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南泉/文

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作為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在蘇聯形成的原因都主要是從客觀因素去分析，如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建立什么樣的經濟體制，無先例可循；當時蘇聯處于資本主義包圍之中，受到嚴重的戰爭勢力的威脅，為此，需要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等等。無疑這些客觀因素對形成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模式有重要影響，但實際上，形成這樣的模式有其十分復雜的原因。它涉及多方面的問題，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如果只是從客觀因素去研究蘇聯經濟體制形成問題，那就難以解釋蘇聯長期堅持這種體制的原因，也難以理解改革這種體制為何那么難。

如果對管理權限的高度集中化與管理方法高度行政化為基本特征的斯大林經濟體制模式的形成進行考察，就會清楚地發現這一模式的確立、鞏固與發展，是由以下八個相互緊密聯系的因素作用的結果。

教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有關商品經濟理論

生活在19世紀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要消除資本主義存在的基本矛盾，首先要消滅一切罪惡之源的私有制，即改變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其次，隨著私有制的消滅，在未來社會商品生產也應消除，價值關系必將消失。這樣，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是自覺調節的，即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有計劃的、沒有商品生產的與自治的社會。從而，社會可以十分簡單地直接計劃生產與計劃分配。

這就是計劃經濟理論的淵源。在這種產品經濟觀支配下，就出現了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可以立即全面實現“一個國家=一個工廠”的設想，整個社會的生產與分配可以按照預先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來進行。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未親眼看到社會主義社會，他們提出的有關未來社會的設想只是一種預測，在考察商品貨幣關系問題時往往帶有一般的推論性質。我們也不能要求他們在不具備解決這些問題的材料時做出明確無誤的理論結論。

從思想理論上講，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前一直贊成馬克思、恩格斯有關社會主義社會是沒有商品生產的觀點。但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在商品等問題上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變化，開始認為新經濟政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商品貨幣關系。而斯大林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不從俄國實際情況出發，教條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此理論為基礎，一步一步地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之所以這樣做，也是為其在這一時期推行的經濟政策服務。

為了保證超高速工業化需要的財力、物力與人力資源，斯大林認為，必須利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達到控制經濟的目的。不能通過市場，而是要通過集中分配的辦法來實現對整個經濟的控制。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農業全盤集體化是合乎超高速工業化邏輯的產物，是從農村榨取資金與糧食的重要辦法。如果在這個時期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應該按照商品交換原則運行經濟，重視市場的作用，那么，也就不允許對農莊這樣的集體經濟下達幾百個指令性指標，更不允許工農業產品存在十分嚴重的剪刀差，就得承認價值規律的作用，并大幅度調高農產品收購價格。這樣國家就難以從農村獲得大量的糧食與資金，也就無法保證工業化的超高速發展。

另外，強化計劃原則與權力斗爭是實現政治集權的保證。列寧逝世后，聯共(布)黨內展開的種種斗爭，往往與權力之爭密切相關。斯大林通過黨內斗爭，把各個反對派逐—擊破，在這過程中把權力日益集中在自己手里。在政治權力集中的同時，他必須牢牢地控制經濟，其最重要的途徑就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

延續軍事共產主義政策

在國內戰爭期間，列寧提出了“一切為了前線”的口號，把整個經濟轉向軍事軌道，實行軍事共產主義政策，并在蘇維埃俄國形成了軍事共產主義的經濟體制。這個體制對后來的蘇聯乃至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構建經濟體制與認識社會主義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經濟體制模式的主要特點有：除了農業外，幾乎對全部經濟 (包括對超過5人的小企業)實行國有化，以此來達到最大限度的擴大國有制企業；對農民，通過余糧征集制征收全部農業剩余產品；從生產到分配全部經濟活動，其決策與管理權都集中在國家手里，實行強制的行政方法進行管理；在消滅商品、貨幣的條件下，經濟關系實物化；國有企業與國家(總管理局)的關系是一種行政隸屬關系，各企業從國家那里獲得全部物資供應，而企業生產的全部產品上繳國家，是完全的“統收統支制”；分配上實行高度的平均主義；實行勞動力的強制分配和普遍勞動義務制；當時很不發達對外經濟也完全由國家控制。

