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湛眉/文 雖然法國的軟實力在世界上有目共睹，但“軟實力”這個詞本身在法語里卻是沒有的。用一個法語詞來把文化和力量掛鉤，在法國人看來大概不夠浪漫。對于既是詩人，又曾任法國教育部長的科薩維耶·達爾科斯來說，他顯然更喜歡把文化與相遇、溝通這些詞聯系起來，這也不失為法國人對軟實力的一種另類解讀。

達爾科斯曾經的身份是詩人，出版過《法國歷史詩歌選》等關于文學與法國詩歌的作品。他現在的職務是法國對外文化教育局主席。這兩種身份的交錯在他看來并無稀奇，達爾科斯援引法國著名作家保羅·克洛岱爾（Paul　Claudel）的經歷——克洛岱爾曾經在中國任外交官——來證明這種選擇順其自然，同時亦證明了法國曾經的文化影響力和文化外交步伐。

這種文人任外交官的情況在法國并非偶然。16世紀，詩人杜貝萊被任命為駐羅馬大使；18世紀，盧梭任駐維也納大使；19世紀，詩人夏多布里昂任駐倫敦和羅馬大使。同時代，詩人拉馬丁也被委以外交職務。文化，一直被法國認為是國家形象的最佳展示。在文化外交上，法國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文化的傳播往往以翻譯和語言為先導，1939年，法國的宗教團體在全球建立了千余所法語學校；1883年，法國誕生了第一所非盈利的私人文化宣傳機構——法語聯盟；1909年，法國外交部建立了一個國外法語學校與著作辦公室；1920年，法國政府重新對其職能做出定義：我們的文學、藝術、工業文明、思想在任何時候都強烈地吸引著其他民族；我們設在國外的大學和學校是法國真正的宣傳陣地，它們是我國政府的一件武器，這就是為什么外交部及其駐外機構需要督導這些對外文化活動、不惜成本地啟發和促進法國的知識滲透的原因，我們堅信知識滲透是我們的對外行動中最為有效的方式之一。

這種文化外交，在今天的法國又有了新的理解。達爾科斯認為，新時代在要求新的推廣形式，與更加廣泛的合作。他也更愿意強調法國對待軟實力與文化推廣的態度：既強調世界的多樣性，又承認自身的唯一性。要傳播，更要合作。因為有不同，才有新；求新，才能求變；追求變化，才能追求活力。達爾科斯承認國家之間的距離，但正是距離，才能讓我們認清什么是自己，什么是他人。

克薩維耶·達爾科斯，法國對外文化政策大使、法國對外文化教育局主席。曾任法國教育部長（2007—2009）、法國勞動及社會關系、家庭、互助與城市部長（2009—2010）；法蘭西精神與政治學士院終身秘書，2013年6月入選法蘭西學士院院士。

問=經濟觀察報

答=克薩維耶·達爾科斯

問：你曾提到中國給你的一個印象：這是個不斷自我毀滅又自我修復的國家。這種印象是政治上的還是文化上的？

答：回到具體的語境中，這是我在中法軟實力論壇上提到的一句話。實際上，這種提法主要是針對20多年來中國政府建立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中國文化中心——孔子學院——這樣一個文化體制。

法國的文化中心體制興起于20世紀二十年代，之后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又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重新興建，有較長的歷史。與之相比，中國的孔子學院是在近15到20年中建立起來的，因為新，所以體制比法國的文化中心更靈活。其中一個表現就是，孔子學院不僅在一些發達國家存在，更在一些還很落后的新興國家建立，并能根據當地的情況進行調整。

中國在新興國家建立的文化中心，引進的是最先進的設備、數字化的教學方式。在很多國家，只有孔子學院可以教授中文，這也就使得在很多相對落后的國家，中國擁有更大的文化影響力。尤其是在非洲，我曾多次在非洲游歷，在當地看到過很多孔子學院。中國現在很重視依托孔子學院來增加其文化影響力。

問：政治以及其他因素對文化是有影響的，因此很多國家的文化發展中都產生過斷層，法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是世界的文化中心，巴黎更占據了文化版圖的中間地位。如今法國仍然是世界文化重鎮，但不再是一枝獨秀。你怎么看這點？

答：法國在經濟上不再像以前那么強大，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是一個工業強國，但在文化上，我堅信法國從未衰落。無論是思想、藝術、生活方式還是電影，法國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法國過去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也是第一個運用文化外交的國家。所謂文化外交，就是通過外交來施展文化的影響力。而在當今時代，這已經不是法國特長了。德國有遍布世界的歌德學院，西班牙有塞萬提斯學院，中國有孔子學院，英國有英國文化委員會，意大利等國也有自己專門做文化推廣的機構。這些其實就是最近30年來發生的事情，也就是我們稱之為軟實力的存在。國家通過構建軟實力來推廣文化，不再僅僅是經濟發展程度的比拼。我將之視為一種進步。

但我認可一點：在新的時代，需要新的推廣方法。比如在網絡新生的當代，我們需要在網絡世界里加強法國文化的位置。在數字化技術的應用上也一樣。

問：在這些領域，法國是怎么做的？

答：數字工作其實一直是法國對外文化教育局的優先工作內容，與法語推廣、思想論辯同樣重要。在兩年多的時間里，我們發展了十多種數字化工具，像是IFMOBILE手機軟件，能查閱到世界各地的法國文化中心的文化活動；IFCINEMA：為各地的法國文化中心定制的了解法國電影的視頻網站；IFMAPP網絡軟件，以地理導航的方式定位法國在海外的文化資源，等等。

