因此,只有朱特最清楚他們曾經為何被馬克思主義感 動,此后又為何在思想上發生了巨大的轉向。然而,冷戰的結束,共產主義運動的衰落,這些左翼知識分子及他們的思想被一同拋棄到歷史的角落中。所以,朱特明白,人們由此錯過的將不僅是這些天才知識分子的思想遺產,更是錯過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給予真正反思的機會。人們普遍低估了其中的魅力,這種魅力恰恰正是我 們這個時代里的理論和思想最缺乏的。
同樣,隨著冷戰的結束,國家的作用和價值也越來越受到質疑。誠然,在上個世紀,國家帶給人們的記憶并不太愉快,30年代的法西斯、東歐的紅色專政,都讓人們覺得“國家對于人來說是太過分了”。這種質疑,不僅開始讓人們對國家懷有一種警惕,而且連同20世紀“福利國家”的理念和實踐也遭到了廣泛的質疑。
作為一個堅定的“左翼知識分子”,朱特當然堅持國家在公眾生活中必須要擔當必要的責任,為此,在《鄉土式微》一書中,朱特就曾呼吁左翼為此發聲,尤其是要肯定國家在社會福利和公共建設方面的作用。在這些領域里,朱特認為,國家并不是做得太多而是根本不夠。所以,在20世紀的福利國家與社會民主 主義一樣,被當作是“社會主義的舊東西”一樣被拋棄的時候,朱特提醒我們,福利國家事實上產生于20世紀跨黨派的共識,是被有意識地設計出來的。朱特承 認,福利國家在對增長和效率方面會產生障礙,卻也指出,它也滿足了人們對安全與穩定的普遍渴望。所以,當下的我們不應將它們拋棄,而是應該重新思考,“是 什么導致福利國家的產生,我們自己又為何沿襲了這種制度。”如今拋棄福利國家的惡果,已經在一些西方國家慢慢顯現?!吨毓纼r值》里,朱特在談到托尼·布萊爾的英國政策,以及羅馬尼亞的轉型時,都指出了它們在完全拋棄思考國家后,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陷入的迷惘和混亂。
在《重估價值》中其他主題的文章里,我們同樣能夠從朱特敏銳的觀察和犀利的批評中獲益良多。這些文章包括對以色列、美國政策制定者的批判,也包括對經濟全球化的反思。尤其是在以色列問題上,身為猶太人的朱特毫不掩飾對以色列執政者的批評,在他看來,建國已經超過50年的以色列卻仍然像一個長不大的孩子。這樣的態度自然與朱特早已厭倦猶太復國運動有關,也同他長期以來保持著獨立觀察的態度有關。朱特認為,已經在特定領域擁有公信力的知識分子,在參 與公共話題時,應從更廣泛人群的利益出發,不然,政客和專欄作家都可以宣稱是知識分子了。
正是這種獨立的態度,讓朱特一直以來都在冷眼旁觀我們這個時代。在《鄉土式微》的前言“我們的生活怎么了?”中,朱特提到,“我們已經進入一個 不安全的時代:經濟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看上去一直保持著孤獨狀態的朱特,卻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這個時代所罹患的疾病。所以,他振聾發聵地告訴我們,把視線稍稍轉回到我們身后,重新看待20世紀的那些人、那些事。只有這樣,我們當今面臨的那些困境和問題:經濟失衡、貧富差距、社群分裂、恐 怖主義……恐怕才有希望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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