很明顯，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采取的一系列經濟政策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被迫采取的特殊政策。列寧一再指出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的不少政策超過了限度，多次加以批判性的總結，并指出，軍事共產主義政策在軍事上戰勝了敵人，但在經濟上沒有取得成功。在執行政策過程中犯了錯誤：“我們沒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把握分寸。”（《列寧全集》第四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頁）但俄（共）領導層和一般黨員干部中仍然有不少人把這個時期實行的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命令的、排斥商品貨幣關系的經濟體制視為長期有效的，這也是后來以斯大林為首的新領導層下決心取消新經濟政策，向軍事共產主義政策回歸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過早拋開新經濟政策

為實現由軍事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過渡，俄共(布)十大通過的決議中有一些重大經濟政策：首先是取消余糧征集制，改行糧食稅；實行商品自由貿易；在農村允許農民出租土地和雇工，在城市允許私人占有中小企業，把原來收歸國有的小企業歸還私人，還允許私人開辦不超過20人的工廠；在工礦企業，實行經濟核算制，發揮經濟杠桿的作用；以租讓形式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即允許外國資本在蘇維埃俄國開辦工廠和開采自然資源；進行貨幣改革，同時消滅預算赤字。

可以說，列寧從1921年提出新經濟政策到1924年逝世這段時間，他的全部精力幾乎都在研究如何有效地實施這些政策。但由于列寧過早逝世，沒來得及在對新經濟政策頭幾年實施的情況進行總結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與發展，使其系統化。他也沒來得及去解決新經濟政策與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及其他一些領導人在社會主義觀念上及未來經濟體制模式設想方面存在的矛盾乃至沖突。列寧逝世后，隨著新經濟政策的推行，俄共（布）黨內領導層的分歧與斗爭日趨尖銳。1929年斯大林在擊敗布哈林之后，就全面停止了新經濟政策。

隨著新經濟政策的中止，布哈林等人竭力維護的列寧提出的一系列正確主張已被最后否定。按照新經濟政策建設社會主義，建立經濟體制的可能性已被排除。斯大林的主張逐步成了黨的指導思想，這也標志著斯大林的經濟體制模式初步確立。

斯大林在結束新經濟政策的同時，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套“左”傾路線。他提出的“大轉變”有著深刻的含義，涉及各個領域，包括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領域，可以說是全方位的“大轉變”，為建立斯大林體制模式開辟了道路。也正是在這個時期，蘇聯社會主義開始變形。

超高速工業化加速經濟集中

從實際情況看，蘇聯工業化作為一個運動的全面開展始于1928年，即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共13年左右。

斯大林工業化方針的最主要特點是：強調高速度是工業化的靈魂；集中一切力量片面發展重工業；用高積累與剝奪農民的辦法保證工業化所需的資金。據估計，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從農民吸收的資金占用于發展工業化所需資金的1/3以上。

蘇聯工業化時期工業管理體制的主要變化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形成指令性計劃制度，這是蘇聯整個經濟體制的一個基本內容。

其次，不論部還是總管理局作為國家行政組織，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直接管理與指揮，都是通過行政方法實現的。

第三，與上述特點相關，企業實際上是上級行政機關的附屬品或派出單位。

第四，形成部門管理原則，這有利于中央對分布在全國各地企業實行集中領導。

第五，由于工業管理體制的上述變化，使得工業化時期力圖實行擴大企業權力和加強經濟核算的目的實際上都落空了。企業在人、財、物方面基本上沒有決定權的情況下，經濟核算只能徒具形式。

第六，工業企業管理一長制得以實際的執行。工業化時期斯大林推行的一長制，并沒有建立在經濟民主管理基礎上，企業廠長獨攬大權，成了企業真正的官僚獨裁者和斯大林模式基層的組織基礎。

