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波

6月7－8日，中美兩國元首在美國加州的“陽光之鄉”莊園舉行的氣氛輕松的會談，也許確實讓兩國關系得到了新陽光的照射。奧巴馬和習近平表示，雖然中美有很多分歧，但兩國維持穩定而緊密的關系不僅關系自身，也與世界其他國家息息相關。習近平邀請奧巴馬訪問中國，屆時也可能采取在一個相對休閑的地點會談的形式，這為中美元首的交往方式開辟了新范式。

西方人對中國外交的一個印象是中國非常注重外交禮儀和對等性，中國喜歡自己處于中心位置，得到隆重的款待，遵循嚴格的禮節，認為這樣才意味著尊重。中國官員在討論的過程中也傾向于發表事先經過集體討論的成熟觀點。而西方，尤其是美國，將舉行非正式的會談，例如莊園之內圍爐閑話，像兩個普通人一般的閑聊，視為對別國領導人更高程度的重視。在美國人看來，如果領導人之間能建立起朋友般的私人關系，將成為國家關系的最佳潤滑劑。而中國新領導人顯得更加開放，也更能接受這種方式。

奧巴馬希望這次會議能構建一個平臺，使雙方有機會進行更深入的非正式會談。因此，這次不受拘束的、即興發揮式的新型峰會，既能成為一種新模式，也預示著中美關系正在發展出更為常態化、穩定化的機制。領導人的會談可望構建一種合作框架，培育出基本的氣氛。具體的事務，無論是外交、經貿還是文化，都可留待具體部門做更進一步的商討。

安全機制

中美之間存在著一系列復雜的問題。這次首腦峰會的特殊之處是，匯率等傳統爭議性話題基本退居幕后，而網絡安全問題在“習奧會”中得到了美方的強調，雖然說這個問題并未吸引中國社會公眾的過多注意。美方稱中國黑客對美國企業、軍隊和研究機構展開網絡攻擊，竊取資料和技術。但諷刺的是，就在會議期間，美國自身的信息安全卻成為問題——美國政府被曝出于防范恐怖襲擊原因，對本國公民電話通話記錄和互聯網通訊進行監控。

朝鮮實現政權交接和舉行核試驗之后，一直是東亞的熱點問題。美國希望中國能繼續在朝鮮核問題上提供合作，盡所能地制約朝鮮政權的行為，這些都意味著中國應該負起更大的國際責任。換言之，美國認為中國是現行國際體制的獲益者，但中國沒有對維護當前體系發揮更大的作用，而在朝鮮、伊朗等問題上與美國合作被視為承擔責任的表現。

中國方面也有很多自身的關切。當前中國政府在中美關系方面最主要的考慮也許是奧巴馬政府推動的“重返亞洲”戰略對中國可能產生的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增強軍事部署，加強與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國的軍事合作，強化日美同盟關系，勢必引起中國的警惕，與此同時美國也在各個方向上同中國的鄰國加強接觸。

應該說，9·11恐怖襲擊之后，美國的對外政策確實過于偏重于中東地區，對亞洲的重視相對不足，甚至一些亞洲國家有被美國遺忘的感覺。所以美國面向亞太地區的“再平衡”也是一種正常的調整，是一種戰略上的必然。但美國應當向中國透露出明確的信號，表示這些行動不以防范甚至遏制中國為目的，否則有可能為中國內部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提供口實，阻礙中國的市場化和現代化改革。如果中國政府也因為美國的舉動而對其意圖感到懷疑的話，雙方就會不斷朝對抗的道路走下去，這將是一種危險的前景。但在中國方面，當它在與鄰國產生糾紛，尤其是領土爭端的時候，也需要多提供法理性的依據來支持自己的主張，而盡量少用民族主義的口號，同樣向美國明確展示自身“和平崛起”的意圖。

中美之間更深層次的討論，可以以東亞整體上的安全機制為話題。朝鮮核問題構成了東亞安全局勢的最大變數，但與此同時中日之間也存在因釣魚島問題而爆發戰爭的風險，雖然說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并不大。地區各大國都亟需一種協調機制來對沖這種結構性的不穩定性，中、美、日、韓等地區主要國家應該嘗試構建某種安全對話機制，及時預警風險并化解潛在的沖突。

貿易

與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相關而同樣引起中國憂慮的是，美國在世界自由貿易區建設方面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與《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這兩者都相當于是某種將中國排除在外的自由貿易俱樂部。

東亞各國之間能否達成自身的某種自由貿易安排？這個問題已經被討論了很久，但因為中日之間根深蒂固的矛盾而無法獲得實質性的推進。目前只是東盟分別與中日韓三國建立自貿區，構成所謂“小馬拉大車”格局。在去年11月的金邊會議上，東盟也聯合中、日、韓、印、澳、新啟動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的倡議，因為TPP建議并不包括所有東盟國家，所以東盟也要考慮其他應對措施。但無論是何種倡議，只要中日之間不能達成政治和解，東亞國家的經濟一體化就不可能前進，不可能達到歐盟的水平，甚至說北美的水平。但是也要看到，即使中日矛盾能夠緩和，美國也不愿看到東亞國家自行主導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局面。因為美國是這一地區的主宰性大國之一，而且東亞將是未來世界經濟的重心，為美國在戰略上日益重視。

