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詩依

香港是一個政府的能見度很高的地方。幾乎每天，電視里都有各色高官面對鏡頭回答記者提問，他們表情誠懇，態度端正，沒有半點敷衍、俯就之意。報紙上，政府永遠是小媳婦的角色，做好了，是應分，得不到表揚，做得不好，就慘了，報紙會劈頭蓋臉地問責，不依不饒地扒糞，從廉政公署專員宴請超標，到警察執法時碰到了示威女學生的胸部，都會連篇累牘地做文章。凡此種種，讓人感覺到，這里的權力，是服服帖帖呆在籠子里的。

香港也是一個公共服務發達的城市。居民享受免費的醫療服務、從幼兒園到高中的義務教育，可以在任何公共圖書館里一次免費借閱八本書。漫步香港，更能從細節中發現政府提供服務的用心與體貼——在密集、高聳的鋼筋水泥叢林中，見縫插針地密布著供市民健身的籃球、羽毛球場，以及供兒童、老年的健身游樂設施，許多球場邊上都配有免費洗浴設備。即便在高檔樓宇的身邊，也有供平民活動的場所。至于公共交通的發達、便捷，更是有目共睹。在香港地鐵里，站在候車的任何一個地點，抬頭就是乘車路線指示圖，你用不著費勁地滿站臺捉迷藏一樣去尋找。

總之，在香港，你處處能看到城市管理者的細心與體貼。這里的面子工程，不是宏偉的廣場，不是八線雙程的主干道，而是這些灑落在城市每個角落、與百姓尋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細節。這些日常的細節，讓普通人也能感到被尊重，被呵護，感到這是一個為人而存在的城市。當然，你更不必擔心會有執法人員用雙腳踩跺納稅人的頭的事發生。

籠子里的權力，優良的公共服務，這二者之間，有內在聯系。權力只有被馴服，才會用心為公眾服務，資源才會被更多地用在百姓身上。很多時候，提高公共服務水準，其實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想不想的問題。就此而言，香港的核心價值——法治與自由，絕對不抽象，它們與每個香港人的福祉息息相關，實實在在地造福著這一方土地。因此，盡管今日的香港有各種紛爭，但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能夠凝聚港人的最大公約數。

那么，一個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香港媒體人，當他遇到中國內地，并且在二十余年間，縱橫中國大地，深入觀察與思考之后，會怎樣看待中國國情？對中國未來又抱有怎樣的希望？

區家麟，香港知名媒體人，也是香港少有的中國內地巨變的專注的記錄者與觀察者。從1989年起，他就從事對內地的報道，在香港無線電視臺工作期間，曾經監制過《中國人上太空》、《西部大開發》、《六十年家國》、《新雙城記》等系列新聞節目，獲得過國際新聞大獎。很多年里，每隔兩三個月，他就要到北京采訪一次。2008年奧運會，區家麟正好在北京，在水立方內，他看到許多人在一座噴水池旁玩耍，玩兒得很開心，那一刻，他很感動：中國亂了、窮了150年，歷經磨難，現在終于崛起了！

這一刻的感受，也是作為香港媒體人的區家麟價值觀的寫照：不為天文般的經濟數字、宏大的工程而歡欣鼓舞，相反，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才是衡量發展的尺度。這使他看待中國的眼光，復雜而具有批判性。“裝備靈銳的心，做一個具批判力的愛國者；洞悉國家的美麗與哀愁，才能深切地心系家園。”他用詩一般的語言，表達自己看待中國問題的立場。秉持這一立場，他將對中國內地長達二十余年的觀察，寫入深情與理性兼備的《我的奇幻國情教育》一書，書出不到半年，已成港人了解內地政治與社會的很有影響力的讀本。

奇幻，是區家麟描述中國國情的關鍵詞。在他眼中，中國國情之奇，現實之幻，舉世罕有其匹。“你會看到最華麗與最揮霍、最絢麗與最荒涼、最溫柔與最暴烈，感官沖擊澎湃，直到你麻木。”高速發展的中國，在他眼中，奇幻有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神奇的拉丁美洲大陸。