第七，在工業化時期，企業國有化迅速發展。

工業化運動對斯大林體制模式形成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如果說，1929年全面中止新經濟政策和斯大林思想開始占主導地位標志著斯大林經濟體制模式得以初步確立，那么，斯大林工業化方針的全面貫徹，標志著不只是斯大林工業管理體制、經濟體制模式全面建立和已扎了根，還標志著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已全面建立并扎了根。

在工業化運動期間，斯大林在蘇聯創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業中最大最集中的工業”，而且是“按照計劃領導”的“統一的工業經濟”。

農業全盤集體化成了新的“農奴制”

從斯大林根本改變對農民的看法為起點，隨之而來的就是根本改變農民的政策，推行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其結果不僅僅是把占人口最多的農民與國民經濟中居重要地位的農業納入了斯大林統治經濟體制之中，而且意味著在蘇聯在朝斯大林整個社會主義模式邁進。

斯大林用強制乃至暴力的辦法加速農業集體化的主要目的有：控制糧食與取得資金；全面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消滅“最后一個資本主義階級”的個體農民。斯大林對此解釋說：“為什么把個體農民看作是最后一個資本主義階級呢？因為在構成我國社會的兩個基本階級中，農民是一個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產為經濟基礎的階級。因為農民當他還是從事小商品生產的個體農民的時候，經常不斷地從自己中間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資本家來。”（《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頁）就這樣，把在蘇聯社會中人口眾多的農民當作“最后一個資本主義階級消滅了。”這樣就在國內消滅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后根源，最后形成了完整的斯大林經濟體制。農業集體化完成過程中，蘇聯也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農業管理體制，并成為斯大林經濟體制中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

蘇聯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形成的農莊計劃體制具有以下特點：一是計劃的指令性，即國家下達的指標，集體農莊必須執行；二是指標繁多；三是完全忽視集體農莊是集體經濟的特點，實質上實行的是與國營企業同樣的計劃制度；四是從農業集體化時期開始一直到斯大林逝世前，國家在規定集體農莊生產計劃制度時，都以有利于國家控制糧食為基本出發點和原則的。

斯大林宣傳說，他的農業集體化是列寧合作社計劃的繼承和發展，實際上與列寧的晚年思想有著重大原則區別。列寧主張“在農民中進行文化工作”，使他們認識到合作社的好處，強調自愿原則，認為完成這項任務需要幾代人的努力。1922年11月底副財政人民委員弗拉基米羅夫到列寧那里做客，在交談中列寧說了以下一段被弗拉基米羅夫叫做“贈言”的話：“我們現在有兩個最重要的領域。第一個是商業，這就是學會經商，為的是首先同農村，農民結合。不這樣做有一天農民會讓我們去見他媽的鬼的。老實講，農民并不理會誰，什么樣的領導坐在城里，誰在克里姆林宮統治。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從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宮給他們什么。他們會使用這樣的試金石：同沙皇時期相比，他們生活變得好一些，還是變壞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產品換來比過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農具，如果還看到賦稅減少了，在農村再也看不到他們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長了，莊稼漢對新制度就會感到完全滿意。而如果不滿意，對付數以百萬計的農民是困難的，不可能的?？Μ樖┧闷鹆x、安東諾夫運動、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亂，都是對我們的嚴重警告。應當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長期的和平之中，同中農友好相處。”

糧食征收制幾乎征走了農民的所有糧食，使農民難以生存，導致在內戰后期終于揭竿而起，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

說“揭竿而起”不是比喻，而是真實的歷史。那時就有一宗起義叫做“叉子暴動”，農民沒有武器就把叉子當做戰斗的武器，可以說是“揭叉而起”。農民高呼“打倒康姆尼”，“康姆尼”是共產的意思，可以理解為“打倒公社”，也可以理解為“打倒共產主義”，反正農民不要你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了。那時官方把農民暴動叫做“盜匪活動”，但這并不改變農民反抗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實質。

