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梁捷 

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是亞洲開發銀行在2007年提出的概念，意思是倡導機會平等的增長，讓絕大多數人都能享受到福祉提高的增長。與之相反的概念是攫取性增長（extractive growth）。2012年，MIT教授阿西莫格魯在巨著《為什么有些國家會失敗》中重點討論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以之作為解釋國家經濟社會成敗的核心要素。這樣一來，這個概念就變得無人不知了。

但即使在一個國家內部，也有可能在不同地區，同時施行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印度就是一例。近日兩位印度研究學者Samuel Paul & Kala S Sridhar撰文指出，印度南部的泰米爾納都邦（Tamil Nadu）與印度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經濟增長模式表現出巨大的差異，很可能就是由于制度包容性的差異所導致。

從一項十余年的統計來看，泰米爾有73%的人口屬于較低種姓（即表列種姓、表列部落、其他落后階層），比例奇高。而北方邦只有54%的人口屬于較低種姓。但是再來看經濟表現。2010年的統計表明，北方邦有39.4%的農村人口和31.7%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在全印度排在倒數第二。而泰米爾只有21.2%的農村人口和12.8%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在印度范圍內，北方邦靠近地獄，泰米爾靠近天堂。

 低種姓和賤民比例高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更高，貧富差距更小，似乎與我們的直覺不相符。高種姓的人群，應該比低種姓人群積累更多的人力資本和財富，這些都是決定經濟增長速度的重要因素?？杀狈桨顓s遠遠落在泰米爾的后面。兩位學者認為，這一切都應該從制度入手。

從歷史來看，泰米爾地區一直聚集著大量的低種姓人群，所以這里也是印度社會運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金奈（原名馬德拉斯）一直是加爾各答和孟買之外，印度的另 一個深受英國影響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地處南部，它還包含了反抗北方印地語文化、反抗婆羅門階級的文化因子。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早年就在泰米爾地區通 過泰米爾語電影得到廣泛傳播。那時候還沒有寶萊塢。

所以泰米爾地區的社會運動要比北方邦活躍很多。正是這些社會運動，把更多的低種姓窮人推向工作崗位，使得他們也分享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福祉。從邦一級的政治來看，泰米爾邦的政治權力絕大部分掌握在低種姓人群手中。他們也確實推動了低種姓人群的脫貧致富。

重要的是，這是一種互動的、自我實現的機制。隨著低種姓人群逐漸在經濟增長中獲益，他們就會通過政治選舉或社會運動，要求更為包容的制度，更充分、更公平地分享經濟增長的利益。所以兩位研究者把文章的標題定為“包容性增長的需求一面”，表明包容性制度并非從天而降，而是在底層人民不懈要求下才逐步實現。

而在北方邦，由于婆羅門為代表的高種姓占到相當的比例，他們早就牢牢控制了各種政治、經濟資源。北方邦很少有社會運動，賤民們也早已習慣了逆來順受。不過從 政治表現來看，北方邦也一直在推行各種扶貧政策，婆羅門們真的愿意在較少觸及自己利益的前提下，讓低種姓人群分享經濟增長的福祉，他們甚至愿意讓更多的低 種姓人群進入政府?？上У头N姓人群的識字率太低，許多為他們保留的政府崗位，設在那里許多年都找不到合適的人選。

吊詭的是，正因為北方邦的低種姓人群被壓抑太久，90年代發生了嚴重的社會暴動，規模遠比泰米爾邦常見的社會運動要來得大。社會暴動的結果，國大黨被趕下臺，代表賤民利益的大眾社會黨（Bahujan Samaj Party）等新興政黨上臺?？墒沁@樣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沒有為低種姓人群帶來多少實質利益，主張賤民榮譽與驕傲的“革命”卻沒有自動導致包容性制度。

所以真正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制度的因素，也許并非由擁有實際權力的政黨決定，而更多地受到看似無序、實則有力的社會運動的影響。在泰米爾，低層人民正是通過多年不斷的社會運動，清晰地表達出對包容性制度的“訴求”。有了訴求，上層政黨的制度“供給”才會有限。

這篇文章一發表，就在網上引發了熱烈爭論。有讀者來信說，這篇文章引用了大量過時的數據，而7、8年前的印度統計數據并不準確。從一個動態的角度看，泰米爾和北方邦的貧困比例的變動趨勢還很難說，有待于更精細的實證研究。

但是我想作者也許可以這樣回復。經濟學家所論述的制度，其中包含了顯性和更大規模的隱性制度，所以會在較長的時間段里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表現。雖然我們很難從有問題的過期數據中推斷泰米爾和北方邦的近期經濟表現，但過去上百年的社會運動歷史，已經幫助泰米爾邦占據一個擁有極大優勢的位置。隨著時間的增長，包容性制度必定會顯露出更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