中國也可以選擇“將計就計”，主動要求加入TPP，但這意味著美國將主導泛亞太地區的經濟融合進程。留給中國的另一個選擇或許是以更積極的態度尋求推動WTO多邊貿易安排的進展。2001年啟動的WTO的“多哈回合”已經因為各國利益上的矛盾、發達區國家的不合作以及金融危機的爆發而基本上陷于破產。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學者薩勃拉曼尼亞建議由中國自己發起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可以稱為“中國回合”——中國以開放市場換取其他國家解決中國的關切，不過這也涉及中國是否愿意繼續發起另一場放開市場與自由化的改革。

中國在經貿方面所要考慮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和收購所面臨的壁壘，其標志性事件是去年10月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發布措辭極為嚴厲的報告，以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為由，建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阻止任何涉及華為、中興的收購。華為因為遭遇政治狙擊，已經有所謂對美國市場“不感興趣”的說法。三一重工也在去年10月起訴奧巴馬政府，因為其子公司羅爾斯公司收購美國風電場被奧巴馬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阻止。最近雙匯收購美國食品公司史密斯菲爾德也引起美國方面的擔憂，主要是在食品安全方面，這可能使該項收購遭遇法律上的障礙。這些商業糾紛的癥結主要不是經濟利益上的沖突，而在于政治上的不信任。所以要解開這些結，為中美的相互投資創造一個相互友好的環境，需要由最高領導層的交流來降低疑惑，培育氣氛。

秩序

哈佛大學教授阿利森曾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認為就像古希臘的雅典與斯巴達一樣，崛起中的大國必然會和已經處于主宰地位的大國發生沖突。但歷史上通常的模式是挑戰者要求改變秩序，而既有大國要求維持秩序，如一戰爆發之前的德國和英國。然而，中國的表現并不像當年的德國、日本那樣咄咄逼人，相反，中國政府名義上還在堅守前任領導人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戰略，只是近幾年才開始對該政策有所檢討和微調。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就認為中國已成為“現狀強國”，傾向于維持而不是改變現狀。也許中國應該繼續鄧小平的教導，堅持傳統的不挑戰大國也不與大國政治結盟的政策，但確實可以在經濟領域有更大作為，尤其是現在不少發展中國家希望中國能發揮更強的主動性，成為發展中國家集團的某種代言人。

“修昔底德陷阱”所預言的中美沖突在短期內不會成為現實。因為一方面中國的實力雖然提升，經濟總量可望超過美國，但國家過于龐大和復雜，內部面臨著許多非常棘手的挑戰。這決定了即使崛起，中國政府的主要目光仍將投射在國內事務上，而不可能將重點放在國際舞臺與美國競爭上。再者，整個世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20世紀上半期流行的那種零和式的、過于強調領土和空間的思維方式。當時的大國對抗不僅是單個國家的對抗，而且是以不同大國為首的國家集團的對抗。

在今天的世界上，多極化的趨勢會強化，但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將存在很長時間，沒有任何國家敢于組建起一個與美國對抗的陣營，即使有這個想法也不會找到多少追隨者，世界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回到類似于美蘇對峙的分裂時代。但在東海、臺灣地區、南海等爭議性區域，中美也需盡最大努力防范可能的擦槍走火情況。在今天，中美維持不沖突態勢對世界的意義，要比在發生南海撞擊事件的2001年大得多。

定位

有的學者認為中美關系目前還缺少一個清晰穩定的定位。兩國關系受到各自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極大影響?？肆诸D總統任內兩國表示致力于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2001年小布什的上臺曾經令中美關系急轉直下，一度將中國認定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對臺灣地區出售一批先進武器，并宣稱將“采取一切手段”保護臺灣。如果沒有發生9·11恐怖襲擊、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一系列將美國注意力轉移到中東的事件，中美可能走向更多沖突。

因為美國的戰略轉移，小布什政府也迅速調整了對華關系。2001年10月和江澤民會晤時表示中美關系是“開誠布公的建設性關系”，江澤民表示愿與美方發展“建設性合作關系”，此后雙方多次重申這一定義。小布什任內中美關系保持了長期穩定，以至于這被視為他乏善可陳的外交政績中為數不多的亮點之一。2009年4月，胡錦濤與剛上任不久的奧巴馬在倫敦會面，兩國表示要共同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系，之后中國又提出了“新型大國關系”的說法。