列寧承認，那時農民暴動遍及全國各個省份。最后爆發喀瑯施塔得兵變?？Μ樖┧帽緛硎歉锩谋?，十月武裝起義時著名的阿芙樂爾巡洋艦就是從喀瑯施塔得軍港開過來的?？Μ樖┧玫乃且恢Ц挥袘鸲妨Φ耐粨袅α?，在革命和內戰中哪兒有困難，就派水兵去支援，如今連這后院也舉行暴動，而其綱領并不反對革命，而僅僅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錯誤政策。這些反布爾什維克的暴動匯集成一股強大的激流，使布爾什維克政權遭遇到革命勝利以來最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參見鄭異凡：《列寧在1922年的贈言》，（《同舟共進》2013年第2期）

戈爾巴喬夫在下臺后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在斯大林時期，工業化是靠強迫勞動，靠利用集中營的囚犯，同時也是靠農業的破產來實現的。對農業來說，集體化實際上成了新的農奴制。”([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著，徐葵等譯：《對過去與未來的思考》，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頁)

“大清洗”結束奪權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過程也是與圍繞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方針與政策所展開的政治斗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過程，也就是說，它是在蘇聯特殊歷史條件下在復雜斗爭過程中形成的。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運動，與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運動一起，稱之為三大運動。“大清洗”運動不僅是實現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的重要政治保證的手段，也是最終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

斯大林的“大清洗”涉及各個階層的人，既包括原反對派領導人及其成員，也包括蘇聯黨、政、軍的高層領導人與廣大干部隊伍與人民群眾。不論是“大清洗”的規模還是手段之殘酷，都可以說是蘇聯歷史上最可怕的悲劇。

“大清洗”運動結束了奪權過程。由于大規模的鎮壓，集中制發展到了專制主義，使全黨全國服從于斯大林一個人的意志，按照他的思想在蘇聯建設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

歷史傳統的潛移默化

要對蘇聯十月革命之后出現的種種重大問題有深刻理解，就必須把這些問題的研究與十月革命前俄國在漫長的發展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傳統聯系起來考察，特別是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的問題時，顯得尤為重要。

革命前的俄國曾是一個長期集權統治的國家。在十月革命前，俄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還帶有濃厚的封建關系。這就是說，俄國雖已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階段，但在經濟與政治方面仍保留著濃厚的封建傳統的特點。俄國的資本主義在相當的程度上是在封建主義體制中運行的。正如列寧所說的：俄國的“現代資本帝國主義可以說是被前資本主義關系的密網緊緊纏繞著”。(《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頁)

在這種政治經濟條件下，沙皇長期實行的是專制制度，國家最高權力在沙皇一人手中。斯大林所繼承的俄國歷史傳統，最主要是沙皇的集權與擴張。當然，這種擴張是以世界革命名義的擴張。而所有這些都要求有一個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依靠它來建立軍事經濟或戰備經濟，并把經濟權集中在少數人乃至斯大林一個人手里，成為其推行各種政策的財政經濟基礎。

斯大林的個人品性

斯大林作為蘇聯最高領導人，執政長達30年，因此，斯大林個人品性對斯大林經濟體制模式形成的影響是不能不考慮的。詳細摘錄斯大林傳記中有關對他描述的材料，在這里是不必要的。筆者只想根據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的實踐，來考察他個人對經濟體制模式形成產生的影響。

不少學者認為，堅毅、剛強和政治敏感反映了斯大林個人品性的一個方面，而粗暴任性、強烈的權力欲、冷酷無情、崇尚暴力、主觀片面、妒賢忌能和孤僻，是反映斯大林個人品性的另一個方面。斯大林是蘇聯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也是十分復雜的人物，因此，他的個人品性對體制模式形成所產生的影響也表現在很多方面。

斯大林的粗暴使他容易犯濫用權力、破壞法制等錯誤，從而使政治體制中的這一弊端不斷發展。斯大林的強烈權力欲，使得他不惜一切的破壞民主集中制原則，獨斷專行，排除不同觀點的人，甚至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斯大林在工作中不需要顧問，只需要執行者。他要求下屬對他完全服從、聽話、百依百順、完全遵守奴隸般的紀律。他不喜歡那些有自己見解的人，他用特有的粗暴把這樣的人推開。