數字化遠遠不止是一種生產、推廣和分享知識的技術，也是一種主體、一種文化、一種知識領域……要在與其他文化的碰撞和論辯中發展。在這方面，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減少文化數字商品的增值稅，支持圖書館提供數字借閱服務，支持獨立書店等。

同時，新時代的一個弊端是互聯網的發展使知識分子——作家、思想家、哲學家——的聲音被娛樂壓制了，我們的一些機構要給他們提供論壇，讓他們來闡述自己的思想，促進對話。

問：軟實力在今天越來越多地被提及和討論，但這個詞在法語里是無法被翻譯的，法國對軟實力的理解，是否與其他國家有所不同？

答：法國對軟實力的理解，要分成兩個方面去解釋。首先是文化，法國人認為文化是一種交流和相遇的工具，是一種了解他人的渠道。這里面又包含了一種捍衛，因為文化廣泛地賦予人的權力。當然，我們并不是只捍衛法國的文化遺產，而是更加廣義的文化，更加廣泛的遺產，我所指的文化是一種混合性的存在。所以我們積極擁護聯合國提倡的文化多樣性。

第二點，文化也是一種影響力。我所領導的法國對外文化教育局實際上隸屬法國外交部，是外交上使用的推廣文化的一個工具。也就是說，我們希望法國的文化外交在世界上具有影響力，利用文化在當地建立聯系，影響一些人，或加強法國的產業、經濟在當地的地位。

在國際舞臺上，國家的作用已經退化，但民間社會、非政府組織、智庫集團的作用在加強。在全球文化的討論中，籌碼不再由傳統的國家或氣候、能源來決定。文化的力量在改變格局，軟實力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

問：在軟實力的構建中，或者說文化外交的開展中，法國又是抱有怎樣的心態？

答：簡單地說，法國的文化外交其實就三點。一、承認文化的多樣性，就像個人一樣，我必須承認，我不能只容納我自己，我得接納所有的人，我要承認這個世界是多樣的，文化也是多樣性的；二、承認自己是唯一的，以法國為例，就是法國在文化上具有唯一性、例外性，相對于別的國家，承認自身的特殊；第三點，就是如何讓我自身的這種文化的例外性，能夠施展出它的影響力，也去更好地理解別人，更好地溝通與合作。

對歐洲人來說，中國一直是一個令他們非常迷戀的國家。我也提到過，對于法國作家，中國意味著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種思考、另外一種生活方式。

另外，對韓國，法國也非常想與之保持良好的關系。因為韓國人一直對新的形象特別感興趣。不管在任何領域，企業也好、個人也好，它總希望更新自己的形象。而求新就要求變，就有創新在里面，我們對這個特別感興趣，所以希望能與韓國有更多、更廣泛的文化合作。

問：你既是一個官員，又是一位詩人，詩人的身份是否影響了你對某些政策和觀念的理解？包括對政治與文化之間關系的看法。

答：我是學文學出身的，當過20多年文學教師，后來進入文化外交領域工作，現在又被選為對外文化教育局主席。應該說，這只是我的一種個人選擇，是我政治能力和文學能力交錯的結果。

其實一直以來，法國的文化外交與文學的關系就非常緊密，比如法國的著名作家保羅·克洛岱爾（1868-1955）曾經在中國當過外交官。這一點也間接證明了，過去法國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尤其是法國的語言和文學。在17世紀，整個歐洲都講法語，在一般法國人的思想深處，認為對他人產生影響力的首選就是通過文學。

問：法國對于本國作品在其他國家的翻譯出版也非常重視，像傅雷翻譯出版獎，就是由法國大使館資助的，用于獎勵中國大陸譯自法語的中文譯作。

答：對中國來說，傅雷獎是惟一的一個由外國使館設立的翻譯獎。但對法國來說，法國在世界很多國家都設立了這樣的翻譯獎，對我們來說并不是惟一的。

法國對翻譯非常重視，我們通過語言來構建軟實力。我們有兩個主要機構做這項工作：法國對外文化教育局和法國國家圖書中心。后者有專門的系統來推動出版社和譯者翻譯法語作品，只要評選委員會認為一本書很重要，政府就會提供幫助。另外，法國對外文化教育局建立了一個網站，叫做IFVERSO，是反映法語圖書在世界各地的翻譯情況的平臺。它是一個數據庫，收錄世界各地翻譯自法語的圖書；也是一個社交網絡，供法國和海外圖書與翻譯領域專業人士交流合作，而且出版人還可以在這個網站上直接談判版權。

法國有位歷史學家曾說過，“翻譯是歐洲的語言”。依賴于翻譯的交流在國際上非常頻繁，因此我們希望這一平臺能成為歐洲范圍內的一個項目。法國只是倡導者，而歐洲需要捍衛一種模式。

問：法國的文化發展和它的文化氛圍是離不開的。過去，在巴黎先后興起了沙龍、雜志、講座等不同形式的文化平臺，走在世界的前列。法國在新時代是否有這種文化交流形式的探索？

答：確實，你說的這些形式都是在法國興起的。在文化外交上，法國總是具有獨創性。關于你問到的新形式，我認為以后很可能要用到社交網絡。目前法國已經有一個網站（公民實驗室，LABCITOYEN），能夠捕捉到世界各地的、有個性的、新的表達方式。當然這些表達方式要落實到具體的人，我們會廣泛搜羅這樣的人，然后接近他們，因為我們覺得這可能就代表一種新的方式。然后我們可能會邀請他們去法國，舉辦各種活動。這樣做，也許我們可以從中找出代表未來的方式，或者說是更適合法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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