在思想界里，對中美關系定位最有影響的是前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2005年提出來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當時美國國內正對如何認識和對待中國進行著一場深入的辯論。背景是中國加入WTO之后一直保持旺盛的經濟勢頭，對國際事務產生了超乎傳統的影響，美國已不能像過去那樣把對華政策當成地區性政策來對待，需要確認中國在世界上的新角色。美國認為，雖然中國的未來發展方向不明朗，但要接受中國實力會不斷增強的現實，而且中美經貿聯系的加強在逐漸塑造一種共生關系，美國在試圖遏制中國時要三思而后行。

佐利克強調中國并不試圖挑戰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和市場經濟，也就是說不與主流秩序為敵，因此建議美國不能將中國隔絕于國際體系之外，要引導和鼓勵中國朝向對美國有利的方向發展。對中國來說，佐利克的提法是一柄雙刃劍，中國比較樂見“利益相關者”一詞，這暗示著被世界秩序的主導者美國接納，但或許也擔憂“負責任”一詞所暗含的負擔。所以中國并未對這一定義明確表態，但無論如何這被很多學者視為一種相對更反映當前現實、也更符合中美兩國利益的定義。

總而言之，近年來每隔一段時間中美就要以一定的概念定義雙邊關系，這樣做可以為這一關系的推進注入新的活力。因為中美關系是目前世界上最獨特的大國關系，兩國既非敵人也非盟友，在經貿、地緣政治、軍事等方面都是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美國本屆政府奧巴馬政府認定中美關系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但奧巴馬任期內一是推行“重返亞洲”戰略引起了中國一定程度的顧慮，二是因為國內經濟未走出危機、面臨著來自工會等利益集團的壓力，因而采取了一些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做法，例如對中國投資設置政治壁壘、對多項中國出口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等。所以中美關系雖不能說有所惡化，但可以說進入了平臺期，雙方并未走得更近，而且2010年初奧巴馬宣布新一輪對臺軍售也曾讓雙邊關系一度非常緊張。

當然，奧巴馬上任之后美國也提出“中美共治”的“兩國集團”（G2）說法，但中國因為體制性的原因不可能明確接受這樣的邀請，而且中國無法確定美國的意圖。鑒于中國當前與美國的實力差距，類似于這樣的建議都有“捧殺”中國之嫌，因為中國在體量上、在國際影響力上，都沒有達到和美國平起平坐主導全球秩序的程度。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發起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是中美溝通的一個很好的機制，但在相當大程度上還只是一個經貿談判的平臺，美國可以借助其就匯率等議題向中國施壓。近年來中國方面也不再只是被動應戰，也在提出問題，但中美還需提升這個機制的規格，使之真正能對地區安全等戰略問題的解決起到作用。

和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情況相似，在其他方面，也是美國處于主動，而中國處于被動因應地位。美國所要求的事項多，而中國主動要求的事項少，有時中國在表達訴求方面不像美國那么坦率直接，不喜歡直截了當地提出要求，而希望美國能猜到自己的意圖，而當美國不能滿足這些需求時，中國因為自身利益得不到滿足，就不太愿意承擔美國所要求的“責任”，這又讓美國認為中國在一些事情上“不負責任”。這就構成了一種誤解的循環，要打破這種循環，就需要雙方都具體明確地表達自己的訴求。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薩勃拉曼尼亞就建議，中國應該達成一種“大交易”（grand　bargain），中國答應美國之所求，美國滿足中國之所需。具體而言就是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放棄一部分傳統上它所擁有的權力，換取中國發揮更大的全球領導作用，包括加快IMF等機構的投票權改革，讓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獲得更大的發言權，西方國家放棄否決權，或者給予中國否決權。這個建議不能說反映了中國目前最緊迫的訴求，但這種利益交換的思路是正確的。

我們所討論的這個意義上的中美關系，只有30多年的歷史，在其發展的初期，美國并不從全球性影響的角度來看待中美關系，只是到了2005年才有所改變，而中國對中美關系的重視程度要高得多，從鄧小平時代起，和美國保持友好，就被視為維持中國崛起所需的和平國際環境的關鍵。但是態度上的更為重視并沒有換來更為成功的政策，雙方不僅要改變溝通方式，還需要改革各自國內的體制，加強經貿上的融合，為中美關系培育更穩固的利益平臺。

今天中美兩國不能說是親密的朋友，但已不大可能回到相互敵對的時代。不過，兩國國民的相互認識仍有很大的誤差。認定美國有包圍、遏制中國圖謀的中國人不在少數，近年來，也有很多西方人覺得中國越來越想恢復過去的“天朝上國”地位，在與鄰國關系中變得更加“咄咄逼人”。這些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是溝通方式和文化差異造成的，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改變，例如美國需要更多照顧中國的情緒，考慮到“人情”意味，而中國在處理一些對外爭執時要學習西方，就事論事，注重說理，少用民族主義或其他的意識形態口號。歸根結底，中美兩國都是龐然大物，彼此對對方的走向都無法做出確定的判斷，相互之間的擔憂甚至恐懼無法從根本上消除。這種中美相互猜疑，又因許多共同利益相互接近的情況，還會持續很長時間，當務之急是化解猜疑，讓相互接近的趨勢成為主流。