斯大林的獨斷專行，不僅表現在領導工作方面，在對很多學科的命運問題上，也毫不猶豫地扮演了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對待遺傳學是這樣，對待語言學是這樣，對待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這樣。還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對不同意他觀點的學者，不只是極不尊重，還加以粗暴的污辱和嘲弄。譬如，對經濟學家雅羅申柯對政治經濟學家教科書提出的意見，斯大林說他“是在跟著布哈林的尾巴跑”(《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4頁)，是發了瘋的馬克思主義者。當雅羅申柯請求委托他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問題時，斯大林說，這個請求“不能認為是嚴肅的，至少是因為他這種請求充滿著赫列斯塔科夫的氣味”。

斯大林的主觀片面導致產生了一系列錯誤的有關社會主義理論，如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取得進展階級斗爭更加尖銳的理論，把階級斗爭視為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排斥、商品貨幣關系……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觀對道路和體制模式的選擇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斯大林崇尚暴力和冷酷無情導致大規模的鎮壓。1934年7月，斯大林與英國作家威爾斯談話時說：“一種社會制度被另一種社會制度所代替的過程，在共產黨人看來，并不簡單地是自發的和平的過程。而是復雜的、長期的和暴力的過程。”（《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1頁）“大清洗”運動中，濫殺那么多無辜，對斯大林來說，并不構成什么道德問題。他從不檢討自己，從不后悔，他考慮的只是為了不間斷的“革命”和擴大自己的權力而拼命向前，不惜用火和劍粉碎任何反抗，哪怕是最輕微的反抗——即使來自最親密的戰友。后來，實踐向人們表明，斯大林逐步對強制與暴力當作偶像加以崇拜。在斯大林看來，革命、所有制的改造、工業化、農業集體化、文化管理等等，都是強制暴力的同義語?，F在回過頭來看，斯大林之所以在很多場合下贊賞伊凡四世、彼得一世、葉卡捷琳娜二世是“偉大而英明的統治者”，也就不奇怪了。斯大林甚至還認為，伊凡四世專權和殘酷得還不夠，伊凡雷帝在處死人之后總是后悔和懺悔個沒完，這表現得不果斷，說彼得一世“對外國人過分縱容”，國門開得過大，聽任外來影響向國內滲透。

斯大林妒賢忌能也是他個人品性中的不可忽視的一個弱點。他一方面把與他同代的革命領導人通過各種手段排擠出去，壟斷了對列寧主義的解釋權，另一方面他竭力壓制知識分子，特別是黨內知識分子。斯大林的文化素質不高，沒有受過系統教育，不懂外文，而在他的周圍有不少智慧非凡和具有突出才能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這樣的環境里，斯大林有著無止境的想領導一切的欲求，卻是才能有限，因此不能不感到自己作為政治活動家、理論家和演說家都有許多不足之處。正是這一點促成了他的嫉妒心以及對任何真正有教養的黨內知識分子心懷仇恨。這也是為什么許多人成為斯大林敵人并不是因為他們反對蘇維埃政權，反對黨和反對斯大林，而是因為按對革命貢獻來說完全可以與斯大林平起平坐，甚至比斯大林有更大貢獻。（參見[蘇]羅·亞·麥德維杰夫著，趙洵等譯：《讓歷史來審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2-533頁）

在蘇聯國內再版300多次，譯成31個國家的文字，在世界共發行了約4.7億冊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也反映出斯大林個人的品性。這部書的主要觀點無疑是屬于斯大林的。該書的特點是：偽造歷史、教條主義、公式化和民族主義（在不少情況下變成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這方面的情況很多人熟知的，不需要進一步論述。但要指出的是，在蘇聯歷史科學中經常出現為沙皇的許多侵略戰爭辯解，不能不說與斯大林的影響有關，并在斯大林的對外政策中不時地有所反映。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下一篇蘇聯計劃經濟體制模式是怎樣傳到東歐各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