注解華麗與炫麗的，是雄偉的硬件。在陜西法門寺，他被法門寺由景點擴展為“景區”、原來的寺廟搖身變為三四十層樓高的的建筑而吃驚，更為寺廟門前兩個足球場大的停車場而感嘆。行走中國，這樣的景象比比皆是。越是三、四線的城市，越熱衷于基建，熱衷于修筑寬大的公路。筆直的馬路空空蕩蕩，就像被遺棄的飛機場跑道，是常見的景象。“修筑這樣的馬路，不覺得浪費嗎？”面對區家麟的問題，連司機都能告訴他：這條路是為20年以后而建的！面對如此普及的大局觀，令區家麟感覺自己彷佛就是火星人。

而絢麗與華麗的背面，是權力失控、權利不彰。“中國的經濟發展太快，很多東西沒跟上，帶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是區家麟關注的重點。作為香港記者，令他感到悲哀的是，財富分配失衡、官員腐敗濫權，造成許多社會問題，自己常常被內地民眾當做一根稻草。在四川漩口采訪拆遷民眾，先是冒稱“廣東記者”以免引起無謂恐慌，結果當地百姓情緒激動：“廣東記者信不過，四川記者信不過，你們走！”待暴露出香港記者身份，奇妙的一幕發生了，村民態度大變，附近村民也聞風而來，將區家麟們圍得里三層外三層。沒有社工，律師難尋，傳媒失信，缺乏法律援助等維護公義與排解糾紛的制度建設，絢麗背后的這些荒涼，讓區家麟深感憂慮。

區家麟尤其同情那些“二次受害者”，并深致憂患。天災人禍，在任何時候、任何國度都是世情常態，而獨在轉型中的中國，天災人禍，常是受害者苦難的開始。第一次受害，來自毒奶粉、拐童集團、豆腐渣工程、野蠻拆遷，受害者失去親人、家園后，往往會面臨二次受害：司法不公、村官橫行，不但沒得救濟，卻淪陷于新的傷害。香港記者對這些二次受害者做了很多報道，新聞作品獲獎無數，而許多二次受害者的處境并沒有得到絲毫改進。區家麟說，每當夜深人靜，捫心自問，雖然盡了本分，但仍難免愧疚，揮不去深沉的無力感。

報道中國多年，區家麟常遇到“反對你反對”的聲音：“為什么事事都罵？難道中國一丁點好東西都沒有嗎？國家那么大，各方面都慢慢進步，多給一點時間吧！”

對此，區家麟的回答是：歌頌的聲音已經夠多，那不是我們公民的職責。他引述葛拉威爾《異類》中的一個情節：稍老的一輩人都記得，上個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發生的很多空難，飛機的殘骸上有“大韓航空”的標記。為何如此？現代飛機設計先進，有許多監測與補救系統，認為出錯機會極低。專業的調查發現，大部分的空難，都是連串微小的巧合與誤會積累而成，在關鍵時刻仍未能糾錯，多是機師與副機師之間溝通出了問題。機師雖有正負之分，但實際操作時，副機師負責監察與指正，甚至發出警告。

調查結果指出，當年韓國眾多不應出現的空難，乃因為駕駛艙內太和諧，副駕駛面對經驗豐富、狀甚權威的正機師，指出問題時太婉轉，不敢堅持；正機師則剛愎自用，不聽人言，這些尊卑有序的傳統，滲入語言結構里，談話時的尊稱、平日碰面的鞠躬問好，定義了權威與服從之間牢不可破的關系。葛拉威爾說，韓國的航空訓練后來大改革，全用英語對答，改變觀念，問題很快解決。

區家麟總結：韓國空難的故事告訴我們，即使朗月當頭，紅酒在手，亦每有陰晦之時，乖人過多，順從者眾，飛機會撞山。

面對中國駁雜、艱難的現實，區家麟提倡“五歲價值”，也即我們從幼兒園就被教育的那些價值：不要欺騙，不要說大話。要愛護弱小，讓座給老弱傷殘人士。要遵守校規，信守承諾，動口不動手。

其意拳拳，其誠可感。叫人不由得想起那句古詩：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